| 逃票进京
48次由广州至北京的列车在子夜时分到达漯河站，进站前约二十来分钟，列车上的乘务员例行查票。
1973年上元节后第二天，我和韩殿邦搭乘这趟车北上，去北京找国务院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请求领导帮助我们解决知青转点。
我是从人口稠密的邵阳县农村转到土广人稀的安仁县农村去投亲靠友；韩殿邦是从蓝山县农村转到临武县农村，临武县有个公社需要一个拖拉机司机，正好韩殿邦会开汽车、拖拉机，两下一拍即合。但我们都因县知青办卡壳未能成事。
我与韩殿邦是在长沙文艺路韭菜园省革委知青办上访接待站认识的，他是衡阳的，我们都是插队知青。当然省知青没能给我们丝豪帮助，我俩就相约进京。可是，我们都没有足够进京的车旅费。我只有25元钱，韩身上更少，仅有5元钱，而从长沙至北京的车票是29元。我俩抱着“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悲壮心情，想到了逃票的办法。以一元钱买了长沙到汩罗的车票，然后就一直坐下去。
离郑州只有百多公里的漯河，例行查票了，我心情一下紧张起来。查票的女列车员要看我的车票，我无奈地慢慢的把车票交给她，随后韩殿邦也拿出了车票。列车员看了看票，眼角瞟出一丝冷笑。返身看看，列车长正在不远处，“列车长，这里有两个逃票的！”列车长闻声而来，接过查票员递过的车票，看后脸色浮现出一股怒气，横眉竖目地大声呵斥：“年纪青青的，光想沾便宜，说，去哪？”他的话一出，我们周围就过来很多看热闹的，个个流露出鄙视的眼光。我脸上顿感热辣辣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到底韩殿邦年纪大点，惊惶之余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同……同志，不是我们贪小利，实在是没有钱。我一年做到头，没分到一分钱，还超支，实出无奈啊。”“是啊，我俩是插队知青，遇到了自己无力解决的困难，不得已才进京反映情况，求上面帮助解决，我们认识错误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帮忙行个方便。”我也插嘴辨解，反正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何不痛痛快快说出来，渐渐地也就横下心来。听说是知青逃票，更多的人挤过来，看着我俩的窘态，有叹息的，有帮着说情的。有位四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说“逃票是不对的，不过知青确实很困难，想进京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又没有钱，虽然此举大错，却是情有可原。”有个河南大婶说：“俺那娃跟这两娃一样啊，哪有钱买车票，每次春节回家不是扒车就是逃票，有什么法呢。”说着说着，眼睛一红，叭、叭地掉起泪珠来。一位湖北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城里人有几家没有知青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苦，我看就算了吧。”忽然有位老大娘痛哭起来，边哭边说：“你们这些小子还好点，俺那可怜的闺女在云南，连女孩子的卫生都不能保证正常，现在落下了妇科病，呜呜呜……你们见到北京的领导时帮俺闺女也说说。”老大娘的哭声很快感染了不少人，纷纷陪着下泪。有些人拿出小票额的粮票，有些人拿出零币要塞给我俩，一个小女孩递给我一个大苹果：“大哥哥，你一定饿了，吃下这个苹果吧。”我一时手足无措，双手捧着头，眼泪线一样地流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是感动？是自怜？说不清楚。但是我一个身强体壮男青年，我不能接受别人的施舍，婉言谢拒这些好心人的捐助。
列车长、列车员被群情感动，答应不罚款也不要补票。不过违犯列车规定的事不能继续，到了漯河车站，还是把我俩请下了车。列车员要我俩不要从出站口出站，沿铁路一直向前走，走出车站。
我们按列车员的说法出了站，第二天就干脆改扒货车了。 | 
发表于 2011-7-4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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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4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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