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疑无路
儿子意想不到的住进了儿科医院。 在到处碰壁后遇到这突如其来的好事,一下之还真回不过神来。 尤其是孩子住医院,不让家属陪护,还叫人难以接受。
孩子入住当晚,我在旅社转辗不安,惟恐孩子不适应。继而一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让他锻炼独立生活的机会吗!这一想心里也就释然了。
次日上午,我抓空去逛了久违的上海,看到市场还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那北大荒是无可比拟的。
走着走着,我觉得街上两边的商店还是有点变样。仔细观察,才发现商店里安放的大玻璃橱窗都裸露在外,那些闻名全国的永安、先施等公司也不例外。 我记得过去来上海见到所有街面房的玻璃橱窗外面,无例外地都装有一层异常结实的铁栅栏。我奇怪这么些铁栅栏,怎么会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过向当地人询问。才知道原来58年大炼钢铁时,这些东西都卸走去练了钢铁。答案竟简单得出奇。 我不禁埋怨自己,犯了小儿科的错误。你想在举国上下,连门钮,铁鼻子都撬下来练钢铁之际,不利用这些现成的物事那才叫怪呢!
这位当地人还说,过去装铁栅栏主要是为防盗贼,现时也没有敢明火执仗行抢劫的人了,装铁栅栏确实也多余了,还影响景观市容。
只是他接着说。在文革中两派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也有人趁火打劫,砸烂了商店的玻璃橱窗大施抢掠。他还指给我看,哪些商店的橱窗被砸烂过,当时惨不忍睹,最近才修葺一新的。
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听他如数家珍似地介绍,啧啧称奇。
上午就在闲逛中度过。
到了下午,我早早的到了儿科医院。住院处楼梯口像门神似把着的老太太,不到时间绝对不让你进去,任你口出莲花也不成。
好不容易,盼到三点整,老太太放行。我第一个冲上楼去找儿子。
护士把我儿子叫出来。儿子歪拉歪拉地走过来,穿着医院发的略微宽大点的,带蓝白色竖条纹的病号服,还是那样面带笑容。我把他从头看到脚。看他是不是哪里少了一块。万幸没有丝毫缺损。
儿子告诉我,他们每人都睡自己的小床,每人都有自己的小面盆、毛巾。还说护士阿姨还教他刷牙。
到此我总算放下了一颗牵挂的心。
一个小时的会见,很快就到了。我只得又恋恋不舍的和他告别,说明天见。儿子也摇摇小手,学着我的口吻说:“明天见!”
“明天”和今天一样,上午我逛大街逛商店,下午早早来到医院等待这难得的一个小时。 我问护士,难道小孩手术后,我也不能陪护吗?那可是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啊! 护士说,那要看情况,如果是重症病患,手术后,允许陪护两三天。 天哪!要重症病患,术后才能陪护两三天。那就是说术后危险期内你家属共同担负着点,过了危险期,家属就靠边,拜拜,一切由医院负责。我总觉得不太适应。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儿子在医院里倒挺高兴,我却犯嘀咕了:怎么不见安排孩子手术啊? 医生说,手术大夫出公差去了(也可能是说别的医院请去会诊或主刀去了),得等他回来才能安排。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到了第五天头上。我们第一天来求诊时在诊室遇见的那位年轻女子找我们来了。她身后跟来一位瘦高个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位颇有风度的妇人。她自报家门说是儿科医院革委会的。 我奇怪,我们都住上院了和革委会还有什么关系!
原来,她是来向我们要孩子的X光透视片的。那是我们在哈尔滨医大二院看病时拍摄的,我随时带着,以备诊治时用。
这位革委会的妇女向我介绍了身边这位年轻女子,说她是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才分配到这里不久。还说她父亲也是搞医的,还是位教授。
听他这么一说,我了解到那位年轻女子出自医业世家。但我不明白她说这些话的含义,带着孤疑的神情望着她。
她不接我的眼光,接下去说:“我想让她在下班时把你孩子的片子带去请她父亲,和他的同事一起会诊(阅片会诊)一下。”
我就把孩子的片子交了给她。当时我还没有预料到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次日我去医院,才知道主刀的大夫已经回院。他研究了我儿子的病情后不同意为他动手术。
我立即找到这位个子不高,却显得很精神的大夫。这是一位已有四十七八,看上去医疗经验比较丰富的男大夫。
我开门见山的询问他为什么不能动这个手术,因为事先我知道这位大夫就在做髋关节复位手术。要不,门诊医生怎么会这么干脆的接受我们住院。
这位大夫向我解释说:“我是在做这种手术。但是我治疗的儿童年龄最大是五周岁,现在你孩子已有七周岁,我没动过这么大年龄的,对诊治的结果没有把握!”
六院说孩子太小了不能手术,这里又说孩子太大了还是不能手术,我真感到无所适从了。
“没有把握!”是这位大夫不敢动这个手术的理由。
我当时就向他表示:“手术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成功,我们皆大欢喜,你也可以从中总结出经验;另一种是不成功,我们决不会埋怨,而你也能够吸取教训,以利今后的治疗。”
我当时说的都是心里话,绝没有半句官样文章。但这位大夫还是拒绝。
事后和其他病人家属说起这件事,他们说这些已有一定地位的大夫,把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绝对不会做没把握,可能导致拆自己牌子的事。
我也只能无可奈何的表示理解。
这天下午,革委会那位颇有风度的高个子妇女,又来找我。叫我明天上午就来,早点来。说她会陪我们一起到新华医院去会诊。
次日,又是这位妇女和那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一起陪同我们去到新华医院。 新华医院在我看来比较偏远的控江路上,挺远,但由于有她们的陪同,顺利到达。那里的医生诊断的结果说得手术治疗,但别的没有多说。革委会那两位也没有多说,我们就告辞出来。
此时的我心里已是很乱,连正常判断的思维都没有了。
返回的路上,革委会那位女同志对我说,她们是想为我们治疗的,当时就接受我们住院也是破例的。她说上海本地人也都得排一年队才能入院。现在主刀的不敢动这个手术他们也没有办法。此时的我除了表示感谢还能说什么!
回到儿科医院,儿子照常笑嘻嘻的进入病房,他幼小的心灵还体会不到大人此时的性情。
次日我早早就去到医院,办了儿子的出院手续,儿子在这里住院整七天。
有意思的是在这七天内,我去探望孩子都在客厅内,从没有到过孩子的病房,不知那里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出了医院,我们重新挤入上海滩上那各自奔忙着的洪流。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山重水复真的就没有路了?(待续)201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