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下旬,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永顺县第W中学教书。那是一个炎热寂寥的午后,我心情忐忑地敲开了Y主任的房门,不知道今后将在一个怎样的领导手下工作。Y是学校革委会主任,中年人,黑黄的胖子,满脸的胡茬,一件粗布衬衫只扣了下面两粒扣子。后来我才知道,扣两三粒扣子是Y主任比较严谨的时候,他高兴起来,一粒也不扣,又圆又黑的大肚皮常常令女老师们尴尬不已。
其时他正在午休,从床上坐起来,接过我的“报到通知书”,淡淡地表示欢迎后,说学校还没开学,管后勤的没回来,暂时不好安排住宿。我马上表示这几天自己解决,不麻烦领导。跟Y主任告辞后走出来,才发现偌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操场边野草一蓬蓬的几乎半人高,领操台后面是栋两层六间的主教学楼,其他教室都是青砖灰瓦的平房,虽然有些陈旧,倒也显得清爽幽静。校园后面是三栋刷成土红色的木楼和一排平砖房围成的生活区,“红楼”据说是当年红军住过的房子。
W中在塔卧镇的东南角。小镇四面环山,小溪从中蜿蜒而过,一派田园风光。四十年前,塔卧是风云际会的地方——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北上前,曾在这里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根据地,是红色政权和红二方面军军部所在地。现在的塔卧是远离县城的山区小镇,弯弯曲曲的一条小街,区公所、邮政所、医院、供销社、水产站、小旅馆散落两边。平时的小镇淡泊而清冷,但到了“赶场”的日子,七里八乡的都汇聚到这里来,摩肩接踵,箩筐扁担,热闹非凡。
开学了,校园里热闹起来。到处是山里孩子兴高采烈的面庞和老师们热情忙碌的身影。W中中老年教师多,不少是从县城“发配”下来的,脸上满是谦卑和惴惴的神色,对我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似乎刻意保持着距离。七十年代前几年,中小学刚从闹剧中恢复过来,沦落为“臭老九”、“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如“特赦”般,从“牛棚”,从田间地头回到久违的校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作为“下乡知青”出身的我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很快就消除隔膜交谈甚欢了。每天最放松,扯谈最放得开是晚饭后,男老师相邀去学校后面小溪沐浴的时候。夕阳西下,远山如黛。在小溪的石滩上用卵石围成一个个“浴盆”,大家“坦诚相见”,一个个脱得精光,领导也不例外。坐在清冽的溪水里,神清气爽,暑气顿消,便天南海北胡扯瞎侃起来。暮霭升起,溪水渐凉,方才尽兴而归。
天快黑了,孙老师就会走进“红楼”后面一间石头垒起来的房子,那里是发电机房,全校晚上照明用电就来自这里。孙老师名昌球,物理老师,四十多岁的瘦小个子,不苟言笑,治教很严,学生十分敬畏。每天傍晚光线暗淡下来了,老师们会走出一格格的房间,在“红楼”走廊上等待孙老师出现,我因此尊称他为“光明之神”。随着突突的柴油机声响起来,校园里所有的电灯顿时大放光明,教室里会传来同学们的一阵欢呼。有一次,孙老师进机房很久不见有动静,我便下楼去看。见他满头大汗在忙乎,便问有什么能帮忙的没有?“光明之神”阴沉着脸,不置可否。
过了一阵,他将曲柄插进柴油机问我能否帮手,那时柴油机发动要用手摇。我接过曲柄一使劲,感觉不轻松,便叉开两腿,摆出架势,一阵猛摇,一连三次发力,柴油机终于突突突地转动起来。孙老师合上电闸,远处传来教室里的欢呼声。我因憋气太久,用力过猛,竟有点晕眩的感觉。看来以孙老师瘦小的个子,每天发动柴油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但从没有听他抱怨过什么。那个时候,学校安排工作,没有工作量的严格计算,没有公平不公平的考虑,更没有课时津贴、奖金那些东西。孙老师是教物理的,摇柴油机的差事自然就归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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