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是我雷鸣哥哥63岁生日了，前些天我在这里发了一个帖子，得到他那些同乡哥哥姐姐的关注，在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正好手上有一篇他的遗作，我想把它放到帖子上，虽然仅仅是一个未完的作品，但既算是对他的怀念，也算我对关心他的哥哥姐姐的回报。
《青 春 流 浪 记》
作者：雷 鸣
自 序
1964年，中国人民从三年苦日子中开始恢复了一点生机，但导致1959至1962年中国大饥荒的“左”病的根源并没有被挖出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像天边滚动的雷声，已经透露出“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的消息。防止阶级敌人翻天，是当时各级当权者主要思考的问题。湖南省的领导素以能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著称于世，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市就业的压力。于是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首先在这一年的升大学和升高中的考试中，以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为由，淘汰了大批品学兼优的高、初中生。接着在省会长沙动员了这一批共5000多人，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湖南南部的江永县。第二年，即1965年，又约2000人下到同一个县，中国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由此而开了先河。
与“文革”中期和后期全国大呼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知识青年相比，到江永县的这一批人是一个特殊的老知青群体。
第一，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不好，或者社会关系复杂，他们从小就被指出或被暗示，因为父辈或家族的缘故，他们必须更加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做个为党所认可的好人。他们中对自己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定位始终是错的，总是以为通过自虐式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就能获得“超度”。然而，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了无逻辑，从荒缪的前提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正是这种宗教式的虔诚帮助这批政治弃儿快快乐乐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以致几十年后，那段岁月成了他们人生的美好回忆。与后来的知青对下放地点嗤之以鼻的唾弃态度迥然不同，江永知青对江永县的感情一往情深，到了梦魂萦绕的地步。
第二，他们绝大多数学业优秀，才华出众。这有的是由于有家学渊源；有的是因为父辈教育严格，或者说更懂得对子女的教育；有的则是家庭政治逆境中的正常反应所致。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点也许是最具悲剧性的。江永知青后来在商界、学术界尽管也有少数几个代表人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在农村的蹉跎岁月过于悠长，待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时，十三、四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已经逝去，年岁偏大，小家已成，学业不继，英才终难成为栋梁。中学教育的扎实基础，虽然也使他们终身受益，在农村愚昧落后的环境中作为“精神贵族”多少享受了一些文明的乐趣。回城后在不同的平凡岗位上也都工作得不错，基本上是业务骨干，但总的来说，他们大多数没有赶上“末班车”，是被耽误得最厉害的一代人。
第三，他们下乡时尚未经过“文革”的“洗礼”，政治上特别单纯，下乡虽有动员，但都是自动报名、自觉自愿者居多。他们满怀着“红”的豪情，却不料背负了“黑”的烙印，不但自己浑然不知，上面也没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安置是很草率的。他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遇到困难找谁，实际上也没有“谁”可找。这就在不自觉中养成了这一群人特别强的，一切靠自己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及在求生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别强的团结互助精神。这种秉性一方面使他们的积极作用在农村战天斗地时得到充分发挥，也使他们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回城以后，面对生活的困境表现了极顽强的生活勇气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被革命化了的头脑没有获得机会重新“洗”过，思想感情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又不习惯同社会上层打交道，更不善钻营投机，面对急促变化的社会极不适应，觉得有些无奈。不像红卫兵知青那一代，很快适应了改革开发新形势，感到得其所哉，正式他们施展拳脚的时代。
这个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的知青群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出演着一组悲喜交织、苦乐难分、爱恨兼有的系列故事剧。这些老知青丰富多彩、沧桑历尽的生活经历，无一不折射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知青文学已经蔚为大观时，江永知青这个题材却鲜有文学家青睐。最近，湖南当红作家何顿先生有感于此，创造了长篇小说《眺望人生》，广大江永知青非常感谢他，尊敬他。但是，也不必为尊者讳，这篇小说瑜中有瑕，瑕在对这群体的特质把握不十分准确，同时也缺乏足够的鲜活味。缘何？一言以蔽之，何顿先生他不是江永知青。
光阴光阴荏苒，1964年到江永的那批知青，如今年纪最小的也五十岁了，例如我。他们对自己的那段生活敝帚自珍，对把自己青春的流浪足迹拓印下来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既然如此。就有人不揣浅薄，自己动手写将起来，例如我。
是为序。（这篇东西什么时候写的，我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只有在此代表他向大家表示歉意了） | 
发表于 2011-9-20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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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0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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