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上山下乡上访接待站（逃票进京续）

　　1972年夏，因成份不好与我一起下放回邵阳老家农村相依为命的父亲弃我西去，一时倍感孤苦，我就想转到安仁县农村投靠三哥。可是在上山下乡办公宝办理转点手续时被卡壳，心底很窝火。憋着气去省知青办求助未果，却在省知青办结识了衡阳知青小韩，他的情况与我相似，不同的是他是转到另一个地方当公社的拖拉机司机（那时的司机是稀缺人才）。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有了共同语言，我们相约进京求助国务院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我身上有25 元，他身上有5元钱，俩人合起来30元钱，凭这点钱只够一个人的车票，还有吃喝呢？要成行可不容易。但两人决心已下，义无反顾，向难而行。其间二人饱受逃票被查的羞辱；忍受龟缩在货车空厢里双手抱胸，背挨背借对方体温抵御正月零下二十几度黄河以北酷寒的煎熬，忍冻挨饿好不容易来到北京陶然亭砖塔胡洞56号，农林部上访接待站和国务院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上访接待站就设在这里。

　　接待我俩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斯斯文文的外表让人感觉到是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听了小韩诉说，他眉头紧锁，脸上微现无奈之色，略作沉思后说：“毛主席说‘农村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本来是件好事啊，唉！”到底是中央干部，政策水平就是高，在长沙省知青办，上访接待员说小韩想当拖拉机司机是重工轻农、好逸恶劳，小韩被被臭批一通，满脸羞惭。现在听了他这话，韩顿时觉得有了希望，迫切想听到他继续说下去。他转问我是什么事，我就把我的遭遇说了个大概，他听后更现同情之色，温和地说：“我女儿在我的老家浙江农村插队，也是孤苦无依啊，个中滋味我体会得到。政策是充许知青投亲靠友和转点的，我给你们县知青办写几句话，请他们帮助办好转点手续。”我满怀感激地连连道谢。”继而他又对韩殿邦说：“我为你写个证明，请地方酌情解决，你自己回去也多说几句好话，大多数人是吃软不吃硬的，你说几句好话，人家听着就舒服。”韩也连连点头，于是很快帮我们写好了证明信，提出意见，盖上国务院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的大红印章。并递给我俩一人一张盖有“国家救济” 北京——长沙的火车票，我俩连连道谢不已，激动的声音发颤。

这年清明前，我如愿转到安仁县军山公社东周大队来荷生产队，后来我在那里结婚成家，而没房子住就成了我无力解决的困难。于1976年冬天又用书信的形式向国务院上山下乡知青办反映了插队知青在农村结婚的困苦，国务院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马上把我的信加上批示转到安仁县知青办，安仁县知青办立即在全县进行一次“已婚知青”普查，查出四十多个已婚的知青没有了知青身份。并按实际情况给于各种补贴，给我补了三百元和三立方杉条做建房用，是补贴中最多的。

后来县知青办破天荒地召开了个已婚知青大会，安仁县有近百名。在会上我遇到了来自红星公社和豪山公社的几个长沙老知青，这几个人是1964响应“四个面向”来到安仁的这两个边远大山公社。他们那大山冲里人的穿着，黝黑的皮肤，疲惫神色，使三十出头的人个个象四十多岁的老农，不用说猜也猜得到他们也是出身不好的。见到他们，物伤其类的悲哀永久地刻在我的心头，直到现在一回忆起那一幕，心头仍隐隐作痛。

有次我偶然在湖南日报上发现全国进行“已婚知青普查”的报道，原来因为在农村结婚而从知青花名册被剔除的全国各地都有，我在信中暴露了全国各地普遍性的已婚知青困境，真想不到我的信起到了暴点的作用，成为当时实施安抚已婚知青政策的引子。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世事沧桑，生活中再难见到当年的些许痕迹，但记忆里的这些事却铭成永久。

注：请问一声，论坛里有不有在安仁县插队的知青？如有的话请与我联系。

有知道衡阳知青韩殿邦的也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