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后
盼望已久的抗战胜利到来了，但一个问题随即在我的心中浮起，那便是：我是百分之百为抗日走上从军这条道路的。现在日寇投降了，对手没有了，我该如何办？先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走着看，到时再说吧。
而且，以前我曾立志追随宋希濂将军，想宋将军大智大勇之人，必定胸有成竹，何必杞人忧天？随着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我极盼和谈成功组建联合政府，同心戮力，休养生息，疗好十数年之战争创伤，共建强大祖国。
日寇投降后，虽然精神上扬眉吐气了，可生活上仍极艰苦。政府开始裁军，军校各分校也裁撤。我们二分校驻在会同的十九期五、六两个总队，原来共有2000余学生，在会同驻扎半年时间里，由于生活极差，医疗缺乏，营养极端不良，百病丛生，回归热、痢疾、疟疾、伤寒、夜盲症频频发生。200多名同学被夺去了生命。会同城外、巫水河边，埋葬了二分校十九期五六两总队病死的200多同学，城外巫水河边成了死亡同学的坟地。壮志未酬身先死，令活着者是何等的伤心。会同城内外祠堂大屋，一时都成了军校学生病号房，满目凄凉，令人心痛。
我在此也一度屙痢，一天屙数十次。我就是记住了我父亲教给我的吃“自干萝卜菜缨子”，和卖掉我冷天穿来的毛线衣裤，到天主教堂买治痢疾的磺胺片吃，绝对禁口，强烈的求生欲，硬使我摆脱了病魔，保住了活到了现在的这条命（没让我重演我的18岁死于北伐征途羊楼司的大哥和21岁学业有成即将报效国家却病死于家中的四弟的悲惨），我庆幸自己逃过了此劫。
更值得庆幸的是，五六两个总队的学生进行甄别考试、体格筛选，筛选淘汰近半数，我竟合格。留下的学生合编为一个总队，由桂永清总队长率领，于1945年10月4日从会同出发经湘黔边境远口进入贵州省的天柱县，经三穗、镇远，行军于云贵高原的苗族地区。
行军路上，苗族同胞遇上我们便唱道：“先有苗来后有汉,先有锅巴后有饭”，感情非常融洽。又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足见黔地贫瘠景象。
我身背俄式步枪、子弹带、干粮袋、水壶、背包、米袋等装备，估计有40来斤。10月以后的天气，仍着稀布夏服，晓行夜宿。长时期供应劣，营养差，虽经筛选，半数上路，头几天还能雄赳赳气昂昂，时间一久，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渐渐瘪了下来。三三五五，到最后一个两个，掉队上四里五里。个别人脚肿得像馒头，撑着拐杖一步步踏，困苦到了这种境地，就这样走到省城贵阳。
大概是领导层看到我们行军如此艰难，便在贵阳让我们改乘军车去重庆，于1945年11月初到达重庆长江南岸海棠溪。此时已进入冬季，而我们还是夏装单衣短裤越过云贵高原的。来到长江南岸，还真感冷风飕飕寒气逼人。在这节骨眼上，又是领导层及时发件棉背心，随即穿上，顿觉热暖心田，元气恢复。
我们又继续行军前进，乘轮渡过了长江。走在重庆市马路上，我两眼搜索着两边人群中是否有我姐夫曹仲如。（我在到达海棠溪时即信告在国防部工作的他，相约于我路过时在此相见。）当我发现了他，便马上报告值星官，区队长接过我背的装备，我便空身飞出队伍与姐夫姐姐相会。亲爱精诚加姐弟郎舅加他乡遇故知，真不知如何亲热才好。他们把我邀到馆子里，肘子、鱼、肉、酒......我已是一个一年不知肉味的人，要不是要赶队伍，真的会要细嚼慢咽尽醉方休。然而久缺营养的我，哪能经得此狂补，猛吃了这一餐，却遭致我后来行军路上腹泻三百里。
还得行军赶路，我只能饥饿疗法，三天没进食，还要每天支撑着走七八十里，终于一步步于11月23日走到了“天府”成都，完成了10月4日从湖南会同出发，50天走了3000里，于11月23日到达天府之国四川成都的长途行军任务。
这次行军，是对每一个筛选过来的我们又再进行甑别筛选考验，又淘汰了约200人。由此，便有人发出“此地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的怨言。也莫怪，经历了这么千万重艰难困苦，走到了这目的之地，还被淘汰，叫人怎能想得通。
经过编队，我被编入皇城督练区第21期步科5大队第18中队重新入伍，到1946年4月升学编入第4大队第14中队，至1947年12月毕业。
受训期间我极关怀国共和谈的进展，当得知和谈破裂，我是多么沮丧。想起为了抗日救国，历尽千辛万苦不回头而考入进来，却遇到转变成了“内战”。人各有志呀，多么别扭，身处此境，又莫可奈何。面对内战，忧心忡忡，心想只有等毕业之后找机会去投奔宋希濂将军再说。
毕业后，分发那天在北校场校部集合，汽车送我们东下的一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改乘民生公司的江轮“民风号”东出三峡。我有心观赏三峡风光，自始至终坐在甲板平台上尽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乐趣。船过洞庭湖口城陵矶时，因我要顺便与赵雨梅和刘新璋两位同乡同学回家探亲，便在此乘驳船上城陵矶转长沙回家探亲。
回家探亲享受到“国破从戎去，学成衣锦归” 的强烈荣誉感。当我踏进家门，一头扑向老父怀抱，妻女围向我身边那一刻，男儿不负平生志的喜悦与胜利重逢的天伦之乐，犹令我陶醉至今。
我在家度过的1947年的旧历年是我人生中最称心的一个春节，但也有隐忧，那就是不知道将要分发到什么地方和哪个部队。过完年，约好的两位同学如期汇集我家，直奔南京黄埔军校老校址领到补发的差旅费，便遵命直趋苏北新安镇整编83师司令部报到，我们幸喜被分发到徐州东贺村三孔桥83师新兵总队负责训练新兵。同学赵雨梅、我和刘新璋被分派任该总队直属中队一二三区队的区队长，到9月份完成训兵任务，送兵到苏西北150里地的丰县之后回徐州待命。
在送兵路上，沿途戒备森严，运兵卡车顶棚都架置机枪处于临战状态，尤其丰县城防，碉堡、鹿柴、铁丝网、岗哨密布严阵以待。还听到一则骇人消息，就是跟随了周志道师长多年、全部美式装备的警卫营，借演习为名，战地起义了。这简直给了周师长一记重拳致命一击（该营二连连长系师长亲弟，被营长指派任务支开）。
通过目睹到这些大战将临的迹象，我感到不能再在83师呆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也一直在打听宋希濂将军的动向，恰于此时得知他已由新疆警备总司令调华中任14兵团司令的信息，便决定马上投奔。我将此意向告知两位同学，得到他俩赞成支持。
我便以“送行李书籍去南京亲戚家”为名请了假，赵、刘两同学为我雇了辆人力车拖着我的行李书籍，三人由营地走了20多里路走到徐州火车站。同学友谊，亲密无间。他俩后来在淮海战役中都被俘，学习释放回湖南岳阳后又被收容归队，整编83师也扩编恢复100军番号，他俩都升任连长，转战到广西南宁又被俘，遣返后还曾在1950年聚会于我家，以后便断了音信。
二次投奔宋希濂
1947年9月底我到达南京，找到了我姐夫曹仲如和姐姐吴伟英住在南京太平桥的家。当年南京已成危城，被恐慌气氛笼罩。我到南京两天后，津浦铁路即被炸成几段，火车停驶，我过来得真是及时。
到达南京，我为了投奔宋将军的可靠性，便和姐夫曹仲如去考试院，请院长张默君老伯母为我向宋希濂将军写了封介绍信。事情的原委，是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回家时，父亲带我应张默君老人邀请去漫碧冲以文会友，认识张老伯母的。她是邵元冲的夫人，湘乡舒家山人士，也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席上我就以张老伯母亲昵地称呼她。故路过南京，我仍请她老给我写封介绍信，以确保无虞。得她老人家关爱支持，给我写了封亲切托咐的介绍信，增加了此行的可靠度。
到得湖北沙市14兵团司令部，一问宋将军已去襄樊前线，我只好将那封尺多长、半尺宽、印着考试院公缄的信封交给副官，便回旅社等候。
一等半月宋将军才回来，派副官来旅社找我同到司令部，从没见过宋将军的我，一见面，亲切感油然而生，而且一口故乡方言脱口而出：“报告司令官，我吴韻九，从小就立志投奔你，今天才得实现。”他以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到哪不是为国家工作？为什么要来找我？你是怕打仗？怕死吧？”这一下问得我好厉害。我即回答说：“怕死不当兵，我是为抗日救国投入军校来的，虽万死，我也不辞。不过今天战争形势变了，不是抗日，是内战，是中国人自己打自己，我刚出校门，对这个仗，我一团迷惑。故此我从淮海前线千里迢迢投奔麾下，我早就认准你这位抗日名将资深业显的老大哥指导我、教育我，正确地认清当前局面，更好地为国家效力。”
由于赤胆忠诚剖心相见，与宋将军一见如故，他即指示安插我在兵团警卫营任第一连少尉排长，1948年11月升中尉排长，1949年元月便升为中尉副连长。
警卫营西撤途中，扩充为警卫团，发表我为第一营第一连上尉连长（我因家乡解放，14兵团又西撤入川无法归队，由中尉排长王本南代理我职，直至到大渡河解放）。
1949年农历5月，我因父丧，请假回家。以至与宋将军人世缘尽，也就此划上了解放前我拼搏半世人生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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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1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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