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我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上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大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枪仗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真实的社会和贫下中农和想象的相差很远。条件很艰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钱。那时候标准粉的价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粮票买。也就是说，一个壮汉把一天的收入拿来买粮食，买不了两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带口，也是吃不饱的状态。插队的时候，没有油水、没有肉，一天两斤白面不够吃。有一次我吃炸酱面，一顿就吃了一斤九两，还没吃饱，舍不得吃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副指导员，管理队里的水。农民浇自留地水的时候正好赶上生产队要浇麦地，两者发生冲突，究竟谁先浇水？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于大公无私。我就让先浇集体的。可当时农民全都偷着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给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发生冲突，我还跟人打起来了。最后发现，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转身人们就扒水渠，他们互相之间都假装看不见，就瞒我一个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后来开队委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先公后私，等队里浇完了之后，再浇农民的自留地。开会的多数成员则表示，白天队里浇，晚上农民浇。我是最左的，一般干部都比我缓一步。我这个主张没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参观大寨时热血沸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这帮小“左派”的感觉是，可能要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层的事我们不清楚，无法判断。再说我们对四人帮特有的那些空话大话也没什么好印象。
1977年，我参加北京先进知青参观团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回来后，昌平的几个知青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大寨那套东西行还是不行。我们在大寨的时候都热血沸腾，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计这趟大寨参观的激情就全消了，温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说，一看我们村那帮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偷懒，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们，跟牲口似的。
这时候，一个大学毕业后申请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就插话说，内蒙有个知青，写了一本书，基本观点是：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包产到户。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标准的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主张有一种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么搞，中国农业肯定行，肯定粮食够吃，农民肯定使劲干活。
当时空气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沉默了多长时间，我说，说这话的伙计被抓起来了吧？她说，抓起来了。
这个人叫张木生，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是绝不敢想这么干。当时我敢想的最远的就是，扩大自留地面积。对于张木生的被抓，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不被抓起来，天理何在？
背叛“理想”参加高考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有的人相当动心，有的人就决定坚决不考，这部分人不多。中间的动摇分子说，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样立场就太软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说。这部分人居多。我属于中间偏左的，当年就没考，也没复习。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一直到了年底，他们都考完了，我才经受不住压力，开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准备考试，开始看点高中的课本。
1977年年底进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学。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学。因为刚恢复高考，我完全不懂怎么填报志愿，就按照我喜欢大学的顺序来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纯种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愿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后觉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愿好像是南开，那是周总理的母校。我当时对历史不感兴趣，觉得钻到故纸堆里太没出息了，那么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召唤着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唤反而钻到故纸堆里面去，不可理解，太陈腐了。中文系是当时第一热门系，所以我就选择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数很高，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人大。我以为我会留恋农村，我以为上不上大学对自己无所谓，恨不得认为考不上更好。考试之前一直这么觉得，考完后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录取通知时，正是护秋的季节，就是派人去看守庄稼和果实，以免被偷。农民怕得罪人，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我抓着谁都翻脸不认人，于是就让我护秋。我当时还创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个小偷的生产队纪录。
我正在护秋呢，有人到处找我，说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总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听说在我们县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装不动声色。回到宿舍，我拿着镰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没人的地方，忽然心里一阵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顺着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后大气儿都不喘，意犹未尽地又蹦了几个高，大喊了几声。之后，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么会这样？我真的那么想离开农村么？对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觉得我不那么在乎这事，我挺留恋农业学大寨的呀。我是大队副书记、生产队指导员，身兼重任，还是先进知青典型，自我感觉也是一个革命者，不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钻到大学里去读书的人……可是我怎么能这么狂喜呢？我怎么这样啊？当时内心的狂喜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差不多该上学了，村里面我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经上任了，可我就是拖着不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人们都说，你干吗呀，还不回家去？实际上我当时处境已经很尴尬了，感觉自己确实成了局外人。最后还是大队书记把我送到车站，好像还是把我轰走似的。还没开学，我提前了一段时间离开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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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7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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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8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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