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中的潇湘晨报《走读曾国藩》记录片

乡音

因为这是潇湘晨报一个专题报道  第一站是长沙坪塘 ，征得作者同意，我想把整个系列集中在这一个帖子里， 灯火认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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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19 10:52

 

 

137年前归葬长沙坪塘，周围不许任何拆建、砍伐或建桥修路

 

撰文/李超平　　摄影/曾海波

　　3月5日，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狮子峰，曾国藩墓。

　　据朋友荣挺进在国家图书馆所查，所有写曾国藩、或由曾国藩撰写的书籍，从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共有700多种。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2011年3月5日，大型电视纪录片“走读曾国藩”摄制组一行从长沙出发，沿长江而下，穿越赣、皖、苏、沪、浙等省市，追寻曾国藩与湘军的足迹，探求他们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真正内因。

　　［首站长沙 拜灵启程］

　　1872年

　　浅葬长沙金盆岭，曾纪泽日记显示每月祭拜两次

　　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3.12）猝然去世的，终年62岁。据其生前流露出的“叶落归根”心愿，其弟曾国潢，子曾纪泽、曾纪鸿等从南京扶柩回湘，五月下旬才抵达长沙。因为天气开始变热，遂在六月下旬选址浅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

　　《曾纪泽日记》上册第215页记载：“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卯初起。饭后至九叔父（曾国荃）宅，偕刘训阁军门往金盆岭，看浅葬之地。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洵不易得，虽永安先灵可也。”

　　这场“浅葬”几乎花了曾家人一个月的时间。《曾纪泽日记》上册记载，“七月初六日，至金盆岭，祭告筑毕”，“七月十九日，至金盆岭谒墓”。日记显示，曾纪泽后来两年里几乎保持了每逢初一、十五日必定出城往金盆岭拜谒曾国藩墓地的习惯。

　　2011年3月5日，我们摄制组前往拜谒的地方，却不是在金盆岭，而是在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狮子峰。

　　1873－1874年

　　本想归葬家乡，但紫竹林墓地“皆嫰石”，“不可用”

　　浅葬，即表示曾家人此时并未完全确定曾国藩就注定安葬于长沙，固然有日后与欧阳夫人合葬的考虑，也有再次选择墓地的意图。曾国藩曾想葬回老家湘乡曾家祖坟，但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他亦拒绝了移动父母的坟地。后来他想起了早年办团练时长沙郊外的一处地方，这或是曾国藩初葬于长沙金盆岭的原因之一。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一（1873），曾纪泽的岳父、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原陕西巡抚刘蓉在其家原湘乡县去世。次年二月（1874），刘蓉正式安葬前夕，刘、曾的共同好友、原广东巡抚郭嵩焘，由长沙出发走水路12天到湘乡（郭在日记中写道：途中“守雨竟日，推蓬兀坐，昏不见人。平生舟行留滞，亦未有若此次之苦闷者也”），他此行专程前往刘家选定的墓地勘察，并顺便查勘曾家为曾国藩物色的一处离老家不远的墓地。

　　据郭嵩焘日记，这块由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看中的墓地叫紫竹林，是湘乡与湘潭县交界处的铜梁山的一个山峰，在山顶，可“见曾宫保（曾国荃）所治田庄，塅势之敞，水口之紧，真壮观也”。但郭嵩焘并不看好这里的风水，他在日记中接着写道，“此行于霞兄（刘蓉，字霞仙）葬地尚为慰心，于文正公此地耿耿”，虽然他认为“劼刚（曾纪泽）负强用气，吾言必不足征信”，但还是觉得应当“一尽言之”。

　　紫竹林墓地还是动工了。据曾纪泽写于祖宅富厚堂的日记，“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寅初起，饭后偕彭琴堂起行，辰正抵紫竹林，画定山穴”。直到次年二月二十五日（1874），挖掘过程中，发现“穴心，视之亦皆嫰石”，才认可“此地不可用矣”。

　　曾纪泽由此否决了将其父改葬于家乡的计划，而最终选择了今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之阳的狮子峰。狮子峰这处墓地，据说是清廷出费用，派堪舆大师寻访得来的风水宝地。不过在曾纪泽日记中，并未见到只字片语。

　　1874年

　　迁葬长沙岳麓区坪塘镇狮子峰，“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

　　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原配欧阳夫人去世，曾国藩的最终归葬之地已经尘埃落定，长沙坪塘伏龙山。曾纪泽十月初六日记记录了迁葬过程：“午初三刻（11点45分）至坪塘伏龙山，在山寺小坐，陪青泉入山，定向址，钉桩志之，未正（下午2点）始毕……夜至金盆岭谒墓。”

　　接下来，“十月三十日，……至金盆岭，监各夫役启阡（起棺）。”“十一月初一日，阴，微雨。率夫役安置文正公灵柩于大舆上，行六里，至南湖港，登舟，行安柩礼。旋解缆顺流下，泊大西门……”“十一月初三日，晴。辰初出殡，由大西门，遇路祭者三起。巳初二刻登舟，安置先太夫人灵柩，与先文正公并列。城中文武各官，自中丞以下，咸来祭奠……”“十一月初四日，晴。奉迁文正公、欧阳太夫人灵柩升舆登山。辰二刻离船，巳正二刻到山，安柩坎傍，诸客行礼，酬答良久……”

　　他在日记坦言，“与伯固及诸友议论方向、上下之位良久”，也表达了对风水家言的“茫然不解”，认为“勘舆家无真实可据之理”，但“以葬亲不敢不慎，聊从俗一拣择之”，他认为“究之五患之外，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而已，其余皆臆说耳，何是据哉”？

　　曾纪泽的这番话，颇有乃父之风：可以不认同，但不要排斥，体现的是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也不枉文正公深陷安徽祁门绝地还不忘以书信谆谆教诲“纪泽儿”。

　　2011年

　　墓地周围，30年来不许任何拆建、砍伐或建桥修路

　　曾国藩现在的墓地，距坪塘镇中心区约4公里，距离长沙市城区潇湘大道、绕城高速、岳麓大道三干线主匝道约为2公里。曾墓原先建筑规模很大，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8大部分。距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翰林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

　　我们在曾文正公的墓前肃立、鸣炮和鞠躬。只能说，青山有幸埋忠骨。我们随后访问了当地的村民。一方面，狮峰村的人非常以文正公安息于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有些许埋怨，因为三十年来，一直不允许在划定的区域内有任何拆建，包括砍伐一草一木，也包括建桥修路。不过说到底，还是认同了曾文正这个儒家人。所以，我们选择到文正公墓地致敬、禀告，祈求先贤护佑我们寻访曾国藩足迹的道路一帆风顺。

　　走读曾国藩

　　[壹·长沙]

　　为什么从长江开始？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

　　1860年代，长江，这条排名世界第三的亚洲大河，把“老大”非洲尼罗河与“老二”南美洲亚马逊河远远地甩在了经济排行榜的后头。东亚的经济中心，从十三行时代的广州，北移到了十六口通商时代的上海。是两次工业革命后，英、美、法、俄等西方国家潮水般外溢的商品，造成了这样大跨度的位移。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六口”，长江沿岸增加了宁波、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六个通商口岸。蒸汽船、航向标、机织布、煤气灯、照相术、自行车、消防队，这些闻所未闻的洋玩意儿从入海口溯流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直达面积广阔、物产丰富的中上游地区。

　　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恰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跨国公司、外资银行、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等，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那个大清国，这些都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他不是没有抵抗过，曾经对洋枪不以为然，对洋医将信将疑，对洋布敬而远之，但是在人生最后的12年里（1861-1872），对手逼迫他行动起来：建安庆内军械所——第一座兵工厂，铸黄鹄号——第一艘蒸汽船，建江南制造局——亚洲最大的造船厂，铸恬吉号——第一艘军舰，“商战”一词独家造，轮船招商拍板办，幼童留美破天荒……当我们从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抬起头来，不得不承认当年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他的时代，还在潜移默化我们的今天。

　　这就是“走读曾国藩”从长江开始的原因。文/曾海波

　　曾国藩（1811－1872）

　　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今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兄妹九人，他为长子。28岁考中同进士后，他一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

　　宝照渡可能真的该修桥了

　　家有四姐妹，因为从小性格内向，每次走远亲，带的都不是我。

　　老家在宝照渡对面的石板村，第一次过渡大概七八岁。妈妈带我去会同县城，记不清是去干吗，只记得过铁船（那时候，我们都叫铁船）时，很害怕翘板（船两头靠码头的铁板）压到自己的脚。看着它游过来，听见“嚓”的一声，我吓得跳了起来，随后被妈妈一把攫住，提到了翘板上。

　　后来上初中，每次回家过渡，看到船在对面，就觉得非常不幸。那时候，如果恰巧碰上船刚过去，就得等上半个小时。天快黑，路太远。过河后，还要一个人摸黑走一段山路，每次都是一边跑，一边往后看。2004年，上大学后，每年放假回家，看到的都是越来越破旧的铁船。2007年，男朋友第一次去我家，过渡船时，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拿起木棒，掐住钢缆想往后拉，但每次木棒都被钢缆卡住动弹不得。毕业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2009年，从老家搬到连山乡镇上后，回家都不再过渡了。听爸爸说，我出生以前，没有铁船，是差不多样子的木船。

　　在当地人看来，这个渡口存在太久，变化太慢，因此对这一切都显得有些淡漠。不过，宝照渡可能真的该修桥了。

 

 

1.安义有条“曾国藩小道”：刘坤一或曾在此“请鱼”  作者  李超平

 

      3月7日黄昏，摄制组沿“曾国藩小道”下山，小路起始处仍有完好的青石板，狭窄而逼仄，快要被荒草淹没。

　　3月7日，我们在驱车200公里从江西宜春赶到南昌之后，经过一夜停顿，再次出发，前往南昌市安义县新民乡塘边村，求证前一个雨夜，我们从《南昌晚报》总编辑叶先生那儿得到的关于“曾国藩小道”的信息。这个刊登在《南昌晚报·城市周刊》上的信息不在摄制组了解范畴内，却让我们非常感兴趣。不得不说，接下来一小时车程的路况非常之好。

　　同治五年（1866），正在围剿前线的曾国藩不可能来此祈雨

　　新民乡地处安义县西北部，面积约122平方公里，是安义县面积最大的乡镇，人口约1.4万，他们拒绝了所有工厂的进驻，全乡森林覆盖面积84%。

　　由新民乡纪委书记帅小生及塘边村委会书记帅式乾当向导，我们往狮山进发。狮山的海拔405米，有一条简易盘山公路直达山顶，路况良好。山顶是一处长宽各70米左右的平坦之地，四周留有完好的由青石片堆砌的围墙，高2米，宽约0.5米，已有130余年的历史，围墙下则是陡壁悬崖。这是一处树木浓郁的山峦，空气清新，环境幽雅，实在是一处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平地居中有一个圆形池塘，直径约10米，四周用麻石作为围墙，但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出产麻石。东侧坐落有一座寺庙，名曰“圣水堂”。而从山门进入平地之处，立有一个仿古的四角亭，亭内竖着五块青石碑，上有碑文，这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碑文的内容是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刘文宝乍一介绍，我们顿觉吃惊，心中涌起的，首先是一个不小的疑问：真的？假的？

　　“第二、三、四块碑是原物，其余两块则是仿制的，因为‘文革’中被损毁了”。村支书帅式乾坦言。我们仔细打量，三块原碑上的字体确实笔力雄厚、端正，像是旧物。而所指仿制的碑，其碑文字体确实气势委顿、笔架软塌，与另三块原碑上的文字有着明显的差异。

　　之前，当地人对碑文字的解读是，晚清同治时期的江西巡抚刘坤一、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于同治五年（1866）亲临此地祈雨，百姓因感念其德，便将为他们二人上山而修筑的青石小径命名为“曾国藩小道”。询问帅式乾，他今年49岁，“曾国藩小道”之说，是受其祖父、父亲口代相传的，可见由来时间也不短，且是当地村民的普遍认知。

　　但不得不说，同治五年（1866）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来到此地祈雨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围剿捻军的前线，其年谱里该年行迹中没有关于他曾经涉足江西的任何记载。刘坤一是否到过，则还需考证。

　　意在祈雨的“仿奏折式”碑文中，“臣”字显著小于其他文字

　　疑惑之余，我们将碑文逐字解读。起首就是“江西巡抚、臣刘坤一奏，为龙神灵应显著，请旨敕加封号，并恳御书匾额，以昭庥况而顺舆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不难看出，全部碑文竖排，显然是仿照奏折式样来刻写的，遇有“皇太后”、“皇上”等字样时，都会另起一行并高出一格，“臣”字也显著小于其他文字。行文语气也很规整，不像是杜撰。碑文中赫然出现了“大学士、两江总督臣曾国藩”字样，实在令人惊讶。为稳妥起见，我们逐字辨识，并不时讨论，几次三番之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碑文的意思。

　　第一块碑，写的是圣水塘（一眼所见的圆形水池）及“圣水堂”寺院的缘起。第二块碑文，则是抄录原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其大意是：此处水池由来已久，春夏不溢，秋冬不涸，旁有龙王祠，当地百姓相传池中有一种四脚神鱼，据传是龙王的化身，总于大旱之年出现，视祈雨者对龙王爷之诚意多寡而显灵布雨。此事在府志（当时属南康府）、县志中有记载。

　　同治五年（1866）五六月间，南昌一带大旱。刘坤一曾亲率全城官员祈雨，却无效果，人心为之惶动。遂于七月初，派人前来此处“请”神鱼，鱼刚进城，大雨即倾盆而下。但当时刘坤一并不觉其神，而是“犹以为事之偶然也”。直到五年之后的同治十年（1871）五月至六月，江西再次大旱，“复请神鱼”祈雨，又再次连降大雨，遂认为确有“灵应”。刚好朝廷当时有“凡志乘所载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请旨敕封”之规定，故为之上奏求封赏。

　　而奏稿中之所以出现了曾国藩的名字，其实是刘坤一为郑重其事，请他联署而已。碑文还显示，此份奏折系安义县优贡生熊子沂于同治十二年（1873）仲夏时节照录。

　　很显然，这篇奏折的内容揭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刘坤一与曾国藩均不曾踏足此山。所谓“曾国藩小道”是刘坤一当年为迎接曾国藩上山而特意修筑，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事实根据。但是，这样的说法既然存在久远，显然有其缘由。一方面，本地山民没有能力准确解读碑文，仅凭内中有“刘坤一”、“曾国藩”及数处“祈雨”字样就臆断他们曾经来过此地。另一方面，这样的冠名也未必不是山民淳朴情感的一种寄托，他们或许并不介意这两位名人是否真的到过，而是感念为解决百姓难题而想方设法的良吏。

　　当问起“太平军”，当地村民脱口而出：是“长毛”吗？

　　就我们亲自勘察所见，这条“曾国藩小道”尽管因盘山公路的出现而被荒废，但确实还能在密林中看到残余的痕迹。

　　路基宽约40-50厘米，靠山顶的部分已经没有青石板，据说是被山民们撬走用在他处。下山之后，我们又特意找到了这条小路的起始处，亲眼目睹了完好的青石板路，狭窄而逼仄，已经将要被荒草淹没。显然，这是一条方便人们上山求福的小径，却被好心地冠上了一个名人的名字。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两个叫“曾国藩”、“刘坤一”的人的其他历史并不知晓，更不用说“湘军”是什么概念。而当问起“太平军”，他们脱口而出：是“长毛”吗？

　　至于“神鱼”，安义县电视台的记者刘文宝提供了一个信息：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接到了当地村民帅式乾打去的摇把子电话，声称圣水塘里出现了一种有四只脚的小鱼。他赶到现场，亲眼看见这种小鱼长约5-6厘米，背部有黑纹，腹部粉红，接近透明。鱼装在玻璃瓶内，摆放在地。为确保拍摄效果，他还特意在瓶底放了一张白纸加以衬托。照片及报道文字曾发表于光明日报及本省报纸，但该报纸存档尚需找寻，而影像资料一时难以从该台资料库中寻得，且也担心时间已有十余年，磁带早已自然损毁。他甚至说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松下那款M9000的机器，笨重无比，使他爬山时吃尽苦头。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再没有这样的消息传来。但是我们推测，贵为一省巡抚的湘军名将刘坤一，他在对待这件今天来说很“迷信”的事情时是非常慎重的。同治五年首次派人“请鱼”进城祈雨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草率上报，而只是当做偶然。直到五年之后，这种“灵验”被再次重复时，他才郑重其事，为此还特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联署名字。以今天的理解，曾国藩应当看过此折，明了其意，才同意添上自己的大名。

　　值得注意的是，为这事上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江西兵灾之后”黎明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的呼声。故此份奏折开篇就提道：“江西兵灾之后，各府县或称某神保护危城，或称某神驱除巨寇，纷纷详请奏恳恩施；臣敷其事涉渺茫，情近陷渎，多予批驳。”由此看来，刘坤一既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更是一个懂得从善如流的人。

　　村支书家的族谱里

　　记载了族人击退太平军的事

　　踏访结束后，我们在村支书帅式乾家中翻阅了他们新修的族谱，因为上面收录了碑文的内容，我们用相机拍摄下来，再加以整理。我们还注意到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小陂崖剿贼歌》的短文，其中有“咸丰辛酉夏六月，发逆鼠窜安邑，分扰乡团，四出焚掠”之句，咸丰辛酉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发逆即指太平军。初步解读，其内容主要是写此地的帅氏家族为抵抗太平军的焚掠而奋起自卫，族人死亡二十七人，但击退了太平军。查曾国藩的年谱，该年六月曾经奏报太平军李秀成一部曾“扰逼南昌”，势必波及了紧邻的安义县。因此这段小小的族谱记载，与史实是吻合的。

　　回到南昌后，我们连夜查阅了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之七》第238页《安义龙神显应，请敕加封号并颁匾额折》，将其与碑文比对之后，只字不差，惟有一处疑似错误之处：标题下注有 “同治十年六月十日”，但文中又见“同治十年六月十一日（神鱼）到省”字样。或是点校时的失误将奏折日期弄错之故，有待今后再予厘清。

老灯火

回复 8# 乡音

     谢谢乡音姐提供链接资料[当为“走读曾国藩(四)”]：

     3月10日，我们摄制组一行在九江学院刘堂鑫教授、周敦颐第二十九代裔孙周斯全、九江三中语文老师曾昭义先生的带领下，穿过九江市区，来到位于庐山北面莲花镇冯家村的周敦颐墓地。九江市风景文物管理处专门设立了周濂溪墓园，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周氏后裔的协助下，周濂溪的墓地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

    《同治九江府志》对于“濂溪故居”有具体记载：“在莲花峰下，周茂叔乞身老于湓浦。有水发源于峰下，洁清干寒，下合湓浦。因筑屋其上，名‘濂溪’，盖取故里之川以名云”。昔日“江州十景”中有“濂溪古树”一景，表明当年这个地方曾经古树参天，别有风韵。但现在，古树早已不存。墓园管理方也自叹氛围尚不够浓厚，视为最大缺憾。

    我们恭敬地向这位家乡的先贤鞠躬致敬，随后瞻仰了整个墓地的情况。

    从罗泽南的年谱记载来看，为修葺周敦颐墓所写的碑记作于咸丰五年二月。《湘军人物年谱·李续宾》第124页有载：“宋儒周子葬于城外石塘铺，其墓及母妻冢遭贼损削，公督士卒葺治”。由此推断，罗、李师徒二人修葺周子墓的时间当是咸丰四年的冬季。

    罗泽南在《重修濂溪先生墓记》（《罗忠节公遗集》第249页）中写这一段经历：他与李续宾前往“浔城东南莲花峰下，周濂溪先生之墓”，因为“历年久，墓屺”，所以他们“购陶瓦与石，重修之”，并“命监生李兰亭、外委谢维德、先生二十二世孙周文珍董其事”，最后“不一月告成”。还提到距墓西北五里许的“濂溪书堂”，也因为“道光二十九年屺于水，兵火频鹜不暇”，而为之修复。

乡音

回复 7# 老灯火

 

刚才收到相关人士消息　这次走读又报了。特放上来网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开来看了，

 

潇湘晨报　走读曾国落4　九江

 

老灯火

回复 6# 乡音

       今中午特地听了南京师大郦波副教授在央视10套百家讲坛《评点曾国藩家训》一集中，关于曾小时愚钝后天努力成就一番事业故事。“一个笨小子背了一晚《岳阳楼记》却未记几字，气得躲在梁上一晚无从下手的贼跳下骂他‘蠢子’后逃去……”

       今年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故央视、凤凰卫视有系列讲坛。偶然搜索相关条目：

       《清史稿·曾国藩传》：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曾国藩识人之鉴越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导才。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蔡锷：曾、胡俩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实不愧为当世之名将。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章太炎：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函功名，善变人(虚伪)也。……金陵之举(屠城、杀忠王)……所志不过封御侯，图光紫……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检论》，卷八，杂志)

乡音

回复 5# 开山炮

 

还原历史是需要勇气的。

 

 

开山炮

回复 4# 乡音

主要是写此地的帅氏家族为抵抗太平军的焚掠而奋起自卫，族人死亡二十七人，但击退了太平军。

 

~~过去的教材会写成“地主武装垂死挣扎，被我太平军歼敌二十七名……”。以家族之力抗太平军，实属不易。

乡音

回复 2# 乡音      谢谢乡音姐转帖。上月老三届网友富厚堂之行，对曾国藩的生平有进 ... 老灯火 发表于 2011-4-19 11:48

 

谢谢灯火 晨报是一星期一次 我会跟踪收集放上来。作者是湘乡的 湘乡家园的管理员是在荷叶长大的年轻人。

老灯火

回复 2# 乡音

     谢谢乡音姐转帖。上月老三届网友富厚堂之行，对曾国藩的生平有进一步了解。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与毛皆对其佩服之至，自有其过人之处。毛提倡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乃曾颁布湘军“爱民歌”不许扰民之翻版。

     曾江苏病故归葬长沙坪塘而其亲朋遵嘱不扰民，也许还有续文？

乡音

2湘军立名南昌府：曾国藩和罗泽南在这里开创了书生带兵的先河

 

□撰文/纪录片《走读曾国藩》摄制组李超平 摄影/李稳

　　南昌市安义县天池禅寺，当地老百姓传说曾国藩和湘军曾到过这里，但据《走读曾国藩》摄制组考证，曾和湘军并没有到过这里。

　　滕王阁底楼，“华夏圣旨展览馆”展品。

　　走读曾国藩

　　[叁·南昌]

　　《光绪江西通志》·卷73·坛庙》记载的湘军人物在南昌的四处祠庙，是曾国藩与湘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8日，摄制组开始了在南昌城的寻访。

　　在研究曾国藩与湘军历史方面造诣深厚的胡卫平先生，曾在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曾国藩研究·第四辑》（2008年）上发表了《湘军立名及其发展考述（一）》一文（第70页），其中第二部分的标题就是：湘军立名于南昌。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

　　南昌·地理

　　公元前201年所筑的“土城”豫章，至1926年才正式得名南昌

　　据资料，公元前201年所筑的豫章城为土夯而成，据《名胜志》记载，其城周广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南有南门和松阳门，西有皋门和昌门，东北有东门和北门。

　　从汉初到西晋，城的轮廓基本没有变动。但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城市也有了相应改变。东晋简文帝咸安年间〈371-372〉，豫章太守范宁对城墙作了较大的修整，并新辟东北和西南两道城门。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豫章为洪州，都城也开始称为洪州城或洪都。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命都督朱文正增拓旧城，西城墙往内缩移三十步，城周长二百七十多丈，高二丈九尺多，废去了五个城门，留七个：东为永和门，东南为顺化门，南为进贤门，南偏西为惠民门，西南为广润门，西为章江门，北为德胜门。

　　民国初年，废州府，南昌称为豫章道。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驻南昌，正式设立南昌市，开始改建旧城。古老的南昌城墙延续至1928年全部拆除，在原城墙地基上改建马路，大致就是今日之沿江路、永叔路、船山路、榕门路、阳明路和八一大道。

　　南昌·背景

　　《光绪江西通志》·卷73·坛庙》第739页记载了湘军人物在南昌的祠庙有四处：

　　1.张文毅、江忠烈专祠，建于百花洲，祀前巡抚张芾，从祀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源。同治三年，巡抚沈葆桢奉敕建。光绪四年，巡抚刘秉璋奏祔祀甘肃按察使刘于浔（南昌县人，曾为湘军水师统领，同治三年战死于抚州）。

　　2.曾文正专祠，建于东湖龙神庙左。祀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两江总督曾国藩。同治十一年，巡抚刘坤一奏建。

　　3.马襄愍、罗忠节、王壮武专祠，建于筷子巷。祀九江镇总兵马济美、布政使衔宁绍台道罗泽南、布政使衔道员王錱。同治九年，巡抚刘坤一奏建。

　　4.江诚恪、李忠武、萧壮武专祠，建于袁家井。祀署广西提督江忠义、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按察使衔道员萧启江，同治九年巡抚刘坤一奏建。

　　罗泽南率湘乡勇援江西，是湘军首次出省作战，深得曾国藩嘉许

　　根据作者的论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江西告急（太平军围攻南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应江西巡抚张芾之请协防南昌，于6月22日夜进入南昌，因兵单势薄，且兵士非其直接招募，且缺乏正规训练，战斗力不强，很快便坐困危城，故向湖南求援。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檄调湘乡练勇1200名赴长沙，与新宁楚勇一道，组成援江军。这批人由罗泽南、朱孙诒（江西清江人，原湘乡知县，早先与罗泽南、王錱、刘蓉等创办团练）率领，还有李续宾、李续宜、夏廷樾（今江西南昌市新建县人）、郭嵩焘（后曾任广东巡抚、驻英使臣）、杨昌濬（后曾任陕甘、闽浙总督）、蒋泽澐（湘军布政使蒋凝学之子）、罗镇南、谢邦翰、罗信东、易良干、康景晖、杨虎臣等骨干十余人，其中多数还是罗泽南的弟子。新宁勇中途溃散，到达南昌城的只有湘乡勇。

　　七月十九日（8月23日），湘勇驻屯于南昌德胜门外七里街。二十四日（8月28日），太平军来攻，湘勇初战，罗信东、罗镇南、易良干、谢邦翰（均罗泽南的弟子）及军士81人阵亡。随后，李续宾指挥伏击太平军尾队而获胜。二十六日（8月30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设宴款待江忠源、刘长佑（时在同乡江忠源麾下，后曾任直隶总督）、罗泽南、李续宾四人。湘乡勇援江西，是湘军首次出省作战，其作战表现深得曾国藩的嘉许，坚定了训练湘军的信心，他和罗泽南等人还开创了书生带兵的先河，从此拉开了湘军历史的大幕。故学者胡卫平先生认为南昌是湘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点。

　　率湘乡勇首次出省作战的罗泽南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湘军名将，但这次驰援江西的时候，他还没有崭露头角。检阅他的遗集，有他当年在南昌城写下的多篇诗文。如《登章江门城楼呈江岷樵廉访》，此诗中提到了“章江门城楼”，目前已经不可寻，其位置大致在今八一大桥附近。

　　罗泽南与江忠源都是湘军早期的重要人物，江忠源的资历高于罗泽南，但二人彼此欣赏有加。这次南昌相会，其实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相遇。南昌解围后不久，江忠源擢任安徽巡抚，赴任庐州，随即于咸丰四年（1854年）元月14日，因兵败自杀身亡，离防守南昌也不过半年时间。

　　江忠源还是一位颇具特色的军事家，在湘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曾国藩一样，他曾努力钻研经世学问，以儒将领兵，是太平军早期的一个“劲敌”。早年在京城时以义薄云天著称，前后两次千里护送湖南同乡遗体还家。据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他经郭嵩焘引荐，与曾国藩在京城相交，相谈甚欢。善于相面识人的曾国藩曾对郭说：“京师求如此之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补充道：“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江忠源最后的结局，也确实是以身殉节而死，应验了曾国藩于十一年前的预言。

　　江忠源善于领兵。早在1851年首次应召赴援广西时，曾以湘江上游蓑衣渡之战而闻名。蓑衣渡之战的规模并不大，尽管还打死了太平军的南王冯云山，它的重要性却并不止于此。还迫使太平军放弃了之前沿湘江直流而下迅速进击长沙的计划，改以陆路进攻，一路遭遇清军的节节抵抗，从而为江忠源援守长沙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并打死了西王萧朝贵，更间接导致了曾国藩及湘军的出现（罗泽南等人率湘乡勇赴援省城并留驻，改交曾国藩掌管）。但他眼见早先募集的楚军已经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却没能停下来招募和训练新军，终于独木难支，功亏一篑。

　　江忠源一生转战四省，屡战屡胜，清廷也对他连连拔擢。湘军巨头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等人，均不约而同地把他视为士大夫出而领兵的先驱和榜样。罗泽南出战时的身份是这支1200人部队的统领，而江忠源已经是湖北按察使，地位、名声均远远不及。

　　罗泽南后来还再次来到江西作战，时间是在咸丰五年（乙卯）即公元1855年的夏季，曾随曾国藩在南昌城驻留。在此期间，他写了《雨后登江西城楼》：

　　绵绵西山云，飞向东皋雨。

　　雨后色苍然，莫辨云起处。

　　方位 ［筷子巷　　 寻找：马襄愍、罗忠节、王壮武专祠］

　　仅一间厢房的老宅，很可能曾是湘军人物纪念祠

　　根据《江西通志》上的线索，我们专门来到了南昌主城区的“筷子街”。筷子街过去确实叫“筷子巷”，仅三四百米长，原是一处客家人南迁时的中转站、暂歇地。据说目前很多客家人祭祖的时候，都会在祭案上放上一双筷子，就是因为先祖的教诲中有关于“筷子巷”的往事。

　　筷子巷有些窄，主路面约5米宽，汽车不能并行，两边布满了楼房，显得有些拥挤，与其他街道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主持修建了“马襄愍、罗忠节、王壮武专祠”，地点就在“筷子巷”。

　　马襄愍是原九江镇总兵马济美，“忠节”是布政使衔宁绍台道罗泽南、“王壮武”是布政使衔道员王錱，他们都曾在江西“建功”，故朝廷为其三人建立了纪念专祠。屈指算来，时间过去了141年，我对于在此寻访到这个湘军著名战将的纪念祠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直到我们走入筷子街第27号，才发现这里竟然别有洞天。这是一处临街的普通民居，为砖瓦结构，表面看上去，它是一幢三间式的房子，坐南朝北，中间有木门，石制门框。两侧各有小窗。进门后才看清楚，这是一座二进结构的房子，临街的这一进，是一个大通间。南侧有八角小门通往第二进。从此门走进去，发现内侧又是一个门厅式构造，面朝东，一侧有个小间，外侧则是一个厅。尽管现在这套房子被增加了很多临时建筑，也有不少的住户，整体显得凌乱，但仍不难看出其早先的辉煌。雕梁画栋比比皆是，木门、窗棂上都有精美的木刻图案。向住户们询问房主的情况，有人说早先是一个胡姓人的房子，后来去了台湾，此房子便充公了。但此人随后又申明说他是乱说的，不足以信。

　　周览两遍之后，我提出了一个观点，这处老房子，很可能就是那座当年设立在此地的湘军人物纪念祠。因为从现有布局结构来看，这里恰恰就是一处不适宜居家生活的宅子。因为仅仅只有一间厢房，尽管无法入内查看（住户锁门外出），但不难看出，这间厢房应当是用于日常管理、办公接待，外间的大厅类似展厅，内间的大厅是一处祭祀场所，正适合用来做祠庙的建筑。而且，这处场所很可能是在居民房的基础上改建而来，并非专门建造。总之，这处场所的本来面目，有待日后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无论此宅的身份如何，都值得作为宝贵文物尽快加以保护和必要的修缮。

　　南昌，滕王阁。气势已经不复当年，只是默默耸立在赣江之滨，看赣江水静静北去，看都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

　　滕王阁底楼的“华夏圣旨展览馆”保存了清时期及少量民国初期的一些圣旨原件，我们没有发现其中有涉及湘军人物的内容。但随后在另一个偏僻的展区，我们发现了几种与湘军有关的实体文物。那是光绪四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的时候，经朝廷批准而向各省募捐赈灾款项，该博物馆收集到了两份重要实物，就是发给捐钱者的收据。此外还有由吏部发出的执照，其中有咸丰时期某一人前后两份，刚好时隔三十余年，从捐监生到贡生，似可以组织一个非常好的捐功名案例。此外还有慈禧亲笔画、清时期的服饰、顶戴实物等，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也极大丰富了我们的拍摄内容。

　　方位［东湖公园　　 寻找：曾国藩和江忠源纪念专祠］

　　五棵粗大的古柳，或也“目睹”了当年罗泽南等人泛舟东湖的盛况

　　离开筷子街后，我们又来到了南昌的东湖公园。在相关资料记载中，曾国藩和江忠源的纪念专祠就在这一带。罗泽南等人也曾泛舟东湖，赏月吟诗。

　　据悉，南昌城内有东西南北四湖，东湖面积不是最大，但似最有名，“百花洲”就在湖心，现在有马路与环湖路相通。正是早春二月，湖水平静如镜，岸边几棵垂柳已经冒出了淡淡的绿色。根据《江西通志》的记载，江忠源的纪念祠就在百花洲上，而曾国藩的纪念祠则在“龙神庙之左”。但百花洲上找不到江忠源纪念祠的痕迹，沿东湖兜了一圈，也找不到一个叫“龙神庙”的场所或地名。一无所获，是我已经有心理准备的一个结果，因为时间太久了，而这座城市的发展太快了，这不只是南昌这个城市所特有的现象。。

　　当年，罗泽南写有《乙卯夏，余平广信贼，旋师南昌。六月既望，偕甘子大主政、李筱泉、吴竹庄两刺史、胡仲瑛征君、刘豫川明府家芸皋孝廉，泛舟东湖联句》一诗，有“此会竟成千古胜，将军驻马在洪都”之句。检《曾国藩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致九弟）中也提到甘子大，李筱泉（系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吴竹庄（指曾国藩的幕僚吴坤修，江西永修吴城镇人），此三人当时都跟随曾国藩在南昌，负责后方粮饷事务。

　　时至今日，曾国藩、罗泽南们身后时势变换之剧烈是他们无法想见的，此会也未能成为“千古胜”，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但这位大将确实曾驻马“洪都”南昌却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我们同样未能找到李忠武公李续宾等人的纪念祠，因为“袁家井”这个地名一时无法找到。

　　一城四条文化名人路：阳明、象山、渊明、叠山

　　也就是在满城寻访的时候，我注意到南昌有四条非常独特的路名。它们分别是：阳明路、象山路、渊明路、叠山路，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当取自王阳明、陆九渊、陶渊明、谢叠山四个著名人物。

　　《广信府志·卷五·武备 ·兵事》载：泽南留屯府城匝月，邀集七邑绅士讲道学，表彰名节，修谢文节公祠。此府志中提到的谢文节，即谢枋得(1226～1289)。南宋文学家。字君直，号叠山。

　　一城有四条文化名人之路，这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南昌城中一处独特的风景，既说明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深厚，同时也说明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名人的认同。有意思的是，这位以文人领兵，曾转战江西的文、理学名家罗泽南，不仅帮助重建了谢叠山祠及鹅湖书院，还在南昌、庐山等处留下多首诗文，并于咸丰五年（1855年）同学生李续宾一道，捐钱修葺了位于庐山脚下的周敦颐之墓。作为湘军统领，他们这样的举动其实是意味深长的。遗憾的是，这些史实已经将要被时间湮灭。

　　足迹

　　1855年-1859年，曾国藩在南昌

　　湘军人物与南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事实上，当年江西八府基本沦陷，惟独南昌城幸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它也是继长沙之后又一没有沦陷过的省城。湖北省城武汉、安徽省城安庆、江苏省城苏州，及庐州（今合肥）、南京等大城市都先后沦陷过。省城未遭沦陷的意义，不但让百姓避免了战争带来的伤害，也让城市里的文化得以幸存。这种幸运，其实是曾国藩带来的。根据曾国藩年谱、日记，勾画他在南昌的行迹大致如下：

　　1.咸丰五年（1855）

　　正月十六日（3月4日），抵南昌。委刘于浔（南昌人）设船厂，邓仁坤总理船炮、支应各局。设立制造炮、子药的楚师三局。

　　三月，移驻南康府城（今九江市星子县）。本月二十七日，驻吴城（今永修县吴城镇）。

　　七月十九日，从吴城赴九江，吊唁刚病逝的湘军骁将塔齐布（旗人）。二十五日，回驻南康，檄调彭玉麟统领内湖水师（因故未到任）。随后，罗泽南从义宁（今九江修水县）单骑到星子县面谈，规划今后策略。

　　2.咸丰六年（1856）

　　正月二十五日，吉安失守。

　　二月二十日，曾国藩至南昌，收集败兵，稳住阵脚。此后多次派人秘密回湘求援，但多被太平军截杀。二十一日，上奏称江西重要之由，尽管形势危殆，不能轻易放弃。

　　三月初八日，罗泽南因伤死于武昌城下。

　　该时期，曾国藩坐困南昌，“时以诗文自娱，不废吟诵”。并写了《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

　　六月十九日，曾国藩胞弟曾国华率湖北援江军抵达江西瑞州。七月十七日，曾国华自瑞州至南昌探望曾国藩，“为之悲喜”。

　　八月，由曾国藩另一胞弟曾国荃率领第三支“援江军”而来。后定名“吉字营”，为曾氏湘军嫡系。

　　九月初三日，曾国藩至瑞州劳师，见刘腾鸿治军严整，“深嘉之”。

　　该一时期，江西全省八府全部沦陷，仅省城南昌幸存。曾国藩在瑞州军营，“终日凝然，奏牍书札，躬亲经理，不假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

　　十二月，湘军进攻九江。十八日（1857年元月13日），曾国藩到九江。二十八日，回到南昌。

　　3.咸丰七年（1857）

　　正月，驻于南昌。十七日，因吴坤修收复奉新县，遂前往，与其同往瑞州。

　　二月初四日，回到南昌。

　　初九日，返抵瑞州军营。获悉其父亲去世，随即请假离营，回家守制。

　　4.咸丰八年（1858）

　　曾国藩因受命再度出山，督办浙江军务（太平军内讧爆发，石达开率十万大军出走，由安徽进入浙江）。于本年六月初八日，自湖南湘乡县家中出发。二十四日抵武昌，与省抚胡林翼相会。

　　七月初二日，离开武昌。前往江西赣东北一带指挥作战。转战今上饶、鹰潭、抚州、南城一带。

　　5.咸丰九年（1859）

　　因奉旨前往进击皖北，曾国藩于七月初十日由抚州抵南昌，仍住陶家花园。七月十三日，接寄谕，令进击皖南，遂再次启程。十六日，至盐局小坐。辰正起行，抚藩以下文武官员，送至滕王阁。从此之后，曾国藩再未到过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