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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外四篇)

 

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这确实是一段人们很难看到的赤裸裸的历史!

 

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都在争先,都唯恐错过了什么。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瞪大眼睛四下搜寻,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过去。“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

 

“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摘自《文史博览》作者 钱 钢

 

 

我们提供不了一个中国人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

 

我们每年有超过1000万中国人到外国去,我们接触就可能上亿人,所以每个人到外国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课本。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却不佳。

 

我想起一个故事,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亲属和对中国非常熟的美国通带话来,他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想读一读有关中国人素养的书。居然我们提供不了一个中国人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我们有的是杨树蒙写的《中国人》,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书籍,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太合适了。外国的书我们出版社不断带来,就是美国传教士写的《支那人的气质》,鲁迅读了以后愤然觉得中国民族应该不行了,这是1900年前后出版的,这本书中有很多章节说得很直率,比如中国人爱说谎。我们现在拿不出一本现代人写的中国人或中国人的素养,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书籍。但我也知道,我们有的部门请了一些人去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写缺点很难,写优点很容易,这样的书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呢?

 

所以在今天开始公共外交基本研究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做的题目很多,有些题目很巨大,很艰巨,做好了光辉灿烂。

 

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亲属和对中国非常熟的美国通带话来,他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想读一读有关中国人素养的书。居然我们提供不了一个中国人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我们有的部门请了一些人去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写缺点很难,写优点很容易,这样的书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呢?

 

我们的花木兰成了美国好莱坞的专利品,金庸笔下那么多武侠小说人物形象已经被日本动漫所买断,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一个形象的塑造和文化传播方面,仍然属于弱势族群。

 

——摘自《广州日报》作者 赵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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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之夜

 

在沪上报纸上看到一幅整版广告,容我再为之广告一番:主题是“世界名模Rosemary与您共度西康路989时尚奢华之夜”,地址是“西康路989华侨城鼎级奢装府邸”。

 

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词,“着一闹字,意境全出”,这里着了两个“奢”字,出来的是什么呢?

 

组织这次活动的公司“奢装府邸”,应该是一家时装公司,公司主人独爱一个“奢”字,不难理解。中国已有望成为全世界奢侈品的最大市场,以“奢华”招徕向往以至崇尚奢华的顾客,投其所好,岂不是营销有道?

 

具体操办其事的,首先是文案人员,仰承老板的意图,在设计世界名模出场的晚会时,突出“奢华”二字,企业的需要就是他们职业的需要,更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那有什么可议的呢?

 

可议的就是一个“奢”字。过去属于贬义,而现在当作褒义词了。

 

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就是广告经济。各家广告,争的是一个出奇制胜。买卖称“鼎(顶)级”,已经透露了急于争夺制高点的雄心壮志,因此标榜“奢华”,就是要压倒流行过一阵子的“豪华”了。

 

我们的店名、商标,二十多年来,已经经历了从“绅士”“贵族”“豪门”到“御苑”“皇家”“帝豪”一类的升级,除了炫耀莫须有的门第外,还有公然称“霸”的,硬性得很。总之都想睥睨群雄,垄断市场。

 

这些店名、商标是一经注册,便难随时改动的,因此即使造成一时的震撼,时过境迁,也会“审美疲劳”,而且,你当皇上你称霸,甚至会使顾客产生排拒心理,就好像一家饭馆叫“东北虎”,谁愿意把自己和朋友往虎口里送?

 

于是以“奢华”吸引人,就成了“软中有硬”的广告策略,最初这样做的,应获老板奖励,总归算是一个新创意。

 

企业与国际接轨不是坏事。像这一家、这一活动,请动了国际名模,也算跟国际接轨了吧。从长计议,是否也还要看看国际上人家是怎样做的嘛?

 

大英联邦是老牌君主国,至今存在着王室、贵族,但绝不见满城的酒店商家抢着叫“皇家”什么什么的。是英国人没有生意眼?他们没有大学毕业生参与设计?不是,是他们的营业主体(企业、店家)和客体(消费者)都有文化。

 

为了避免崇洋媚外之嫌,就说说传统中国。富贵人家,没有把堂号起得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也没有显摆官阶、夸称王侯的。或推崇忠信,或附庸风雅,你说虚伪吧,但他们懂得一个社会到了一定的文明阶段,不能以升官发财为教化的最高目标,更不能以取用无度的豪奢败坏自家子弟。

 

这样的店名,这样的广告,用了最高档次大富大贵的名义、称号以至形容词,似乎够高级的了,拆穿了看,其实跟近年民间占压倒多数的俗不可耐的春联同一档次,既暴露了暴发户的财大气粗、踌躇满志,又满足了尚未发迹发家发大财者的艳羡心理、急切祈愿。充斥的是赤裸裸的骄气和小气,缺少的是文化含量。

 

写到这里,看到新华社记者曹国厂、白林关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建“豪华私人会所”的消息,其中也引用了当地媒体上一则广告。“除‘皇家御宴’‘饕餮奢华’‘至尊’‘独享’这样的字眼外,这则广告还宣称……首推‘贴身管家’服务模式,推出一套针对尊贵会员的贴心专属服务”等等,我想,包括广大读者在内的我辈不尊贵的人们,面对这些十分陌生的现象,会发现刚才我们议论的话题,什么有文化、没文化,好像离题太远了,从广告到实体的运作,远不只是文化问题。如此种种,如果用一套雅文化来包装就好了吗?

 

忽然想起八十年前左翼诗人、革命烈士殷夫的诗里,曾对当时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情形深表不满,他对大饭店、夜总会的“奢华之夜”抒写了革命者的愤懑和信心:

 

且让他们再欢乐一夜,

看谁人占有明日清朝!

 

这是接近不共戴天的决绝之情,我们今天读来,依然为之惊悚。

 

在看待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特别是负面现象时,要警惕民粹思想的干扰。过去的左翼文学,无疑也曾受到民粹思想的影响。然而,从殷夫的诗里,我们透过历史,能感到社会不公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响,值得深长思之。

 

——摘自《新民晚报》作者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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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照“民国慈善账本”这面镜子
 
 

      近日,北京杂项收藏家孙文雄整理文献资料时,发现3本民国时慈善组织的赈灾账本。账本上,记录了每笔捐款的详细来源、用途;连“扁担13块9毛5分,笊篱2毛,洋锁3毛”等细微款项,也被明细地记载。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来都不只是治国方略,更是文明演进的可贵箴言。“民国慈善账本”,或许正是这样一面镜子,能照出中国式慈善的进路与痼疾。

 

  普通百姓,捐1毛钱也登记在册;善款支出,详实至微……3本民国慈善账本,“立此存照”价值不言而喻。这本慈善账本,究竟是孤例,还是典型情状,难以揣测。无可否认的是,它勾勒出了其时某些慈善组织的运作规范化。而今时过境迁,3个账本或已泛黄,沦为稀缺的收藏品,但它留下的时代印迹、历史记忆,仍值得细咀慢嚼。

 

  “阳光”贫瘠的土壤,注定涵养不出完好的慈善。民国时的慈善组织,细致入微地公开善款流向,正是着眼于对慈善公信力的呵护。揆诸当下,当前慈善已冷却至“冰点”,陷入了信誉危机。慈善之所以这般虚弱,罪魁祸首,就在于“慈善信息透明度低”等沉疴未解。长期以来,慈善信息不透明,行政主导下的慈善运作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捐赠免税机制的匮乏,慈善下指标摊派,“雁过拔毛”式的利益攫取,都在消减着慈善的公信,让慈善业步履维艰。

 

  正因“内伤严重”,慈善业每逢风吹草动,便动辄得咎。“慷捐赠人之慨,填一己之欲壑”、“慈善官僚化”、“被慈善”等诟病,让国内慈善进退失据,陷入厄境。当慈善流向仍然在“闭门操作”里成谜,挂上了“谢绝监督”的提示牌;当善款发放总是慢N拍、奉行“拖字诀”,消解了救人于危急的效力……谁还能毅然地慷慨解囊?

 

  慈善解冻,离不开刮骨疗毒的胆识与勇气。没有制度“消炎”,慈善业的信誉亏空无以填补,公众的行善热情只会日渐消褪。“亡羊”频仍,“补牢”不容慢吞吞——善款的来龙去脉,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慈善应去官僚化,接受市场裁汰规律的考验。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人心便在黑暗中徘徊。”照照“民国慈善账本”这面镜子,或许能自我鞭策,清除慈善污斑,驱散现实幽暗,迎来慈善业的“凤凰涅槃”。

 


——摘自《新京报》作者 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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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个误区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给的”,这个道理,讲了几十年,向无争论,也无疑义,我们的万千官员,对这个定则也耳熟能详,甚至众口一词。但为什么,仍然会发生权力的腐败,仍然会出现将人民“给”的权力变为一己私权的蜕变异化?

 

  因为不少官员以为,既然人民将权力“给”了我,那么就应由我来代行全权,于是“作主论”就出来了,当官不为民作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于是也有一些官员是好的,他在行使“全权”时,“主动”欢迎人民群众监督和批评,这种“民主作风”,其实也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伟大谦虚”。

 

  毛病出在哪里?出在人民“给予”权力的时候,是否“给”了“全权”?事实上,“我们的权力”,全部是人民“给”的;但人民并没有“给予”我们全部权力。

 

  现在人们喜欢重弹契约论的老调。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走进一个深深的误区——据说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互相争斗,没有秩序,最终一损俱损。于是订立契约,转让权利,组成国家,所以说,权力来自人民,这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人民让渡权利给国家(政府)的时候,究竟是否转让了“全权”呢?

 

  其实所谓契约论,是建立在一种假说的前提之上的,便是这种假说,其精髓也不在于人民对于权力的“转让”,而在于人民在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时,仅仅让渡了一部分权利,而并没有转让“全权”。这就是作为现代契约论核心的 “保留权利”理论。这个宪法学的真髓告诉我们,人民在转让权利组成权力时,保留(不转让)了五项最重要的权利,这就是生命、自由、财产、平等和批评政府。 “保留权利”,是人民永不让渡的权力。这就是说,“契约”状态下,人民只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仍然“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丝毫没有转让——我们说“责任政府”,是指权力来自人民,说“有限权力”,更是说人民并未转让全部权利。

 

  “保留权利”中,生命权是基础,生命至高无上,不可剥夺,一直发展到“一个人的生命与一万个人的生命同样宝贵”的存在主义理论;自由权的基石是契约自由,人民不但在契约中有表达真实意思的契约自治的自由 (因此政府在原则上不能干预私人经济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有“免除恐惧”的自由;财产权说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除非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不得侵犯更不得剥夺人民的财产;平等权不但是指“一人一票,一人只有一票,每人都有一票”,更是指在市场契约中的当事人平等。至于批评政府的权力,这就是监督权,直至“废止契约”的权利。这是人民始终保留在手中的宪法权利。

 

  宪法学上确有一个命题,叫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于是人们就呼吁“分权”,把注意力集中在各项公权力之间的互相分立上。这其实还是从权力系统内部来寻找制约的杠杆。这是完全不够,甚至是往往无效的。 “保留权利”理论指出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分立,是说真正制约公权力不让它腐败的是“外在的权力”,这就是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保留权利”。 “保留权利”的存在、不可剥夺的正常运行,是“转让权力”不异化、不腐化的真正的最终杠杆和可靠保证。因此我们说,权力不是“绝对”的,不只是指权力内部要分解,更是指权力以外要有有效的制约。其实毛泽东同志在他著名的“窑洞对”中说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靠它才能走出那个“周期律”,就包含这个大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全面理解契约论,尤其要把握它的精髓。只有走出人民“给”了(“转让”或“委托”了) “全权”这个误区,政府才不会腐败,权力才不会异化。谁也不要以为,人民“给”了你权力之后,他手里就“空空如也”,一切听凭“作主”了——这可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哦!

 

 ——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 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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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艾木地

       饥寒起盗贼,在那种环境下百姓能如何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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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艾木地

"且让他们再欢乐一夜,

看谁人占有明日清朝!"多么可怕的后果,社会将进入动乱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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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 艾木地

           "这个宪法学的真髓告诉我们,人民在转让权利组成权力时,保留(不转让)了五项最重要的权利,这就是生命、自由、财产、平等和批评政府。 “保留权利”,是人民永不让渡的权力。这就是说,“契约”状态下,人民只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仍然“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丝毫没有转让——我们说“责任政府”,是指权力来自人民,说“有限权力”,更是说人民并未转让全部权利。"我理解:这就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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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上网,平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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