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左翼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观察》【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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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娃-玛丽亚•布鲁赫豪斯＊回答express编辑部的问题
2009-08-14 15:41:56　　

I. 你是带着哪些问题去中国的？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出发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对中国充满了期待和疑问。

当然，那些与我的工作相关的问题是我此行的重点和关键，比如中国的发展政策，尤其是农村的发展政策，以及农民农业问题和妇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要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即1968年以前。那时我生活在法国。当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对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讨论比在美国和欧洲其它国家还要激烈。这与当时所谓的“变革之风”息息相关，这股风同样也刮过法国的殖民地，并带来了它们的独立。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只有中国模式独具魅力。当然，原因还在于中国人不属于白人世界：如果中国人成功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困境，将会对整个第三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或许具有比苏联更加人性化的形式”就像《国家无产者》这部当时的典范作品的作者皮埃尔•穆萨所表达的那样。[1]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神话”和西欧的毛泽东主义。

从地理位置来讲，我研究和工作的重点一直在非洲。从这个角度讲，我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感兴趣：农民在中国的变革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登台表演的演员还是参与排练的群众？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而非资金密集型的农业工业化道路能否作为发展模式？一种没有物质刺激的、自主的发展具有多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有没有自发的、自主的、服务大众的工作或者服务？与此相关的还有以性别进行工作分工和再生产的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与很早的一些作品有关，比如我们在七十年代初读过的克劳德•布洛耶尔的《半边天——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2] 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也是欧洲的榜样。

II. 通过此次旅行、交谈和参观，你的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如果为上述问题找到非常全面的答案，此次中国之行就显得太短暂了。所以我希望找到中国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些痕迹，像中国的革命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有迹可寻。那么，我们找到了那些痕迹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我们所找到的是一些决定人们的生活，但是从表面上却看不到的东西，有时，或许连这些人自己都察觉不到这些东西。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历史。一位亲历这场革命的中国人向我讲述了他们如何度过那十年，以及这场革命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是，那场革命究竟在他们的思想中和感觉中留下了什么？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能够看到的那些痕迹则着实让我们感到诧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比如同行的一个人送我的一顶毛泽东时代的橄榄绿色的帽子，上面别了很多毛主席像章：这是那些流动小商贩提供给游客的、很典型的纪念品。我们散步和购物时没人注意这些像章，而在年轻的中国人中间它们却非常惹眼：“1，2，3，哇！你帽子上竟然有4个毛主席像章！”其实，我也有同感。

让我们感到更加诧异的是在大寨寻迹的结果。大寨是当时山西省的示范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大寨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典范。1964年，这个山村的400个村民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发扬自立更生的精神，修建梯田和灌溉渠道，在梯田上种植果树和桑树，养蚕、养蜂。响应当时农业工业化的号召，大寨人还开采铝土矿，并办起了农机具工厂。这些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在六、七十年代，大寨是中国几个大的“取经之地”之一。周恩来总理频繁到此考察，还经常带着高级别的国际代表团。雄伟的乡村博物馆里陈列的无数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当时贵宾所下榻的客房今天也成为了博物馆。每走两步就有一个纪念品商店，里面循环播放着以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并且向游客出售录像、像章，通常还会说几句吉祥话。大寨人现在就以此为生。陈永贵于1973年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84年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一个国有农场，于1986年死于该农场。大寨为他建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墓碑，显然，很多取经者都是慕名而来。陈永贵的儿子不愿也不能谈论父亲被下放的经历。

III. 哪些问题你在中国没有得到解答？有什么新问题吗？在这中间你发现了哪些矛盾呢？

“新中国”当然不能成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一点在涉及到资本主义未来的问题时我还要提及。

社会主义发展观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团结和自发性——没有物质刺激——并且服务大众。我想起，七十年代到过中国的无数西方游客都描述过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团结精神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他们自发组成服务团体、做饭、洗衣、教书，而所获得的报酬却极其微薄甚至根本没有报酬。之前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例子，以至于我们都怀疑，中国人曾经经历过那场十年浩劫。与我们同行的中国伙伴一再说到，现在在中国所有东西都是要付费的，钱是唯一的动力。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个体现团结精神的例子：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民工组织中，除了拿工资的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志愿者，比如大学生。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IV. 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工会状况，a）从农民工的角度，b）从工会利益代表的框架条件和形式的角度以及c）从工会在政党、工会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角度？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种典型的所谓“群众运动”：它是一个妇女、青年人、农民和工人的组织，负责执行政府的指令。有趣的是，中国的工会在企业中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它只是一只纸老虎，根本不对企业构成任何威胁。鉴于此，工会代表对其自身地位的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认为工会是连接劳动力、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桥梁。从某种程度来讲，企业经营管理甚至是工会的一部分。工会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企业的安定。本着这一目标，工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职工大会，由职工和职员——在宏达他们被叫做“股东”，即合伙经营者或股份持有者——提出建议、批评或期望，并由出席职工大会的企业领导授予称号，颁发奖金。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数以千计的劳资冲突中没有一次是由工会发起的，至少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鉴于中国不存在进行罢工的权利，这种状况也就显得合乎情理了。与此相对，我们也看到了深圳诺基亚配件供应厂所发生的一场激烈的罢工。工会成员跃上奔跑的火车，并用横幅标语支持罢工者。这场罢工主要是要求支付工人完成生产目标后应得的每月70欧元的基本工资，并补付夜间加班费。事实上，这些法律规定的要求每个工会都应当付诸实施。而在中国，工会的观望态度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官方的工会政策，这一点在我们与工会代表的各次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我想用宏达一位公关小姐的话来描述政党-工会-资金三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和企业工会代表之间的关系“充分照顾到了政府”。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对政府格外照顾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资金。这也导致了在劳资机构关于损害雇员权利的诉讼中——主要是劳动事故——一般是雇主享有权利，对他们的惩罚也会相对减轻。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给省政府下达计划任务，规定在计划时间内在该省的投资额。理所当然，没有人愿意损坏和投资者的关系。

V. 你认为对工会来讲，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依据不久前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切实实现所有雇员的权利。为此，工会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由于工会处于资金和政府挂钩的体系之中，他们要完成这一任务就意味着无休止的工作。我认为这也正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工会对于那些既非企业内部又非企业外部的雇员自发组织并不感兴趣。它们更多的得到那些通常在中国境外落户的非政府组织（NRO）的支持。所以应当在经济上资助它们，并促进其进行交流。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更加了解全球化的相互联系。这也使它们比工会更加有能力参与到团结一致的行为的构思和实施中。以玩具生产的丑闻为例。工会一般会将责任归咎于配件供应厂，而忽略了价格是由定货人——即这一案例中的美泰公司——决定的，配件供应厂只能照此价格进行生产。定货人对配件供应厂的预先规定不仅对消费者有害，而且会损害公司员工的利益。与中国的工会相比，国际非政府组织更适合探讨这一问题。下面这种情况与此相似：我们拜访了北京郊区的农民工组织，它们处在合法性的边缘。但人们不能期待德国的或是其它西欧国家的工会联合会对其提供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于所谓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比如本案例中的国际慈善组织机构（OXFAM）。

与工会相比，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全球化的意义和影响通常理解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工会和雇主一样，一般只会考虑到自己的工资、劳动条件和竞争力。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另外，当投资者威胁把公司迁移到国外时，工会应当如何应对呢？广州工会秘书对此有着独特的见解：“通过对职工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在留下来的公司中找到工作”。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构思和设计团结一致的行动才显得尤为困难。当同一个行业的工资差别达到1：10甚至更大时，当工作条件也存在着巨大差别时，我们还怎样组织比如对抗工资倾销的国际性运动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其它各个方面的因素。

VI. 你如何看待农村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你如何评价关于农村发展的不同观念？

我认为农村发展的问题之所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已经不能再依靠土地生存了。在农业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人们在农村开办炼钢厂，并进行了其它一些富有革新精神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的尝试。八十年代推行的乡镇企业政策旨在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其开辟额外的收入来源。这样农民在务农的同时还可以经营副业，他们可以居住在原来的生活环境。这正是乡镇企业政策的优点。“户口”制度也是据此建立的，即在“当地”注册登记，作为社会保险的依据。

显然，乡镇企业不只存在于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一政策转变为在南部和东部沿海的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进行资金密集型投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这种改革意味着乡镇企业的破产和劳动力的迁移。工作岗位不再像以前那样迁就劳动力，相反的，劳动力必须要到千里之外寻找工作岗位。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建以及最近推行的工业向郊区转移的政策，许多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也被收归国有，而且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有四千到六千万农民失去土地，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直到2007年10月15日媒体才报道，中国政府为了修建颇具争议的三峡大坝，在已经移民一百四十万的基础上将继续移民二百六十万，移民总数达到四百万。很多迁移的农民都不会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只能外出打工，赚取基本生活费用。

现在，工业密集区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一亿五千万（也有人说是两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农村，家人通常留在原籍。产生民工流的原因在于，一个农民家庭仅凭不足一公顷的土地根本不能维持生计，在农村也没有机会赚取其它家庭日常开销。政府政策的重点是大面积的农业机械化。这将导致农业生产的集中，造成大部分小型乡镇企业破产，从而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数亿农民工作为建筑工人或者家务帮工在全国各地迁移，他们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温教授的观点是，中国过去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已经成为了新的中产阶级。新的无产阶级由两类人组成，即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和留在农村、同样受到歧视的农民。

问题是，当农民工和农民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该怎么办？只有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才能找到工作，他们和留在农村的农民一样没有获得养老金的权利，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依靠土地生存。所以，一旦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不能赡养老人。而老人失去了土地，也不能再以此为生。

此外，我的印象是，没有针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观念，至少没有区别于“越大越好”这种大政方针的设想和计划。这个口号的具体含义是：集中土地和企业，实现最大规模的机械化经营，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农药和灭草剂。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

那么，另外一种发展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创办乡镇企业就是很好的想法。这一方面会增加农民的就业渠道，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主要生产日常用品，能够为农民减少开支，减轻生活负担。这样，农民就可以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中，其情感诉求也得到了满足。

中国的另外一种农业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温铁军教授坚信，只有小农经济才有可能消除饥饿。此外，与通过机械化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相比，小农经济更加环保。如果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自主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目标，农业生产也将会更加民主。从二、三十年代起，温教授就和他的学生一起投身于这样一场运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看到他们最初设想的“农村改建中心”，以便我们对它有所了解。

鉴于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以人为本、保护环境的农业发展观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研究最多的是体制问题，我想在最后论述。

VII. 性别平等在农民工问题和农业发展方面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又有哪些矛盾？

我想在这里引用前面提到的克劳德•布洛耶尔的《半边天——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这本书的论述。这一论述来源于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韩素音，她讲到了中国两性关系的“深刻变革”，讲到了“中国妇女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不仅涉及到“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还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韩素音已经不局限于探讨当时的平等问题了。所以有必要回顾以下两次最重要的变革：法律禁止婚姻中的歧视行为和强暴行为，政策促进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两性平等。1950年的《婚姻法》禁止重婚、姘居，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和强制结婚。婚姻要以双方自愿为前提，离婚不需要付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掀起了一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倡导平等的运动，并采取了具体措施，比如修建托儿所，允许妇女休产假，那些长期由男人从事的工作也为妇女提供培训，企业和政党给妇女提供升迁的机会。作为补充的另外一项措施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合乎情理的，现在可能显得难以置信，即家庭既是（再）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这项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农村生产合作社，并让妇女在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如在街道、居委会办托儿所、小饭桌等便民网点，为居民提供服务——译者注），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当时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对此颇为赞赏，并建议效仿。

遗憾的是，我们此次中国之行没能去寻觅那场运动留下的痕迹。这将是一项非常耗时的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无论是在工会，在管理层，还是在政党或非政府组织中，我们都遇到了很多能干的女性，她们大都非常年轻，非常自信。杂志中介绍了无数成功的女企业家，很多女性在大学里任教。当然，处于顶尖地位的女性相对较少，程度因专业不同而有所差别。据广州的工会代表介绍，在工业生产领域，高薪阶层主要是男性。女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资低的工作或部分时间工作，薪酬平均比男性低百分之十。与以前国有企业的托儿所不同，现在的企业不提供照看小孩子的服务，大部分私人幼儿园都是收费的，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和质量收费或多或少。与此同时，高收入阶层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农村地区为那些有外出打工意向的女性开设了家政服务方面的课程，对男性则提供保安和园艺方面的培训。这就是所谓的“资金标准化”，其程序同其它领域的相同。有趣的是，与此相关还出现了——还是应当称作复兴？——一些住宅区，里面住的主要是香港富商的情妇。

更加困难的是评价农村的情况。至于如何把农民工按照性别进行划分，我还没有听到可靠的说法。汇总不同的说法，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工为男性。在我们到访过的一些村庄里，外出务工人员几乎全部为男性。另外一些资料显示，年轻妇女的比例也在增加。或许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市场需求会导致情况有所不同。有时候夫妻二人一起外出打工。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顾其他家庭成员。随着移民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夫妻二人一起外出打工的情况会越来越常见。无论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任务都会加重留在家里的一方的劳动负担，虽然老人也能分担一部分农活儿。一旦老人生病需要照顾，就又会带来新的负担。而在千里之外打工的一方只有在每年农忙时才回家一次，他们所有的工钱几乎都用来补贴家用。这当然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这部电影正在我们的影院里上映）讲述的就是两段因为外出打工而破碎的婚姻。我们社会中的有些人一方面强调全球化时代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主张保护婚姻和家庭。他们忽略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VIII. 你认为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提出一个与此相对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有关系吗？中国政府宣称，中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生产出劳动资料并进行初次分配，然后对劳动资料进行再分配，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这纯粹是用名称混淆视听。显然，中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其显著特征是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一方面是大量的贫困人口，一方面是权力和金钱的集中。虽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会决定进行再分配的时间，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不平等的状况存在于农村和城市工业密集区之间，也存在于农业人口、农民工和薪水相对较高的专业人才之间，主要是那些获得最大利润的资金持有者，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动力。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剥削，同时保障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变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非常成功的一种实现形式。归根到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其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同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未来的经济发展也要考虑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方向的改变，而只是为了抚慰人们的不满情绪，减少对给人们的损害，因为这些因素有可能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

2007年10月21日

埃娃-玛丽亚•布鲁赫豪斯曾做过德国之声非洲节目组的编辑，之后作为发展援助组织的顾问主要在非洲工作。现在她已经退休，任medica mondiale的董事，这是一个国际妇女权益组织，致力于战争地区和危机地区对妇女的性暴力问题。

载express，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会报，10-11/07

（1）皮埃尔•穆萨：《国家无产者》，巴黎，PUF，1959

（2）克劳德•布洛耶尔：《半边天——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柏林，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