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二十七）

                                  新至善村（二十七）

       父亲之所以去南宁师范学院，也是他北大的同学作的介绍，说只要父亲去就给聘为教授，还说我母亲也可安排在院医务室工作。与贵阳师范学院相比较，南宁师范学院虽也被定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但它是所新成立的学校，只筹建于1941年10月，比贵阳师范学院晚了四十年，何况，贵阳是省会，而南宁当时只是广西的一个边远小城，广西的省会是桂林。但因南宁师范学院的待遇高些，还可安排母亲，再有南宁的交通比贵阳便利些，有公路和水路；而当时的贵阳只一条公路通外面，三天才开一趟长途车出省，太不方便了，所以父亲选择了去南宁师范学院。
     父亲先回长沙，到营盘街看望住进新房子里的祖母，带着好几大包行李（大部分书）乘火车去广州接我母亲和金泽渊去南宁。父亲是在广州雇了条小船沿西江去广西的，这小船只载着我父母亲哥哥三人和七八包行李，船家一家子也在船上，吃喝拉撒睡都在船上，小船有时靠摇橹，有时靠风帆，慢慢溯江而上，进入广西就叫浔江，过金田、贵港，进入邕江，十来天才到南宁，这已是1947年8月了。
      南宁师范学院在南宁市的八角亭处，八角亭是座呈八角形的两层的教师公寓楼，中间是个大厅，就叫八角厅，南宁师范学院，厨房就在各自的房门口，在露天或走廊里生火煮饭。父亲他们是住在楼下，隔壁是杨继本老师一家住，他夫人宋美华，大女儿杨妹妹刚出生，还有教生物的梁启新老师一家也在这里住过，后来搬到别处住了，他们家是广东人，儿子梁至匡也是在南宁出生的，比我早一年出生，他们两家后来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也住在新至善村，我们在南宁八角亭的三家又在长沙住在一个村里哒，我在后面还会说到的。
     这栋八角亭里还住有几户湖南人，他们是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谭丕模祁阳人、理化系教授兼系主任谢厚藩新田人，史地系教授汪泽楷湖南醴陵人，都是湖南老乡，父亲很快与他们熟悉了。当时，南宁师范学院还有一个湖南人，就是历史教授杨荣国，他老家在长沙市东边乡里的，与父亲的家算是很近的了。我在第二十三集中曾讲过，我母亲陈惠霞在重庆璧山直属第五保育院时曾与杨荣国的夫人共过事，这次到南宁师院学院，又见到他夫人了，我母亲很高兴，但杨夫人却高兴不起来，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杨荣国教授和张毕来教授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宁监狱，他们两人是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负责人，抓人的告示就贴在八角亭的大门旁，人们进出都看得到。
      这几位湖南老乡都是名教授，解放初期都去了湖大，特别是汪泽楷教授（当时叫汪士楷），他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曾留法勤工俭学、曾介绍过邓小平加入共青团（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南昌起义时期任江西省委书记，后因托派问题，同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党，他以教书为生，成为一名学者。除这几位湖南名人外，南宁师范学院还有国学教授王西彦（他的夫人也是湖南人）、舒芜教授、张毕来教授等有学识的人。王西彦教授解放后成为著名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舒芜教授也因与胡风的关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胡风运动中被世人所知；张毕来教授解放后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小的南宁师范学院，为什么聚集着这么多有名望学者，这先要从桂林师范学院介绍起。前面已说过，当时广西的省会是桂林。1932年，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校址在桂林雁山，也就是桂林师范学院，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校长杨东莼是位著名的教育家（后来任广西大学的校长），所以，他聘请了许多有学识的人来桂林师范学院施教。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桂林师范学院迁移南宁，与那里的南宁师范学院合并，虽遭到全院师生一致反对，但还是被迫迁去了南宁，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借桂林师范学院师生对当局不满的情绪，宣传反对国民党，所以，在1947年7月杨、张两教授被广西当局逮捕，这引起全校的师生更大的不满，我父亲是1947年8月到南宁的，9月开学后，就投入到南宁师范学院师生营救杨张两教授的运动中。
     1949年初，父亲又参加了全校师生驱逐院长黄华表的运动。关于这次运动，舒芜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提到的：
     “反对院长黄华表运动……，黄华表一度到桂林师院教国文，不学无术，被学生赶走。后来不知何时投靠了国民党C．C．系，因而于1948年末被教育部派任南宁师院院长，以这样的身份历史，明明来意不善，师院师生严阵以待。黄华表于1949年1月到任，学生宣布罢课。黄华表又克扣教职员1月份应该补发的薪水津贴。经过汪泽楷、吴家镇、金先杰、王西彦四位教授代表的一再力争，并决定要向教育部电报催促，才勉强发足。二月末，黄华表干脆躲起来，把教育部汇到的员工生活补助费360万金圆券全扣住不发。这一下激怒了全体员工。”
    在汪泽楷的日记《劳人日记选》里面也有以下记载——
     “本日午后二时在公寓八角厅举行教授会会员大会，除选出理事7人(吴家镇、马驹誉、方管、王西彦、金先杰、李世丰及我)，监事三人(谭丕模、谢厚藩及陈竺同)，又候补理事二人(高天行、吴壮达)，候补监事一人(谢起文)外，接受昨日教授谈话会各项，并决定即夜在本市《中央日报》和《广西日报》登出寻访黄华表院长启事及追究前天刘运桢秘书侮辱四位教授会代表(吴家镇、王西彦、金先杰及我)等。五时散会。(1949年3月4日) ”
      从他们两人的记叙中，我父亲金先杰在南宁师范学院驱黄运动中还是发挥了作用的，因全院师生同仇敌忾，广西当局迫于无奈，私下里将院长更换了，黄华表偷偷的溜走了；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也被释放出狱。运动虽然达到的目的，但谭丕模、谢厚藩、汪泽楷、王西彦四教授因是该运动的发动者，被南宁师范学院解聘，他们四人都是湖南人（王西彦半个湖南人），离开南宁他们都回湖南去了，杨荣国随后也跟谭丕模一道去了湖南大学，那时是1949年4月，我刚好出生。
      我父亲与这些学者都是“乡谊”，原本也要与他们一道回湖南的，偏偏我那时出生了，母亲不便奔波，所以就留在南宁。我母亲说，生我时挺顺利的，晚边父亲将母亲送到南宁街上一座简陋的小医院里，又回八角亭教师公寓里拿几件衣物来，打转来医院时，我已出生了，又是一个男孩。2005年，我去南宁找我们家住过的八角亭，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座八角亭公寓早就消失了。
     我出生后不久，解放军就打过长江，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市面上物价飞涨，金圆券等于一堆废纸，父亲拿着金圆券买不到米，还是他的学生想办法买到一袋米，送到我们家里来。
      南宁是1949年12月4日晚解放的，我父亲他们是5日早上才知道解放军来了。4日白天，国民党军的美式十轮大卡车一长溜开进南宁，不知怎么就不走了。那时的南宁只是一个9万人的小城，只两条街，一条主街叫德邻路，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是李宗仁的地盘，所以这条路叫德邻路，八角亭就在这德邻路上。这条街上停满了十轮大卡，却不见国民党兵，原来撤退的国军听到南去的公路被解放军截断了，顿作鸟兽散，纷纷各自逃命去了。父亲他们不知底细，见门口这么多军车，缩在八角亭里不敢出门，住八角亭里本地的教师早已躲回家去了，留在八角亭的是为数不多的外地教师。
      12月5日早上，父亲就听见北方口音的人在喊门，父亲打开门，见是几位军人，他们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想借锅子煮饭。父亲就有些为难了，我家是小锅子，煮一锅还不够解放军的两三个人吃，当他看到隔壁杨继本老师家灶上的锅子比较大，就将杨老师的大饭锅借给了解放军。杨老师一家都是广西人，他家老人小孩有七八个人吃饭，自然的锅子也大些。那几天，杨老师一家到乡下避难去了，锅子空在那里，且厨房都是在室外，所以拿他家的锅子借人了，几天后又是这几位解放军，将锅子洗净送来了，部队要开拔了。
      看到门口停了这么多大卡车，我哥哥金泽渊可高兴了，他那时快五岁了，围着车子打转转，跟着大人们爬到车上玩，他在车上捡到一大叠本子，抱着回家准备做图画本，我母亲翻开那些本子看，都是些国军的花名册，可见他们当时逃得急，什么都顾不上了。过了两天，一队队的国军俘虏被押回南宁，南宁市民都指着俘虏说，你们开着十轮大卡都跑不过解放军的两条腿，不当俘虏才怪呢？
      南宁解放后不久，1950年国立南宁师范学院再次并入广西大学，全院迁回桂林。我父母亲到了广西大学后，父亲被聘为广西大学物理系代主任，母亲也在广西大学卫生科当护士，当时的广西大学校长还是老校长杨东莼。父亲在广西大学教了一年书，又结识了不少教师，我母亲至今还记得两位在广西大学的李老师，一位是李世丰教师，他还是南宁师范学院的同事，1953年院系调整后调中南矿业学院；还一位是李森林教师，后也调到湖南大学。父亲是于1951年8月离开桂林去了湖南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