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的恩师
碑文里“爱生如子”这4个字里的往事，在1958年农历九月终止。
1957年，因为教学成绩显著，区里的书记点名把谢玉璧从乡小学付集小学调到了区中心小学李兴小学。
从乡小学到区小学，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在54年后的今天，在谢玉璧的学生朱德连看来，这次调动无疑是一场灾难。
“他要是还在付集教书，可能就不会成为历史反革命。他在付集威信高，把他打成反革命的话，学生不愿意，学生家长肯定也不愿意。”朱德连说。
这个当年年龄最小又最调皮的学生，对谢玉璧“又尊敬又怕”。在他看来，谢老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时，到李兴工作才一年多，威信还没建立起来。
“那时候谁有本事打谁反革命。一上来全让你给提意见，后来才知道是坑人。而谢老师这个人又很正直。”他用指头捣着桌子重重地说。
妻弟王兴华回忆，谢玉璧到李兴工作仅仅一年，太和县一个领导说，谢玉璧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副连长，还代理过3天连长，不能当老师。于是，这个深受学生敬重的老师，随即被开除回家。1958年8月3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5871061号判决书，判谢玉璧为“历史反革命”，管制3年。
在72岁的孙光亮看来，正是那3天的代理连长经历，让自己的老师遭受了屈辱，并最终寻死。“那时候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在部队是连长，在地方上是区长，但那时候的区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他解释说。
孙光亮先后在阜阳和西藏等地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最后在阜阳市农委主任任上退休。得知要为老师立碑，他告诉老同学：“需要多少钱你们讲，不够了都是我的。”
在付集小学时，谢玉璧只教过他半年，但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少先队大队长，和老师打交道比较多。
因此，孙光亮也有机会看到谢玉璧如何为学生花钱。班里一个男生没钱理发，谢老师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让他去理发。
但价值一毛七的肥皂，谢玉璧却舍不得买。有一个场景孙光亮至今难忘：洗衣服前，谢老师会把草木灰装在篮子里，从上面浇水，然后从下面接着，沉淀之后，用上面含碱性的清水洗衣服。
冬天，孙光亮看到谢老师的床单下，仅铺着一个花五毛钱买的蒲草织的席子，席子下面是用麦秸秆压的麦草。他还多次看见老师坐在床上补领子和袜子。
放下手里的针线，回到课堂上，除了教语文，谢玉璧还教美术和体育。
体育课有3个项目：篮球、跳远和单杠。篮球架是找木匠做的，单杠则是把当时打兔子用的土枪上的铁管抽出来，固定在两个木桩上。跳远用的沙坑，谢玉璧自己挖，自己从河里挑沙。
“这些都是谢老师自己设计自己弄，他在黄埔军校读过书，知道怎么弄，别人都不会。”2月25日，孙光亮坐在书房里，细细梳理着对老师的记忆。
模糊的父亲
对谢树秋来说，他并不愿多提“黄埔军校”这4个字。他感慨道：“我父亲如果上的不是黄埔军校，也不会这个样子。”
1958年的秋天，当时7岁的孩子目睹了父亲接受管制的场景。父亲每天跟在犁后面，拣犁出来的红薯。白天还有人专门看着，防止爱面子的谢玉璧自杀。
但农历九月的一个早上，王兴荣久久不见丈夫，便问女儿谢树英，“你爹人呢？”
“俺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找着人，找到了他给俺娘留的遗书。”71岁的谢树英回忆道。她清楚地记得，遗书上写着：“小周（谢树秋乳名）他娘，你是个苦命的人。我死后，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响社会主义拖拉机犁地。也别烧纸钱，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生活。”
把遗书交给母亲后，谢树英在屋后大坑边的桃树上，看到了吊在上面的父亲。
谢树秋当时正在李兴小学一年级教室里上课。比他大3岁的一个堂哥，把他叫了出来。“他告诉俺，俺大死了。俺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没大了。”谢树秋含着眼泪回忆说。
父亲谢玉璧的形象，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其实一直比较模糊。“他们说，俺大面相像我，个头也跟我差不多。”身高大约1米6的谢树秋说。
父亲的生平，他在1986年才完全搞清楚。那一年，35岁的谢树秋和舅舅王兴华一起，走进了太和县法院的档案室。
档案里，父亲其实叫谢玉备，生于1924年，1943年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36军28师83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代理连长3天即被解放。在解放军部队学习6个月后，谢玉备留在四川的解放军部队，直到1950年回乡，开始在二郎小学任教。
两年后，谢玉备调到了付集小学。在那里的几年时间，他的人生与如今这群为他立碑的学生交融在了一起。他也在这些学生此后50多年的人生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朱守仁记得，1955年他毕业时，付集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此前3年，该校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一共只有6个。随即整个李兴区都在传，付集小学“放了卫星”，由此被称为“淮北一枝花，付集小宝塔”。
为了搭建这座“宝塔”，谢玉备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秋天，学生王长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谢玉备和学生朱德固一起趟着水，走了十四五里路，到王长兴家家访。75岁的王长兴至今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到处发大水，谢老师进门时披着床单，光着脚。返校后，谢老师不仅帮他交学费，还经常给他生活费。自己生病时，也是由谢老师背着去看病。
由于教学成绩显著，谢玉备又接连带了两年毕业班。1956年，他的学生有11人考上县重点中学。195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个，超过了李兴小学。
然而升学人数越多，对谢玉备的家人来说，就意味着越大的亲情的空缺。
在年幼的谢树秋眼里，父亲教书拿工资，但从来没见拿回家过。父亲每月工资14块钱时如此，1953年涨到30块钱时还是如此。谢树英那时已经懂事，她知道，父亲的钱基本都用在了学校和学生身上。
“那时候学校里扭秧歌，打腰鼓，很多都是俺大自己花钱。他的钱都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了。”谢树英回忆说。上四年级时，因为家里没人干活儿，她只好辍学。
她印象中，父亲非常俭省。下地干活儿时，他会把母亲给他做的布鞋脱了，赤着脚。
当时，王兴华在界首一所小学当教导主任。姐夫去看他时，说的大都是跟教育和工作有关的事，很少说家事。
星期天，谢树英和谢树秋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回家。倒是家在付集小学旁边的孙光亮，经常会看到留在学校的谢老师。
孙光亮后来到付集乡政府做了财粮员。有一年，他开会开到除夕12点，走了18里路回家，路过付集小学时已凌晨2点。学校的大狗追着他叫，也吵醒了看校的老师。他一看是谢老师，便招呼他去自己家过年。“不行啊，我得看校。”谢老师很干脆地回答。
实际上，那几年寒假，基本都是谢玉备在看校。他放假很少回家，而家人也从来没来过学校。儿女失去了感受父爱的机会，学生们则深切感受了老师的恩情。
王长兴一再提及，他当年没饭吃时，谢老师不仅省下口粮给他吃，还给钱，“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都给过”。
在谢老师的帮助下，王长兴几经辍学和复学，最终完成了学业。如今提起老师，白发老人声音颤抖着说了4个字：“恩重如山！”
这种恩情，也留驻在其他学生心间。77岁的董玉华因为半身不遂无法行走，参加不了老师的立碑仪式，他特地托一位同学把份子钱带给朱守仁，并让同学郑重转告：“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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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2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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