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老师
作者: 陈善壎 日期: 2011-6-16
我没有进过学校，我讲的音乐老师是工人合唱团的音乐老师。他姓曾，我不忍提起他的名字。小时候我崇敬很多人,曾老师就是一个。他是音乐家。不过等到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靠制作人类骨骼标本为生的人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很喜欢唱歌演戏的，参加过省工人合唱团这类的组织，曾老师作为音乐家，常常来辅导我们。他有名，人也精致，又正好有几支歌被我们满崇拜地唱着。所以他就是大人物。后来晓得他还是一个进步音乐工作者，地下的时候写过骂反动派的歌，组织过迎接解放的群众活动；土改中有支歌鼓舞过千千万万闹翻身的农民。这就更坚定了我对他的敬意。
我不懂音乐，只是爱唱歌。跟我在同一合唱团的师兄好象比我懂，晚上在宿舍里夸他哪段过门写得好，哪段和声配得好，随口就哩哩弄弄地哼。我觉得挺带劲。于是也试图去发掘他的音乐的精妙处，好去奉承他，好去充内行，跟他交个朋友。可是我没成功。我能说的人家都说了，是人家说了才学舌的，所以讨不得他半句话。
每当他来，我尽量突出我的音乐天才以求他另眼相看，求他引我为知音。谁知他根本不理我，这就使他更显得高大，更值得我攀附。有一次他走出工人合唱团的活动室，潇洒多姿的呢大衣从我脸上拂过去，那感受就跟成年后女朋友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去一样。我多少有点委屈，恨他不识人才。直到今天，在认真回忆他的此刻，才想到怪不得他。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艺术家，怎么会把一个自命不凡的小鬼放在眼里呢。
他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话不多。走起路来看得出急躁，总是一脚碰在凳脚上一头砸在门框上。当时的省工人合唱团素质还不错，他很是乐意来辅导的。只在他指挥我们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微笑，只在他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才觉得他是可亲的。他总是要求我们唱出力量唱出希望，要把新中国的朝气唱出来。
有一次他终于注意到我了。我在大合唱时唱得出人头地。演出完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合唱不是独唱，要服从于整体，不能突出个人，要通过群体来表现。说完他就走了。临走时他把大衣往身上一披，那风度，那派头，令我几十年梦寐求之一件相同的大衣而不得。如今我买得起一件大衣了，可已失去配得上它的风采。背驼了顶秃了，终此生不打算穿那样神气的大衣了。
后来离开了工人合唱团。我想是在那每天晚上要开两个会的岁月，是在那不开会就加班的岁月。当然把他忘了。这时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也不象早先的那样诚挚、热烈。所有的文化活动慢慢带上一层曖眛色彩。就是不加班不开会，我也会知趣不再参加。
一九五六年夏天，有人送我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记得是一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妹子。我这才知道他原来可以指挥庞大的乐团。曲目单上介绍他还喝过海水，在巴黎先学舞蹈后学音乐，这使我觉得原先对他的崇拜还是稚气十足的。他一出场，我就向旁边的女朋友炫耀我早就认识他，还跟他说过话。我虚构了我和他促膝交谈的场面。我的女朋友马上把脸蛋兴奋得更加圆滚了些。透明的天幕深远而魅惑，音乐使我忘记了身边那样可爱的人。我终场沉浸在有些惆怅又有些亢奋的情绪里。我觉得他给我的启发是不止于美感的。
以后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以后有人用矿石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他的作品在维也纳演奏。在维也纳！吓死人的。我们只敢悄悄地传。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热忱关心这些事了。
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是站在城外的一座荒丘上举着一把半损的锄头。这把锄头不知怎么地卡进一口棺材的缝隙里了。我撬了几撬，立即冲出令人作呕的恶臭。近旁的土夫子们掩鼻跑开。最大惊小怪的是女夫子们，她们把锄头扁担一撂边跑边叫：“唉哟，我都要晕了！”土方队长（也就是包工头）贺驼子走过来，在一个从他身边跑开去的女人屁股上拍了一掌。“叫什么，比你男人狐狸骚还难闻呐！”他近前棺材看了看，说到：“把酒癫子喊来，等他来收拾。”那口吻特别权威。
不等人去喊，叫酒癫子的人已经闻风来了。他饶有兴趣地绕棺三匝，同时请几个夫子（也包括我）帮忙把棺材挖出来。我一眼认出来此人就是曾老师。一点没有惊诧，他落到这步田地我马上就有一个解释。我已认识不少落魄读书人。那件曾使我羡慕不已的大衣如今残败失色，金丝眼镜有一边是用麻绳挂在耳后的。胡须很长，一副邋遢像。还有用袖口拭口水这样算不得文雅的动作。这回应该有机会真正跟他促膝谈心了。但我没有急功近利仓促去攀交情，只是替他卖命地挖；当然也纳闷他对死人的兴趣。 | 
发表于 2011-8-28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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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9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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