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那些事儿（8）——毕业前后

毕业分配，学校打出一条：无条件服从祖国分配就有条件评为“五好毕业生”。大家纷纷书面表决心。结果除一名分配到兰州的同学，他母亲跑到学校哭诉，后改为分配北京外，其他同学都是“驯服工具”。两个分配到西藏的男同学还高兴地跳了起来。

绝大多数都分配在中央直属单位，那都是“响当当”的保密单位，对外用“某某号信箱”联系，外人弄不清具体地址的。少数同学“下放”到地方上的小工厂：“女强人”和“恋爱风”的“首恶”都去了武汉市，我和几个“恋爱风”，“革命意志衰退风”的同学去了广州市。236号同学顺利地留校任教，这是当时最荣耀的。20多个“五好毕业生”中，没有我们这些“黑风”人物，尽管我们都服从了分配。

后来听说，关于我的分配也还存在争议。授课老师希望将我留校任教，未授课的专抓思想的老师则认为不堪留用。后者一言九鼎。

母亲看到我要远去广州，眼泪巴沙。曽在广州生活一年多的父亲安慰说：广东吃大米，不吃玉米馒头，和长沙差不多，不要紧。他后来说，如果是北方，他就会出面阻止。父亲的“不作为”，不仅使他晚年落得个无人照顾的局面，而且使我异乡漂泊几十年。（有人会说，广州不是很好吗？这是现在，是改革开放后。昔非今比，此是后话。）

毕业远走千里之外，和学校应该没什么牵扯了吧？想得美！“文革”开始，236号同学又在学校里贴出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名义上是对着那些“包庇”我的“反动学术权威”，大量篇幅却是对着我。历数我“资”“修”（可惜缺了“封”）的种种表现，质问何以让我毕业，直欲揪回学校而后快。听说他还曾激情澎湃地冲上台，对“反动学术权威”饱以老拳。

也许是只有相当于高中的中专学历，与“学术权威”实在挨不上边，又只22岁，与“革命小将”无异；也许是工作后的几个月表现尚可，我幸运地没有被人揪回。否则，老拳一击，就将终身残疾了。

四年的学校生活有这样那样的争斗，我都理解，那也是大环境使然。也确实为我人生道路打了防疫针。当时都年轻幼稚，单纯善良。可在我离开学校近一年，仍纠缠不放，确有点难以理解。

改革开放后的八O年代，236号同学有了反思。他对其他同学说：那时我们搞隔山，确实是过火了，错了......这就好！236号是农家孩子，在老家娶了媳妇，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由于职称职务过低，一直没有条件将农村户口的妻子迁来学校，只好自己申请调回老家县城的一间小型企业。他也时运不济啊。奋斗了一辈子，目前靠菲薄的养老金过活，怪可怜的。

中专四年也影响了我一辈子。这也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