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我们进入四年级的新学年。我交出不再担任学习委员的辞呈，班主任“挽留”几句后，很快应允。当了12年（小学6年，初中3年，中专3年）学习委员的我正式“去职”。“反动文风”的另两人：一位女强人，曾是校学生会部长，另一位当班主席的男生，都在新一年的选举中不出意料地“落选”了。236号，即第一个批判我随意“唱歌”，后又在批判“五股黑风”中表现积极的同学，顺利地接任了班主席。
贯彻阶级路线。因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四个出身“上中农”的同学成了“贯彻”的对象。一是上述女强人；二是另一股黑风，“恋爱风”的“首恶”；三是老实巴交的陈同学，留任当一名小组长；四是——忘记了。反正都不能当“干部”。
经过重新“洗牌”，新学年折折腾腾开始。我们三个“反动文风”的同学明显沉默和低调，互相不交谈不接触。后来听说，“高层”也曾暗示女强人有反动日记。她既不承认，也不上交，自始至终没有半个字的检讨，比我成熟和坚强多了。（她长我四岁）
我发现同学们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有的本就讨厌我，有的害怕被人得到什么“串通”的口实。在“开玩笑”的打闹中，某几个同学对我的当胸一拳或劈头一掌分明比过去沉重，好几次痛得我掉了眼泪。
一天晚饭后晚自习前，大家又在宿舍里打闹。不记得谁动议将我绑起来，立刻附和。尽管我拼死挣扎也难敌七，八个人的“集体的力量”。最后是将我双足足踝绑在双层床的上床，将我的头肩部放倒在下床床面，倒吊如待宰的羔羊。嘻哈大笑，其乐无穷，及至晚自习铃响，一窝蜂跑向教室，留下我一人在宿舍“受刑”。
我在无法自行解脱的情境下，想了很多，想得很深很远。我觉得这超出了一般“生活玩笑”的善意，隐喻着“政治玩笑”的某种“恶意”。十多分钟后，吴同学走回宿舍将我解开，我让他先回教室。
全校同学都在晚自习，安静得有点可怕。没有围墙的学校与周围的农田，山地，水塘，农舍融为一体。是一个雨后路面湿滑的晚上。我又急又气又委屈，突然想到该回家，回到母亲身边去了。
没拿一件行李，没让任何人看见，我走出学校，沿黑暗的乡村公路经3小时步行，赶回了家。母亲从不过问我在学校的事，即使晚上10点多回家，也不问原因，只知道高兴。
第二天大早，我还在床上，杨老师就来了。看到完好无损的我，似乎长吁了一口气，小声说（有意不让我母亲听到）：真犟呵，怎么样，休息一下，下午回学校。啊。说完立刻告辞。母亲照例说：还冒吃饭吧？吃了饭再走！
回到学校我才知道头天晚上是如何“炸锅”的。晚自习不见我的人影，宿舍，食堂，厕所遍寻不着，杨老师急了。大家坦白了“绑架”一事，杨老师更急。向学校高层汇报后发动几十人寻找。有人说我喜欢躲在什么角落哭泣，有人说我恐怕会想不开，去干“那个”事......于是打着手电筒到处喊，在水井山塘边步步为营，细细搜索。折腾到深夜。因我瘦弱胆小，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会夜行30里跑回家。
这一夜，杨老师一定没有睡好。那几个绑架我的同学也一定没有睡好。
这次“事件”的“善后”是：我离校一天不算“旷课”，除“太犟”外没有任何批评；严重批评了那几个“开玩笑”的同学。
我不知道，在“个人史”的这一次，算胜利呢还是失败呢？
发表于 2011-9-14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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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4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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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对了那句：那些过去了的，又变成了亲切得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