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桂阳郡简牍揭开郴州那段历史

李政协

来源：郴州日报  作者：邓晓泉

 

编者按  8月2日，备受关注的市博物馆正式向市民开放，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与市民面对面。在郴州的重大考古发现中，2003年底在郴城东门口立交桥下出土的千余枚古代简牍被列为全国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这批简牍被专家判断为西晋简牍。据湖南省文物局及考古研究所专家介绍，这是中国首次在长沙以南地区出土成批古代简牍，标志着中国的简牍文化向南推进了300多公里，拓展到了南岭地区。这批简牍中六百余枚的晋简犹为珍贵，超过了以往全国出土的晋代简牍的总和。这批晋代简牍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内容最丰富。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邮政、祭祀、生活等各个方面，是桂阳郡的政府档案，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西晋时期官府文献。在市博物馆，专设了西晋简牍精品陈列展厅，一千多年后的人们如何才能看懂它？fficeffice" />

 

2003年底，郴州考古队在郴城东门口立交桥下北侧华鹤花园施工工地十二口古井中发掘出土了千余枚古代简牍，在初步清理这批简牍后精选其中三十枚进行拍照留存。前不久，笔者从市文物处获悉这三十枚简牍的照片，拜读之余，有了若干心得。

 

一部西晋桂阳郡郡志？

 

中国的方志源远流长，秦汉时已产生，魏晋南北朝有了蓬勃发展，晋人方志著作，流传至今只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倘若郴州西晋简牍中有一部桂阳郡方志，这无疑是现存全国最早的地方郡志，它将填补历史空白，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物价值。

 

最能体现方志凡例的简牍有二枚，其中一枚牍文是：“郴县，汉时所立，为长沙林县，汉元始六年太□□□□。”另一枚牍文是：“改为郴县。”显然，这二枚简牍具有一定逻辑对应关系，极有可能是上下牍。其意思是：郴县，汉朝建县，称林县，属长沙郡（国），西汉元始六年（公元6年），改称郴县。由此可见，这二枚简牍不像晋朝的官府文书，更像是后朝定型的地方志中“建置沿革”中“古今地名之更易”的内容。

 

还有二枚西晋简牍是方志中典型的“城池、里至”凡例。其中一枚为“便令谈□，治便城，周匝一里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在郡北，去郡一百二十里，北去江州一千四百八十里，去京城三千五百一十里，领员吏一百六十一人，卒十三人。”另一枚是：“晋宁令周系，治晋宁，城周匝一里二百四十步，高一丈五尺，在郡东，去郡一百二十里，去江州一千七百二十里，北去京城三千七百里，领员吏一百二十五人，卒十二人。”这二枚简牍分别介绍了便县（今永兴县）和晋宁县（今资兴市）西晋城池及里至京城、州城、郡城的距离，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这三十枚西晋简牍中有二枚是关于邮传省废记载的简牍。一枚牍文为“长连邮西到深浦亭十五里，不在正路□，已□诏书省。”另一枚牍文是：“□德亭到故佳邮六里废，无居人，今□□□。”还有一枚简牍内容为“县东界，去县八十里，到临武县六十里。”这枚记载某一地点为距临武县城六十里，离县城有八十里，且在县东界，能满足上述条件只有西晋桂阳郡南平县（今蓝山县），应是南平县与临武县交界处重要的地理标识。是山陵，还是钟（武）水源，或许是零陵、桂阳南下驿道交汇处。这些关于邮传省废和交通地理的记载极有可能是郡志中的内容。

 

这批简牍中还有一枚“右正月祀先农祝文”，即正月祭祀文书的标题。另有一枚为“祖君来降灵架楚，楚歆享吉祀福禄”，可能与祀文相关。这样的祭祀文章一般视作官府文书档案，但不少方志里也包含这些内容。

 

在这批简牍中有晋朝官职记载，其中二枚为纯粹职官简，一枚为“尚书”。尚书是西晋中央尚书台下属的六曹尚书，为三品官。另一枚为“督田主薄李政。”主薄是次于郡太守的官吏，是桂阳郡主管农业的官吏，姓李名政。还有部分简牍中有“御使台大尉”中央职官及县吏“曹椽”等大小不等职官记载，这类简牍应是晋朝官府往来文书。

 

最为典型的公文牍是“太安二年□月癸酉朔二十日壬辰□桂阳太守臣若”，我国古代夏历是以月亮园缺周期为一月，并以干支纪日。以朔日为一月的开始。由此可知，西晋太安二年（303年），□月朔日（初一）干支日为癸酉，初二为甲戌，接着是乙亥，丙子，依次类推，二十日就是壬辰日。“若”有可能是桂阳太守名，可见，此牍是极有可能是奏章的落款牍。

 

一段鲜为人知的西晋桂阳郡历史

 

纵观郴州古代历史几经盛衰，大体可分为先秦、秦汉、六朝、唐宋、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并呈现M型发展态势。其中秦汉、唐宋是古郴州两大兴盛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时居其中是过渡转折期，西晋是桂阳郡从兴盛走向衰弱的历史拐点。

 

秦汉郴州为楚都汉郡，辖境广袤，户口殷实，为全国中等发达地区，是湖南第一都，五岭第一郡，政治军事地位很高。三国东吴时期，桂阳郡割北地益置湘东郡（今衡阳），割南地分置始兴郡（今韶关市），辖境从5.1万平方公里降为2.2万平方公里。由于战乱，桂阳郡人口骤降，户从东汉末十三万五千二十九户降至为一万一千三百户。西晋桂阳郡仅辖郴县、耒阳、便（今永兴）、晋宁（今资兴）、临武、南平（今蓝山）六县，治郴县。对于西晋桂阳郡这段历史，传世文献鲜有记载，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西晋桂阳郡简牍的出土为我们认知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直接的原始史料。

 

厘清历史，郡治郴县名至实归。

 

《汉书》、《后汉书》、《晋书》和《水经注》及后世史籍舆书都明确记载桂阳郡治郴县。但从明末始至今四百余年，桂阳州人并不认同，一直认为今桂阳县才是桂阳郡真正的郡治，于是一个本属定论的历史变成一个扑朔迷离的谜案。桂阳州人争郡治代表人物有二，一是明末清初的何文麃，提出桂阳州汉晋虽无县级建制，但却有桂阳城为郡城。二是清末何丙甲，提出桂阳州城是宋朝以前的郴县县城，称桂阳城，宋朝分郴县迁今地为郴城。解放后，郴城多次发现楚墓及大量的汉墓证明郴城是战国古邑，汉朝大邑。这次郴城出土东汉至西晋桂阳郡官府文献简牍的本身就不可争议地证实了郴县为桂阳郡治。我们还可以依据简牍中便县在郡北一百二十里，晋宁在郡东一百二十里的地理坐标，明白无误的证明这个结论。

 

印证历史，桂阳郡属江州事出有因。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七月，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于是惠帝割扬州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七郡和荆州桂阳、武昌、安成等三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置江州，初治豫章（今南昌）。桂阳郡属江州。江州十郡相当于今江西、福建两省及湖北、湖南小部。

 

西晋简牍中“晋宁令”、“便令”两枚简牍中都有两县距江州的距离，说明桂阳郡是江州的属郡，完全证实了史书的记载。

 

填补历史，便县晋宁县管见窥豹。

 

“晋宁令”“便令”二枚简牍极具史学价值，它们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使我们直接触摸了西晋时期两县的部分历史真相。

 

中国古代尺度中的丈、尺为十进位。晋代每尺约为0.235～0.239米，取算术平均值每尺为0.237米。每步为5尺，每里为360步，折合为426.6米。两县城池高1丈5尺约3.55米高。晋宁县城周长为600步计3000尺约711米，便县城周长为375步计1875尺约444.3米。将两城视为方城，其面积最大。晋宁城最大为31595平方米约47.4亩，便城最大面积12339平方米约18.52亩。两城都是单重城，为官署所在地。

 

晋宁县和便县的行政首长均称县令。《晋书·职官》载：“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户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十八。户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由此可见，晋便县、晋宁县西晋时确为大县。便县领官吏一百六十一人，晋宁县领官吏一百二十五人，均超过三千户县官吏的编制，但未必有三千户。其原因是《晋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桂阳郡，户一万一千三百统六县”。西晋桂阳郡县平均仅为1883户，要知道桂阳郡西晋有郴县（辖境为今苏仙、北湖两区及宜章、桂阳、汝城大部）和耒阳县二个人口大县，便、晋宁两县户数估计不会超过两千户约在一千五百户左右。可见，便、晋宁两县官吏西晋时是超编的。

 

凭借不到总数的千分之三的简牍，我们就能获悉如此之多的历史信息，足以说明这些简牍的史学价值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毋庸置疑,这批简牍对解码郴州古代历史必将大有稗益，而全面正确解读这些简牍绝非易事，需要专家及郴人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