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琪的河流：公共知青沙龙四周年小记【知青公共频道】

友情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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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沙龙四周岁了。我怀着激动了心情参加了这一盛会，最让我高兴的是“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人”——烦言不赘。

 

  公共知青沙龙是我最喜欢的沙龙，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会被代表，被协商。“和谐”二字，就是一“口”一“禾”，人人有饭吃；“言”字加“皆”，人人皆言也。试看今日之天下，非洲除外，吃饱饭者多，自由表达者少。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过，为自己挣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所以，千万别小瞧了我们的每一个小帖子，每一个小点评。正是有知青沙龙，徽风色影这样的团体，才让我们的公共空间不那么荒凉。这样的小细胞越多，社会就越健康，越有活力，越有创造性！此实公共知青沙龙“公共”二字之深意存焉。 

 

   《常识》是我认为本年度最有价值之书，但“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况孤本难舍，就选了唐德刚的《史学与红楼》，被樊立慧抽到了。唐德刚的书见着就买，盖无遗漏，不想买了两次！其不可磨灭之崇高价值被我认定了两次！这也是我读书的特点，不求甚解，但求快意耳！

 

   收到了张铮苗同伟伉俪联袂签名之书，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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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案：公共知青沙龙

借贵版一块宝地，望斑竹保留数日为感——



http://blog.imedia.com.cn

作者：盈袖

Imedia——公共知青沙龙网站终于初具规模了。你乍看上去，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团队博客。然而，你将鼠标滚轮转动下去，你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博客的汇聚。它有着令人动容的纪实性社会评论，还会有让人开阔眼界的广告创意与设计，它也会慷慨地给予你上传图片的空间；你经常还会看到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记忆与小说，当然，你还会听到值得珍藏的精典歌曲，看到如春天般漂亮的姑娘。即便时间在流淌，精致却在沉淀，很长时间以后，你仍将乐意打开。有时候，是你在线阅读小说连载，有时候，却被某个对商业界的评论吸引的不知所措。——对，它即非文学又非经济媒体，它就是这样一个无需界定性质的、自由的，丰富多彩的“公共知青沙龙”。

沙龙，“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进出者，每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呷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任何一个搜索，你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解释。我们不是也无需戏剧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你还有着些许追求些许兴趣，喜欢网络，喜欢为一两句让自己偶尔心动的话，音乐或者某个用错了的符号说上一两句，那么这里，你会喜欢。

在网站形式上，公共知青沙龙力求简洁，目前这个网站版本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内容上，这个“客厅”试图并希望将最富个人特性的写作、报道、音乐或是摄影、图片交替摆放，客厅的每个方位都会充斥着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总有一个方位适合你（呵呵，不小心广告了一下）。

一个网站其实就是一个个体生命——它诞生、成长、最终形成自己或平庸或鲜明的特性，就像所有注定不平凡的新事物一样。总之，公共知青沙龙无意于在形式或是写作本身上进行炫耀式的表现，它只想将那些志趣相投者汇聚成堂，交流聊天，分享影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真正渴望的是，能让你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被疲倦和匆忙所忽略的事物中原来蕴藏着如此的乐趣和妙不可言。

友情周末

别把诺贝尔奖得主不当人看

(2011-02-05 11:57:53)

   春节亲朋好友聚会，五湖四海的，像是一个信息庙会。有美国同学说了个寒碜诺贝尔奖大师的段子。

 

我们在硅谷的公司有一天请加州理工大学的若斯教授，20年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来讲演。演讲结束后几个小时，公司老板突然给我给打电话，说是若斯教授求救，车在回去的路上抛锚了，打不着火了。我紧急开车救援，但见这位六七十岁的糟老头子，正拍着一辆老掉牙的丰田车的引擎盖直摇头呢。原因很简答，车子老掉牙了。

 

朋友说，若斯教授很朴素，但如果想摆谱，也还真没什么钱。诺贝尔奖金不过一百万美元，有时还几个人平分，而大公司高管年薪超过百万的人不在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太多，多了就不值钱。不信，让诺斯到中国来，一定让他乐不思蜀。看看杨振宁李政道来华的高规格接待就知道了，我想，爱国心切之外，这可能也是他们热衷衣锦还乡的制度性诱惑吧。如果中国人捧得了若贝尔奖，一定爽透了。坐上科学院或是工程院院长的高背椅子肯定没问题，还可能有更高的位子，到哪不是全呼后涌，肃静回避，还用自己开车？

 

聊到这，我也说了一个段子。在我编排的书摘栏目中，我选择了《李政道传》，大标题是“杨振宁李政道那档子事”，。我写过小文章《哎，索罗斯，罗杰斯那档子事》，一个“那档子事”，口气中带着围观者的超脱，并不想评出个是非曲直，忠奸美丑。

 

   吃惊的是，第二天就有读者来电话。五十多岁的声音。天下好书这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这本书，两个名人相互揭短。你居心何在？我心肌紧缩，额头冒汗。

  

在刘易斯@沃尔伯特的《激情澎湃——科学家的内心世界》（Passionate Minds）一书中，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揭示真理的兴趣固然是科学家的动力，但是，如果一项科研被预期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成果和喝彩，没有人能坚持下去。也就是说，精神王国的探索，也要制约于人间的名利与效率。杨振宁与李政道那档子事，不过是寻常的人性故事，又有什么奇怪呢？

 

对于读者的那个电话，我既感激又委屈。感激他关注我们的报纸，委屈的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得主在美国是肉体凡胎，到了中国怎么就成了不容亵渎的圣贤了？

别把名人和伟人不当人看。

友情周末

最早是沙龙的章玉政同学说，这书不错，网上已经断货，如果要买，某街某角落某小书摊细声询问某老头或某老太婆，或许还有压仓存货。他是写书的，自然善读会挑，也有自己的隐秘渠道。再看各大2010年的最佳图书榜单，《巨流河》更是高居前茅。

 

文本是从网上荡下来的，一口气读完了，没付一分钱。有些对不住，又自我宽慰道，真正伟大的作品并不以商业利润为原始动力，读者一路唏嘘，掩卷后一声长叹，在共同的民族苦难面前，你说不清楚谁更幸运，谁更不幸，恍惚迷离间完成一次有些痛感的精神洗礼，这应该就是应该是耄耋之年的作者齐邦媛教授的最大心愿了。

  

《巨流河》，书名类似的海外华人作品很有几本。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或许，也包括胡兰成的文化论著《山河岁月》。为什么这些大作家大学者都丧失了想象力，不约而同使用了同一个意象——江河？这一意象的学术升级版，应该就是唐德刚的中国“历史三峡论”吧。

 

其实，一旦洪波涌起，任何个体只能随波逐流，随风乱窜。只有奔流的江河才能衬托浮萍孤蓬之渺小与无奈，这与其说是文学修辞，不若说是直白感叹。《巨流河》书中有一小标题“渡不过的巨流河”。“渡不过”，是郭松龄反叛失败的转折点，又何尝不是铁岭齐家命运河流诡谲莫测的隐喻。

 

齐邦媛说，“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逝者如斯夫。川上写离乱，哀黎民，叹兴亡者，如黄仁宇，唐德刚等，都有过类似的人生经历，学生，流亡，放洋，成为学者名流，一部恢弘壮阔，而又幽微惨淡的奥德赛苦难之旅。

 

巨流河是辽河在清代的称谓，是作者的母亲河。河流寄托着家乡的思恋。“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每个人的家乡，最终都汇聚成了一个大写意的大江大河，黄河青山，一个命运共同体。

 

以往相关题材的大陆作品不多。要么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为代表的文史委员忏悔型书写，要么就是《高玉宝》一类血泪控诉型，读起来“慨而慷”，有宏大快感。熊培云说，“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痛感，是包括《黄河青山》、《大江大河1949》和《巨流河》的通感。

 

我的一位初中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说过他两个舅舅的故事。村口招兵，弟弟内急上茅厕，提着裤子追出来，哥哥已经跟前一拨队伍走了，幸好又来了一队人马。一样的旗帜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打鬼子。结果还算好的，都活了下来，只是一个在台湾，另一个在大陆。宏大的历史叙述早已叠梁架屋，而无数小人物的“微历史”则则湮没不闻了。如今，“微历史”的复活，显然为历史的“保鲜”和反省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手段。

 

没有花哨的文学技巧，以时间为主线，齐邦媛的女性笔触别有一分典雅素净。前半部分看饱颠沛聚散，痛感弥散中，又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而后半部基本上是自己的学术自传，略显单调。

有好些痛感强烈的“痛点”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她与张大飞的夹杂着朦胧情爱的友谊。张大飞来信，“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我想起中学课本中林觉民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奥登《名人志》中说，一先令传记给你全部的事实。又有西方评论家云，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不错的，《巨流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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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摄影，现成的概念，是一个大菜篮子。以“开放”为一类摄影风格冠名，则是我的奇想，源于作为一个摄影围观者，在徽风色影、公共知青沙龙等合肥几个摄影网络社区里的游逛感受，特别来自谢泽和王里宝的作品。

 

有一种摄影，我们非常熟悉。天空没有不万里无云的，鲜花没有不姹紫嫣红的，行人没有不信心满怀的，儿童没有不不会哭只会笑没有不多才多艺的。与这类“朝鲜画报派”接近的，是以当下城市生活为成为蓝本，充满真挚自豪的“老年大学派”。蹲坑守候，完美无憾地按下快门。他们拿出纽约曼哈顿的照片，咦，似曾相识啊，哦，原来是我们合肥！派他们去平壤，肯定能拍出“千里马”气势。

 

  以前在《家园》专刊办摄影大赛，颇识得几位个中高手。他们和摄影机器之间的结合，类似人车合一，贴地飞行；又如人枪合一，百步穿杨。人已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如果说有什么情趣，就是解晓东唱的，“高兴，高兴，今个今个真呀真高兴！”，

 

  当然，无论是“朝鲜画报派”，还是“老年大学派”，职务行为，抑或个人爱好，都是审美，都有价值，至少，可以作为楼盘，或是相机品牌的商业广告。扯得有些远了。啰嗦一番，只为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高楼背影下的平房，老职工宿舍，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们，泥泞的小巷子里跋涉行进的美女，别墅窗台上悬挂着咸鱼咸鸭，透过树梢看到的游艺场的摩天轮等等。

  你想表现什么？我不想表现什么。王里宝说，不赞成，也不反对，不革命，也不改良，不左也不右，不犬儒也不愤青，不摆POSE也不搞PS，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就是要把这些最细腻的东西最本真的反映出来。色彩是干扰，我的照片都是黑白的。

 

他在电厂里做的是化学检验，酸碱度，PH值。每天坐班车去肥东桥头集二电厂上班，车程一个多小时，闹市区，工厂区，城乡结合部，郊区，农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着这个城市里里外外，一点一滴，又如霹雳闪电一般地变化，突然有一天，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他要表达。这就是“隐城”系列，他不想猜透也不想猜这个城市的心思，只想体现这个城市肌体的温度，皱纹、瘢痕，毛孔等等。

 

谢泽的行走半径与地球半径相仿。

荷兰，他陶醉的是旷野，不种粮食，没有郁金香，更不养奶牛，那是自然之神的栖息地。日本，路边草棚就是一个精巧雅致的温泉，那份周到体贴，是国内的动辄消费几千元的洗浴中心也做不到的。香港，不堵车，转角就能打到酱油，老街坊们50年如一日，去同一间凉茶店喝茶。

 

纯爷们都向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谢泽走得更远。白色尼桑越野车，出兰州，去张掖，160的极速，烧坏了跨下座骑的燃烧棒，中途在金昌县境趴了窝。褐色的石山，金黄的燕麦，青葱的白杨林，白色的云朵。

 

谢泽的城市图片很多是在深夜拍的，街头行人的影子、涂鸦的城墙，城市远郊灯火寥落的夜航船一样的住宅小区等，哪怕他将镜头对准旷野，城市，始终是他的旨归，发达国家的城市影像及其人文脉络，则是反思中国城市化的背景。

 

镜头诉说着对城市的五味杂陈的爱，往往就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我写“美女与老厂房”一文就缘于谢泽提供的素材，令人心欣慰的是，此后又有媒体跟踪，深入报道。“我们说的多了，说不定就被领导看到了呢，领导一重视，不就有希望了吗”！建设性干预社会，温和而务实，可谓“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无论是王里宝的隐城系列，还是谢泽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引入了新的影像维度——时间。

 

时间，空间，光，爱因斯坦说，都只是黎曼几何的不同公式而已。无论是广义相对论，还是超弦理论，时空光影都可以互相转换，就像将火柴盒立起来，宽度就成了高度一样。王里宝淡化了色彩凸显时间，谢泽的西部旷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间更是主角。

 

每一个读者都能够从他们作品中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移情换景，自我置换，二次创作，各得其乐。这就是开放派，冲决平面和封闭，价值多元。正如近期票房大卖的姜文电影《让子弹飞》，有热闹，有门道，姜文什么都没说，但是，观众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高楼阴影里的小平房，面无表情的行人。他们在想什么？拆迁的春风吹来一大笔银子，还是芳邻星散的无奈？再如“等待戈多”，城市街道的一角，窨井盖旁，高楼，道路，空气，各自轨道上运行的路人，他在发呆还在等待，等待什么，能等到吗？

  

“数码，实现了摄影的民主化”，这是谢泽说的，很牛。当摄影从彰显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文化优越性的高背椅子上跌落草根民间后，人人都成了光影大师，借助软件，进而成为魔幻大师。不甘被淹没被稀释的摄影人，唯一自赎和超拔的途径就是关注内心，关注平凡，关注时间，将种种可能，彻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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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请教买相机，谢泽说，闭着眼睛买吧，能照相的都是好相机！相机只是工具！

 

 

（泡着，聊着，就把采访作了。五周年的收获真不小，我们要经常泡在一起。本文原标题，合肥的开放式摄影，批判之为抢眼球呵呵。最合肥周五，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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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起，雪花飘，泡澡的季节又来到了。唏嘘着哆嗦着路过徽州大道上的包河浴池，不觉遐想，还能像早年那样，进去泡一泡改多好啊。不是不能泡，从洗，到保健按摩，门头光鲜一点的浴池都可以提供，问题是，肯德基和老母鸡能一样吗，菜还是那道菜，味早就不是哪个味啦。

 

 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社会，单位大院都有自己的澡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狭小的更衣室里最多啃一个水果，喘两口大气，于是，上街泡澡堂，就有了超越“洗澡”的文化意味。小时候，如果我跟老爸去三孝口的新泉浴池洗澡，那就说明要过年了。

 

一溜排，或是几溜排的躺椅，小衣服塞在旁边的柜子里，大些的，服务员用杆子挂在高高的墙壁上。收澡票的工作台上挂着一排手表，那是洗浴客人寄存的贵重物品。女人似乎还有淋浴，盆浴的选择，男人就洗矿泉浴。哪来的矿泉？这显然是哪个既实在又厚道的年代，最有想象力的诗意夸张了。洗完澡，出门就是黄山理发店，橱窗里摆着发型模特的照片，西边紧挨着的是黄山照相馆。这些都是饮食服务供公司的下属单位，成龙配套，布局合理。

 

  在新泉，飞凤，胜利等市内的几家国营浴池中，包河浴池并不突出。能够后来居上，一是名称上占便宜，有本土元素，二是位置不错，三孝口作为商业中心莫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四百楼是合肥唯一的闹市口。很可能主管单位也想创建一个窗口示范单位，舍得投资装修，与时俱进，一种低调的奢华，包河就成了硬件条件最好的，老式浴室的头牌。

 

儿子一两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孩子外婆家，包河边上，周末一家人穿得更大棉球一样，带儿子去洗澡。门帘一掀，热气蒸腾，带眼镜的有些麻烦，看不见了，得摸着走，小半会儿，镜片上的雾气蒸发了，你才重新看到这个温暖如春的美丽新世界。洗完后，出门，过道里常有一家子以性别划分的一半，头发湿漉漉，人面桃花地等待另一半。

 

  后来搬家了，我还是喜欢去包河，有人是别人约我，有时是我约别人，或者就是心照不宣，在老时间，老地点，大家就袒诚相见了。和当下弘扬洗浴文化的“洗浴中心”相比，老浴室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你可以躺着，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年轻小姐来搔首弄姿，先生，作脚摩吗？

 

你和兄弟在一起泡澡通常是相互擦背，绝不会像现在人那样立马想到“断背”。花三五块钱请浴池的师傅擦背有些奢侈，但并不过分。如果是两人一起来的，洗好上来，接过堂倌扔过来的滚烫毛巾，一边擦，一边豪爽地喊，老大，两杯黄芽！你的兄弟边丢过来一只香烟，又丢给堂倌一只。堂倌把烟夹在耳朵上，一边拖出长腔——好叻！

 

两元钱的茶叶，有钱的不掉价，没钱的，也支付得起。但凡点了一杯茶，你似乎有拥有了无限续杯，从早聊到玩的权利。但这只是潜规则，在客人很多的情况下，不用赶，大家自会提高效率，过足神仙瘾，尽兴而去；人少的时候，自有一些老杆子们和伙计聊谈，不至于太清闲。

 

  听讲二十元一局，也搞不清是咋回事！几个老头说在马路对面的地下室，海南人开了合肥第一家的保留球馆。生意不错。泡完澡吹个头，然后去打保龄球，时尚潮人。

 

  我和兄弟都没有那个消费能力，也没那个兴趣，我的兴趣是要做一件大事！96年我在一家化工企业做销售，出差长沙，街头都是做槟榔的，疑惑之下，财心大动。那个冬天，我的槟榔方略就在包河浴室里孕育而出。如今，在小街巷里看到槟榔的小招牌，还是我当年的麻雀战，不成气候，但愿这些小老板们还能赚点，这样我也能以先烈自诩了。

  

车站码头，茶楼酒肆澡堂子，从来都是浓缩的社会和江湖，更像是信息服务器，常泡澡堂，一则卫生健康，二来也交朋友见世面。还是96年，我去亳州出差，洗澡。几个引车卖浆者流，一阵下流玩笑过后，争论起了曹操，引经据典，穿插戏文，听得我耳朵高竖，感慨不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污染了基因还在，当年魏武帝就是这口音，这神态！

 

包河浴池的堂倌都是两班倒，有一位叫大背头的和每个常客都像兄弟，大家很江湖地打招呼，彼此都挺有面子，有派头，也有些小实惠。生意火爆时，他会安排你插个队，如果安排不了，你也不好意思去其他的更衣休息厅。我通常直接在堂倌手上买票，一图方便，二也有讨好的意思。

 

包河浴池换私人老板后，就没有去过了。前不久在大街上还碰到过碰到大背头，被两个女人左右牵着，应该是老婆和女儿，老婆很漂亮很时髦。当年，他可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哥，现在，舞台没了，是否也有过气明星的寂寥呢，从那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上看，不像，过得很滋润，毕竟不是那些“被退休”的领导干部。

 

不是爱怀旧，这世界变化快！时间不易察觉，而地方场景的改变会告诉你时间的运行。熟悉的参照物在迅速消亡，这是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根本原因，熟悉的堂倌，熟悉的热毛巾，熟悉的浴客，熟悉的大门帘儿，熟悉的那种人腾腾的感觉。脱离了这个熟悉的环境，我们必然要支付新的心力去适应新的参照物，无力感，失落感乃至焦虑感和挫折感，油然而生。

。

以前，长江路上有一个张顺兴号，食品店，后来，上面是红楼茶室，楼下是佐丹奴服装店，长江路改了几次，这座小二层楼的面貌和用途也在改变了几次，我觉得，只要这个“锚”还在，长江路就没有变。

 

还记得张顺兴老红楼的，都是老合肥。曾在包河浴池泡过澡的，都是我兄弟。

 如果两项记录都为零，支持沙龙，是沙龙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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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的一个傍晚，赴一饭局，在桐城路桥附近。时间还早，就沿着桥头台阶，穿林而下。

 

天朗气清，虽然是冬天，温煦得像小阳春。满目翠林苍藤，远处是水榭廊桥，脚下是蜿蜒曲折的鹅卵石湖岸小路，枯黄的草地像毯子一样服帖而柔软。一群人上了年纪的人在草地上打麻将，简易的折叠桌，塑料椅子。围观者中有扛着鱼竿的老汉，有拎着一塑料袋馒头牵着的小孙子老太婆。还有一位穿花棉袄的小灰狗。

 

我坐在不远处的石凳上，看着他们兴奋而投入地争吵，懊丧，嬉闹、戏谑，最后，暮色苍茫中，结账、收拾小桌子，打道回府。他们是附近的居民，银河公园就像他们家的后花园。葱茏的绿色像一道致密的帷幔，清波荡漾的护城河更如天然屏障，将现代城市喧嚣的车水马龙、焦虑与欲望交织的光怪绿离，和攻无不克的推土机隔绝开来。城市已经七十二变，而这幅再寻常不过的水岸林下牌戏图，气韵恬淡，很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模样。

 

多亏了护城河！

 

仰望星空，我们能轻易看到几十亿年前的宇宙形象，但在在合肥找到一个年岁超过40年的景观殊却非易事，如果有，可能也只有这条护城河的轮廓与风采了。放眼神州，自从推土机和脚手架成了城市沙盘上的主宰，用剖宫产的急切手段，催生了一大批成几何级数倍增的巨婴，差异仅仅在于规模和野心，精神的发育远跟不上相对于他们的体型。合肥幸好有了护城河和环城公园，使得合肥在八百多个自我期许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婴儿城市群中获得了一个鲜明的天然的城市胎记。

 

这一胎记是一条脐带，让合肥能够和遥远的古中世纪城池代保持一条联系，是一层隐约的胞衣，软化了现代化的生硬，高速，鲜亮炫目。水岸林下能给一个浮躁的城市以滋润和柔滑，这条半人工半自然的河流对于合肥城市物理形态和城市文化的凝固，对于合肥人南北兼有的性格形成无疑有着巨大意义。

 

五十年代合肥的老城墙被推倒后，一条循环水系切割成了包河、银河、雨花塘、黑池坝，南淝河段等，成了一截截的盲肠。

 

包河名气最大，包公祠在这里，是合肥的名片。但作为了旅游景点，外地游客多，商业气太浓。雨花塘，在历史上曾扮演过合肥的中南海一角，当年在雨花塘里野游，总有越过铁丝网绕过哨兵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现在，稻香楼已经商业化了，但并非平民化，官气之流风流韵犹在。黑池坝水面阔大，水边一排别墅，碧波红瓦，有几分贵族色彩，我辈游览，有几分惬意，亦有几分愤懑。环城河的东北部南淝河一段，树荫不成气候，显得有些荒凉。所有河段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银河这一段了，最有市井烟火气味，它的文化原点，无疑就是姜夔居住的赤阑桥，如今，这位风流才子的形象已被雕刻在桐城路与芜湖路的交叉口上。

 

剧院、茶社、花店、酒楼、小学校、医院、尼姑庵等，齐了。柴米油盐、茶楼酒肆，听戏礼佛，林下之风，从物质到精神，从绿色环境，到人文情怀，绝了，和谐统一了。

 

那天我到了饭局上不免感慨了一番，真羡慕这里的居民！没想到引来引来一位开车朋友的一通苦水。你如果开车，就知道这里有堵，有多闹心了！

就是把所有的人行道都改成了F1赛道，也还是堵！嘴上这么说，我还是暗自愣了一下。银河生活区内居民在水岸林下打牌，稀松平常，但对更多的市民来说，则可望而不可及。绿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远处的公园，是被铁丝网围护的“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高档草坪。仅仅为了楼盘广告上的绿色概念，就得掏大把银子！

 

绿色城市的含义不仅仅是绿化城市，还在于维护传统文化与人文景观，还在于平衡城市传统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也在于如何实现城市绿色资源的公平化，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

友情周末

相比于巴菲特的令少数人怀疑，让多数人无从挑剔的完美无暇，我更喜欢索罗斯和罗杰斯。索罗斯和罗杰斯的惊人投资业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间传奇，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过节，类似杨政宁和李政道的那档子事，让人遗憾，也体现了他们凡人肉胎的真实人性。

我期待着索罗斯和罗杰斯“相逢一笑泯恩仇”，期待着他们“第二次握手”。

作为铁杆粉丝，我把这两“斯”的星空际遇，比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合作。在每一间人民公社的礼堂都悬挂马恩列思毛画像的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纯洁、最革命、最值得无限景仰的友谊典范。记得有一张两人的合影，老马坐在椅子上，“第二把小提琴手”恩格斯立在一旁。

    那时我挺操心这两位大胡子如何喝稀饭，长大了，知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才深刻（这个口头禅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理解到，这份友谊是多么稀缺，多么昂贵。他们二位一体，任何一方缺失，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后来的样子。

和马克思、恩格斯相比，索罗斯和罗杰斯这两个“斯”要小众得多。但他们在全球化泛资本化时代获得的尊崇地位和广泛号召力同样令人高山仰止。

1969年两人创立量子基金，索罗斯操盘，罗杰斯搞产品分析，强强联手，风起云涌。共事12年，量子基金年收益从未是负数，并创下了3365%空前绝后的累积收益率。后来两人因龌错分手——这并不奇怪。

   马克思揄挪他的同行为“德国的玄想家们”，他说哲学家试图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玄想家”们并没有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投身阶级斗争的洪流，而索罗斯，这个自称 “一个失败的哲学家”的人，却把自己的反身性哲学理论运用于投资实践，掀起滔天。罗杰斯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预言大师，他的名言是，与其上商学院，不如读历史，逛博物馆。

    马克思说不用哲学的眼睛来把握感性世界，只能是抓瞎。索罗斯、罗杰斯就具有天然的哲学气质、强大的思维能力和超越现实的深邃眼光。索罗斯说：“我生活的重心不是金钱，但钱是达到我目标的手段，哲学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轻松想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单打独斗，他们的成就肯定会大打折扣；相反，我们却无法想象，这两“斯”如果一直结合在一起，那将是怎样壮观的气象啊！

合作、分手、干杯、翻脸，是人间家常便饭，对于天才人物满地走的投资江湖来说更是如此，利益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即便心存芥蒂，见面天气哈哈哈，给自己也给对对方一点骑士风范，并不困难。但让我吃惊的是，这两位投资大师，自从分手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大家设想一下，两人行走的江湖圈子有如此之多的交集，甚至可以说基本重合，却从未没有说过一句HELLO！这样的概率比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机会都少！

    两三年前，图书市场有过一波对周氏兄弟失和之迷的扒粪式探讨。作为一母同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人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似乎对方从来就不曾在生命中出现过一样？不少文章或隐喻，或暗指，除了涉及男人最深刻的尊严，还有什么呢？

两“斯”分手，与女人无关，但只用钱财之争来解释也显轻薄。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了，踏尽青山人未老，毕竟夕阳几度红。可为啥能掀起海啸的满是皱纹的手，就无法握住另一只，曾一同创造奇迹，同样也满是皱纹的手呢？
    投资股票亏掉老本的牛顿曾叹息，自己能精确计算恒星之间的距离，却无法计算股票的脾气，同样，而索罗斯、罗杰斯胜擅于波谲云诡的证券市场，却迷航于人心之柔微敏感。

二位大师啊，灿烂而陌路的参商二星，学学凡夫俗子，耸耸肩膀，来一次伟大的第二次握手吧！ 

友情周末

上 “神马”是“什么”东西？你猜对了，就是“什么”。网络语言，更凌厉，更酣畅，更“给力”吧。

 

对深谙中国投资市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郁闷又给力，既混沌又狂欢的时代。用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篇来描述固然不错，但还有失皮相。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时代特质完全可以移用过来：“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然而，有一种东西，顶风作案，逆风飞扬，还未来得起被思考，被检验，就不容分说地被股票市场的芸芸众生推上了神坛，这就是所谓“价值投资”的形象代言人巴菲特。

 

这些年来我疲于混饭，热衷财经，胡乱翻书也只因求财心切，理所当然是资深“巴粉”——“资深”二字不寻常啊，透着些许辛酸！君不见无数徐娘都用资深美女来自我调侃自我宽慰。但凡能找到的关于股神巴菲特的传记、投资策略等书刊基本上都要一睹为快，股神充满智慧的格言警句，也是如同宝贝一样，不时拿出炫耀一番。

 

令人沮丧的是，身边有很多股票投资者，尤其是那些在市场上动辄割肉、套牢的人，十有八九是“巴粉团”的。他们就像《让子弹飞》中的鹅城百姓，光着膀子（有人解读为一无所有），面目模糊，没有脑子。“巴粉”们吃够了苦头，却很少反思自己袭来的投资体系，更多地将价值体系的失灵，归结于越淮之橘，水土不服。他们也看透了中国股市的种种黑幕，却从来不想会去怀疑巴菲特。就像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特殊年代，人们可以怀疑一切，怀疑爹娘老子朋友，但是，去怀疑组织，却是万万不可的。

 

相反，那些快进快出，追涨杀跌的短线投机者却幸福指数更高，即便是那些标榜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们，却也是更是嘴上一套，手上一套，挂的是“大盘价值精选”的羊头，卖的是小盘ST垃圾股的羊肉，日子过得红火，有的竟然也有了中国股市的名头。

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太大，是中国最广大的股民没有理解股神的深刻思想，还是所谓“股神”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变革的时代，神奇的国度，处在这个时空点上，任何国人，稍有头脑，蓦然回首，莫一种今夕何夕，惊心动魄的眩晕感。人们的生活观、幸福观、价值观发生了稀里哗啦崩塌的解构、整合、重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波及范围之宽阔而彻底，从社会生活，到投资领域，没有死角。

 

可以说，巴菲特是我私家神龛上最后一位融化消解掉的人格神了。几年前，和一位股票高手交流，他的怀疑一切价值。价值，像是当年的物理学上的以太概念，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股票不过是承载投资心理与情绪的电子符号。他以不屑的口气质疑“我的神”，巴菲特的第一桶金是从何而来？细究股神的“因”，无法圆满地导出股神的“果”，也就是说，从凡人到股神，最神秘的化学反应始终是一个谜。

 

《巴菲特阴谋》像是一把锤子，将我心目中本已坍塌的股神塑像敲得更细碎，其严谨周密的论证带来的久违的智力震撼，是其他千篇一律的造神、捧神的财经类图书无法给予的。

 

公允地说，巴菲特的所作所为，都是阳光下的，法律允许的，或者说是法律不禁止的行为，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阳谋”。同样的行为，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环境，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巴菲特从不听消息，也就是说，他不投机，他说的俏皮话是，听CEO的亏一半，听董事长的亏光蛋。的确，巴菲特从来不听消息，他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根本需求听小道消息，他自己制造消息！这就是所谓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完美犯罪”。

 

如果说我们证监会官员从书中得出了“美国也不过如此”的结论的话，那纯粹是自欺欺人。政策市、消息市、作奸犯科、关联交易、老鼠仓，相比之下，我们的市场要达到美国市场的管理水平还差得太远！

 

如果我们的笨蛋职业基金经理们从中读出了自我安慰的理由，则更是荒唐。读者能感受到作者为批判而进行批判的苛刻，“高标准严要求”的前提，恰好是认可了股神高超的投资技巧，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而对于中小投资者，这是一剂解毒良药。警醒吧。别中了“巴毒”而不自知，一面为股神抬轿，一面给股神充当吹鼓手。

 

和《货币战争》的阴谋论掉不同，《巴菲特阴谋》以阴谋为书名，自然也是市场化策略，但内容并不忽悠。这不只是一本财经类文本，可以读出更多的内容。正如经济观察报记者丁东说的，二十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经验和理论，一旦抽象概念加上了主义的后缀，主义化，被宏大力量所强化，所神化，民众习焉不察，日用而不知，就会造成巨大的严重后果。

 

    亲爱的“巴粉”们，继续崇拜吧，三流歌星都有粉丝追捧，更何况含金量如此之高的股神呢。实际上，最应该颠覆的不是股神，而是心中固有的神祗膜拜，和僵化教条的理念。

友情周末

80年代我在合肥一中读书，经历了一两次外事活动。

  有一次是一个朝鲜代表团来访。上课时间，一队身着簇新灰色西服的客人在洒满落叶的校园内参观，女士着短裙，肉色袜。胸前别着徽章，很拘谨严肃。当时，《摘苹果的时候》涂抹的朦胧色彩还没有戳破。朝鲜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还挺招国人羡慕。

  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中排球队与日本久留米青少年排球队的排球对抗赛。合肥市与日本久留米市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２日缔结为友好城市。

 当时，以小鹿纯子为代表的一批排球女将打球技巧魔幻化，风行一时。有条件看电视剧《排球女将》的同学不多，但在校园打闹中，总有人念念有词，“晴空霹雳”！“流星赶月”！

 

 在初二的时候，班上转来了两位体校生，很白很帅，比我们普遍高一个头，关键是，能弹跳扣球。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作为校排球队的主力，天天训练。直到大半年后，久留米市议会副议长金栗寅男率久留米市青少年排球队一行25人来合肥时，才“用兵一时”。

 

日本人快来时，我们非球场队员也排练了几次。练的是夹道欢迎。从一中校门到长江路口，列队，举旗子，喊口号。日本人来了，乘坐一辆大客车一溜烟就进了学校，短暂参观，而高潮，则安排在晚上，省体育馆比赛排球。

 

  几百号人集中在篮球馆，黑压压一大片。我兴奋，紧张，也很憋闷。大家都盯着入口。忽然，一个脑袋出现了，全场起立，轰然鼓掌。随即，靠门边的人群一阵松懈，原来，是一个体育馆工作人员。没过五分钟，又一个脑袋出现，又是全场起立，轰然鼓掌。但一会儿，又松懈下去，原来，出现的虽是日本脑袋，却是领队的“火力侦察”。起立、鼓掌、坐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是者三，日本人才真正进场。

 

疲惫中想起汉奸们在鬼子面前的“哈伊，哈伊”，难以名状的情感在内心膨胀，那就是屈辱，惶恐，无奈，愤恨的混合物。

  

结局如何是彻底忘掉了。记住的是，海林同学在散场后在厕所滑摔了一下，他反应很快，唰地又弹了起来。我是怎么会家的？出租车？不可能，走回去的？也不可能。那么，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坐公交。

 

  现在我们反思举国体制，奥运金牌越拿越多，国民体质却越来越差。据统计，2000年到现在，中日韩三国的耐力，柔韧性，胸围身高比等青少年身体素质考核指标记录中，中国人是垫底的，下滑很快。

 

   从甲午战争开始，我们和日本对抗了这么些年，如果再来一次战争，靠面子工程逗自己玩，我们能胜利吗？

友情周末

“洋派悟空东土取经，中英艺术三地策展”。嘿，名头不小，合肥虽然以大都市自我期许，但是，恭逢国际盛会，并以民间身份切实参与的活动并不多。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去香樟雅苑1958艺术馆近距离围观《一唱三和》城市艺术展。

 

国际化不是吹的。英国布里斯托尔的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England）召开关于城市艺术化改造的国际学术会议，四十余国与会者都是从事城市发展和艺术区研究的国际学者。中国合肥1958国际艺术馆和西安纺织城艺术区作为大会特邀单位，共同就世界范围的城市艺术化改造进行探讨和交流。

 

  远远看到几个民工推着小车，往艺术馆里搬建筑垃圾，背上贴着寻人启事的标牌——“寻找公民”。一片尘土中，几个老兄（民工？艺术家？围观的？帮忙的？帮闲的？）在垃圾堆上喷胶水，贴金箔。啥意思？这样做有趣味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有效率吗，有好处吗。我不能打消这样的无聊念头，但也不会傻到提出这个问题——谁也没有答案，而这个状态本身，就是效果！

 

表达自己的观念，甚至观念也没有，更不是什么禅机——没那么高妙，甚至困惑也没有，就是弄出一个超越生活惯性和理性的举动，呈现一团混沌精神体。

 

这样的表述似乎等同于翻白眼。不对，你说他们没正形，他们却曲里拐弯地弄出了一个“大词”——公民。他们要在面目模糊的群众中寻找公民。

    

白天出门去单位混饭，晚上低头回家淘米做饭，身边的千军万马，红蓝绿女，先生小姐，经理主任，从职业，工作，身份，行为都理性而明白无误，充满效率，一切皆可量化。而眼前这群人弄的这档子事，不那么有逻辑，不那么有意义，不那么有可量化的价值，但我就觉得——放松，舒坦。

 

 一点时尚，一点嬉皮，一点无厘头，一点滑稽，一份很正经，一分假正经，最后化合成城市生活的味精，城市因此而不那么土气，因此而更有趣味。！

 

  于是，买珠还椟，我将《一唱三和》城市艺术展全然抛在脑后，回味起“寻找公民”这道开胃小菜。公民，带着启蒙色彩的流行词汇，早已褪去了罗伯斯庇尔时代的血腥气味，成为民国素质的指代，成为行为艺术的主题。城市化，我认为就是城市的公民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公民”可不是一道开胃小菜。

友情周末

街头

 

 

作为“三·一八”的重要关联人物，因鲁迅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而长期背负骂名，一代风云人物，我的合肥老乡段祺瑞被抽筋扒皮，被晾晒风干为一个历史符号。显示空气湿润度提升的是带有官方色彩的《辞海》的解释。

 

1979年版的《辞海》解释:“大沽口”事件爆发后，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起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1999年版《辞海》的“三·一八”惨案的辞条则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

 

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问题是，这个“血写的事实”背后的事实，又是怎样呢？

 

“大沽口事件”是“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索。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以退位进，同时加速“左”转，希求苏联支持。但苏联人对冯玉祥的表现并不满意：原本冯玉祥意欲由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不料,段祺瑞、张作霖并不买账，而且冯玉祥最终居然还同意请段出来主持。于是，推倒段执政，催促冯玉祥，就成了此后各类游行的一个潜在诉求。

 

 

“打倒北洋军阀”、“打倒段祺瑞”，窗外的口号早已成为执政府的家常便饭。台下的一心要拆台，台上的在走钢丝，执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在混乱纠结的多方博弈中维持难以预见的平衡。当然，这种维持，也只能是头疼医，脚痛医脚，拙劣而被动。从当时的内阁和北京警卫司令部在“三·一八”惨案前两天的工作情形看，他们对待游行示威浪潮基本是不知所措，有时派兵保护，维持秩序，有时派员前往沟通，在冲突后又道歉慰问;对示威群众的强烈要求，多半无以应对，得过且过，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他们中的某一人企图大开杀戒。

 

 

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本已干燥的政治空气，与一根火柴不期而遇。执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迅速扑灭这个点燃的火星。

 

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

 

3月17日,游行请愿队伍曾派代表分别前往执政府和外交部。到执政府的代表与具体护卫的士兵忽然冲突,数人受伤,最后终于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对方答应转达代表意见,并惩治责任士兵。去外交部的代表不但见到外交部相关人员,还在夜半将已经睡下的贾德耀唤醒，在贾宅会见了这位贾总理，直至次日清晨才离去,贾总理几乎答应了代表的所有要求。这样的状况也表明他们并无蓄意伤害游行队伍的理由。

 

怎奈执政府的所有扑火行为无法取得反对派的认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三一八惨案既偶然，又必然地发生了。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京师地方检查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三·一八”惨案并没有依照冯玉祥和苏联人希望的方向走下去，相反，惨案倒是动摇了国民军在北京的统治基础，张作霖这个坚决的反苏反共反革命派反倒入主京城。于是,具有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的李大钊，这个曾经组织“三·一八”大游行的中共党员被害,苏联大使馆遭搜查,张作霖与苏联彻底决裂。于是,冯玉祥很快就加入国民党,随后赴莫斯科，以后又有了五原誓师，与北伐军遥相呼应。

 

幕后

 

 

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国无宁日，沟有饿殍。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个我们对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制式”印象，似乎，从清末开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古老的北京城头之间的十五年间，没有亮点，没有进步，只有混乱和黑暗，历史的进程在这里陷入了污泥的深渊，这既不符合牛顿的惯性定律，也违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更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

                       

“但是的中国政局辨识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那个都有实在的意义。”这是张鸣教授在《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表述当时的北洋政治格局，受张鸣教授的启发，如果将这“两层皮”变形为两条线索，或是发展为“以利益集团角力为横坐标——以宪政萌芽为纵坐标”的两维模型，辅以日益丰富的史料，来解读度“三一八惨案”，我们就能获得相当通透的历史视野。而且，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三一八惨案”也验证了张鸣教授的敏锐观察。

 

利益集团是一个脱色祛魅的中性词汇，中性，更有利于揭示本质。无论是美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东洋势力，还有苏联人，都以不同的立场、信念，主义为逻辑，实施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对冯玉祥和其实际掌控的国民军中的苏联顾问来说，“大沽口事件”及随后的“三一八惨案”，是一次不错的机会。国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三·一八”惨案后，普里马科夫见到李鸣钟时曾经质问：“你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他们认为李不足以担当此任时,就劝导冯玉祥用鹿锺麟替换，并且，苏联顾问也始终在和李大钊、李石曾等人交换意见，等到鹿锺麟终于回京取代李鸣钟时，果然就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目的终于达到。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与利益集团博弈这条主线相缠绕的的另一条历史进程线索就是宪政萌芽。

从1912年到1927年，短短十五年间，中国至少有过七部宪法（或宪法草案）。台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在维护利益最大化或者损失最小化的前提下，总得与历史潮流相互周旋相互妥协，更试图引领潮流，占据更大的主动。无论哪个颟顸武人都不会轻易撕破宪政这张纸，自找没趣。宪政，如果能与利益集团合拍，它就不只是“面子”，有时也是“里子”。宪政，它有时是皇帝的新衣，有时是花哨的戏服，有时也能发挥盾牌和铠甲的攻防效能。不可否认，宪法体现了它的存在，这种存在本身，就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这似乎是最佳选项。段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别小看段的人脉关系，在北洋政坛上可是无可替代的润滑剂，门生故旧之宜，是北洋政坛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战争一过，硝烟散尽，各路军事领袖时常还可以恢复往日情谊，不但相安无事，并接互通音讯，往来款洽。融融情谊之下，一切都可通融。李大钊、林白水等人都是以赤化最被铺的，但各方说客依然敢于登门，向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人求情。

 

“临时执政”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从惨案发生后的情形看，舆论之鼎沸，独立司法介入之迅速高效，直到段祺瑞政府垮台，我们都能看到西方宪政国家政治运作的影子。

 

 

　　“纵观人类街头政治史，只要不是官方发动的游行，当示威抗议出现时，官方都会出动卫戍部队、治安警察以至后来的防暴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守卫政府机构和各国使领馆,给人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当示威游行队伍与警卫队伍对峙时，情绪往往也会变得高度亢奋,失控在所难免，直至出现暴力、流血事件。所以,仅一百多年来，各国因此导致的惨案就不计其数。有的确是主政者蓄意所为，有的是具体指挥军官的妄为,有的是处于高度紧张的士兵或警察的误为,有的则是游行人群首先使用暴力而为,还有很多根本就难以说清具体的起因”。

　

学者顾土认为认为，二十世纪各国的惨案无数，如果不是执政当局公然屠戮，仅仅是因为游行期间与军警对峙而发生的血案，其主要判断标准不在于谁先动手，这样的问题任谁也说不清，关键在于善后措施。平心而论，“三·一八”惨案的事后处理相对其他惨案来说，做得还不差。

 

　　“当时全国几近一片愤怒声讨，北京几乎所有舆论都严词谴责，知识界、教育界也纷纷口诛笔伐，各种规模的悼念活动和声讨活动相继举行，而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可谓大张旗鼓。一直是个摆设的国会却在这时特意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政府还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阁员因此“总辞职”，也就是说一届内阁政府由此而倒台。因为一起惨案，导致了这一连串后果，在百年中外惨案史中也算难得。尽管北京当局过后也发布通缉令，并指责游行策划者的所为，但都属于表面文章，依照段祺瑞的说法，属于“维持政府威信”，与前面所做各项相比，算是次要的。……”（《我生长在铁一号——重读‘三·一八’惨案》）

 

当时的京师地方检察厅4月3日还有一封致陆军部的公函也不能不提，看见这样的公函,你不得不想，那时的司法居然还有如此独立性。其中所述,基本倾向游行队伍,最后称：“总之,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棋子

 

                 

　“三·一八”惨案前后，这位62岁的北洋前辈，过着标准公务员的生活，简朴，刻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变化，其规律性和格尼斯堡的哲学家康德有一拼。早晨起来吃过早饭，先在书房看公事,然后上衙门处理公务，中午回家吃饭。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少有的嗜好是下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午饭后，他在内客厅里间睡午觉，大约两三点钟起来，多数时间是在下围棋，还有高手相陪。下棋以外有诗会，自己作诗,邀同好品赏。晚饭一般都有客人在座,饭后铺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习惯，中午以后都呆在吉兆胡同住宅内，所以恰巧躲过了惨案发生的时刻，那时他正午休，得知惨案时正在下棋。

 

　“三·一八”惨案究竟系谁主使，就目前所有证据看，与段祺瑞等北京执政当局的上层人物确实无关。其实，段当时已经岌岌可危，就算事先他真有此意，北京警卫部队也未必听命于他。

　冯玉祥班师倒直，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失败告终，从此形成了冯玉祥和张作霖合作的局面。可是,两派势力都不可能独揽乾坤，只得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推举曾长期实际掌握北洋政权的段祺瑞出山，当了个“临时执政”。表面是“凡立法、行政、海陆军权,均集于执政一人之身”，事实上并无实权。

 

　围棋高手段执政何尝不知在一盘大棋局中，自己不仅是奕手，更是棋子。当年，这位北洋之虎，驰骋沙场，纵横政坛，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三造共和”，虎气何雄哉！如今，十年一晃，白马过隙，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车马炮尽失，士相亦不全，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实力派既然能抬举他，自然随时也能够将他的军。自己还能很在执政府里呆着，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老面子，谁让他是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江湖老大呢。

 

 

段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江山易改（在北洋尤其如此），耿直倔强的脾气却总也改不掉。遇人遇事常常倚老卖老，无所顾忌，直言不讳，把宪法赋予自己的最高统治者的帽子当了真。他认为张作霖出身胡子，冯玉祥曾经是部下，于是,对他们二人常常函电交责。北京警卫司令鹿锺麟见他时，他当着众人的面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其实鹿的心里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后来包围执政府准备捉拿段祺瑞的恰恰正是鹿锺麟。1925年底，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可以在段的眼皮底下处决段多年的至交和心腹徐树铮，段也只有徒唤奈何。段府老仆役王楚卿说:“执政的风光只表现在出门的时候净净街而已。”过去在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当总统时，段是实权派，“三年河东，三年河西”，政坛走马灯转得真快。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北京实际的主政者是谁呢?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与段是合肥同乡，又曾是段的学生，理应与段奋斗在同一条战壕，但是，贾德耀与冯玉祥的关系更好，对段及其僚属多有不满。实际控制北京军权、警权、治安权的，应该说是鹿锺麟，此人是冯手下一员大将，始终紧跟冯玉祥，曾代替冯指挥国民军作战。其继任李鸣钟，也多年跟随冯，是冯的主要助手。代冯遥控北京的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更是冯的左膀右臂。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当时有一纸宣言说得很明白：“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段祺瑞是冯氏的傀儡，贾内阁是冯氏的舆台，故冯玉祥及冯氏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

 

 

随着时空距离的拉开，撤掉意识形态的偏光镜，我们可以用更稳定和恒久的普世价值观来观察北洋人物的背影了。段祺瑞的悲情一跪，颇有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现代政治家的人文情怀和人权意识。1970年的12月7日上午，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墓碑前的下跪震撼世界，而之前的44年前，中国民国执政府首脑段祺瑞的下跪，却远没有“华沙之跪”那样，清晰地保留在历史记忆中。

躯体的下跪，未必等同与人格的高尚。或许只是而是一个吃斋敬佛的武人的内心忏悔。但是随即的执政府的垮台，则说明广场政治的强大威力——而广场政治则已经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范畴了。

。

再来看“三一八惨案”中若隐若现，不在现场的影子领衔主演之一冯玉祥。纵观冯玉祥一生，几乎就是转向，变色，背叛的电视连续剧：一九二三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中原大战期间， 他与蒋介石、 阎锡山、 李宗仁等人不间断地合纵连横、 勾心斗角、敌友无常；与把兄弟蒋介石的恩怨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一个民国时代的军阀像冯玉祥的“马甲”如此繁多：基督将军，布衣将军，反戈将军，模范军阀，这些繁杂的称号后面，是唯利是图，反复无常，还是从善如流，追求进步，历史自有结论。

 

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后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看书、下棋。1933年保持晚节，坚决不做日本汉奸傀儡，被蒋介石接到上海居住。

 

 

1936年，不幸患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家里人劝他吃些肉补身体，他说就是死了也不能开荤。同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本文部分资料源自傅国涌博客，“看历史”博客，特此感谢！）

友情周末

臧否人物，本是作家的个人职分，鲁迅万没想到，自己的一家之言竟然能在若干年后成为历史判决书。自己骂过的，讽刺挖苦过的，不管是官僚还是武夫，甚至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这样的雅致书生也都成了大坏蛋。      段祺瑞无疑是鲁迅判决书中的首恶之一。这位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也因中学教科书中《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而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在科技无限发达，以致能够乘坐时光隧道机，穿越宇宙虫洞（wormhole），回到时空现场之前，当下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只能是一种刻意扭曲的，或者试图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不同的演进程式，必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不同的模型。   并没有更多的新鲜爆料，组合的也只是见诸大众媒体的公开资料，《段祺瑞下跪》试图凭借“以利益集团角力为横坐标——以宪政萌芽为纵坐标”的两维模型，来接近那个同样被脸谱化的“残民媚敌”的北洋时代。        波兰哲学家柯拉克夫斯基曾指出，20世纪的人文困境就是，现代人常常需要在价值与事实间做出两难选择。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中小学教科书近年来的变化，清晰展示了我们突破这种人文困境，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扭曲真相，往往是从扭曲常识和逻辑开始，所以，识破假象，也可以从还原常识和逻辑开始。 周扒皮半夜鸡叫就不符合“生理逻辑”——无论是周扒皮还是长工们都吃不消。即便是行为艺术，也无法超越生理极限啊。大地主刘文彩“被坏”得脚底流脓，也与“情理逻辑”抵牾，作家笑蜀的一本《刘文彩真相》让我们看到了更可信的刘文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晚清重要人物，当年清一水的大白脸，百分百的纯卖国贼加侩子手，如今在作家赵焰先生笔下，也复活解冻，面有血色，拥有了先天的和后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曾经被扭曲的历史图像被再度矫正过来，更关键的是矫正的方式，不再是以同样的错误冲销原有的错误，而是将我们单一的，片面的，教条的，目的论的认知模型，进行了科学化的升级换代。这个认知模型的参照系数越多，参数和要素越丰富，且逻辑自洽，能相互论证，那么，其准确性就越高。即便不能还原全貌，也更接近本质。   其实，即便有一天我们能够穿越越宇宙虫洞（wormhole），回到历史发生的时空现场，也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我们既无精力，也无必要，去穷尽每一个真相。而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思维模式，及其派生的观察模型的演进，可能比真相本身，更能复兴道德，推动文明进步。

友情周末

 我指的是早期“华尔街”，而且是合肥的。

 说起我短暂的“华尔街”经历，得从雨花塘说起，扯得有点远？是的，历史总是有一条长长的草绳灰心，还是听我慢慢分解吧。

 

 199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按级别排列，一是海湾战争，二是华东水灾，三是我参加了合肥市冬泳协会。

我刚参加工作一年多，浑身的精力憋着难受，每一个细胞都想博风击浪，看到合肥市冬泳协会在雨花塘招兵买马，一不体检，二不交费，三还发证书，便入了伙。依照道理得从夏天开始，循序渐进，但是，年轻无敌，自然能够轻松打破常规。

 

一大早披着神气的黄军大衣，骑车去稻香楼段的雨花塘，车后座上驼着一个五升的白色水桶——必须的，这是冬泳者的标配。从水里钻出来后，将水桶往树杈上一挂，便是一个土淋浴了，否则，你的皮肤像涂抹了一层腻歪的乳胶漆，绑着你，恶心你，难受死你。

 

 冬天的雨花塘水体清冽，林木萧索。下水是挑战，上岸淋浴后快速穿衣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哆哆嗦嗦，总也扣不上衬衣纽扣。这时，你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到杰克@伦敦在极地严寒冒险故事的真实性和残酷性——末梢神经已经冬眠啦，如何能划着一根救命的火柴？

 

只要穿上衬衣和袜子，穿衣工程就算完成了一大半。这时，寒气飕飕地望外穿，丹田之气蔚然升腾。再轻松地来回跑一跑，节奏一定要把握，否则，就会嗖地腾云驾雾而去，如同李白的诗：“一张长鸣去，矫若龙行云”。

 

这时，是神仙们聊天的好时候。同一时间，同一下水点的这个小团队就十来个人。包括一位退休的科技厅副厅长，邮局的退休干部张老，一位气象局搞人工降雨的，还有一位眼科医生，还有一个西门自行车厂的李师傅。

 

张老是资深集邮爱好者，对邮市行情津津乐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三言两语间，一扇阿里巴巴的财富之门轰然洞开。

 

 至少李师傅和我开始了投机邮票的生涯。确切的说不是炒，那是二级市场的事，我们是在一级市场以官价订购，然后再倒卖给小贩，稳赚不赔。实际上是先知先觉者享受计划经济的垄断优势，去赚市场经济的钱。掮客要大量收购某一热门邮票，只能去地摊市场高价收购。而且，全国统一市场还在朦胧形态中，地区之间还存在信息差，这种“息差”也成为利润的重要来源。典型例子，就是杨怀定利用各地国库券的贴水差异成了杨百万。

 

我的工资不过一百来块，没有积累，只能购买了五十张邮票订购证，五十张邮票通常是一整版。最后受手时连股票认购证也成了有价证券，每张加了几十元卖掉了。

 

  还记得那位四方脸的女营业员，我还记得她的姓什么，服务态度非常好，亲切得像邻居大姐。以现在的人情世故看，有些不可思议，她是垄断企业员工啊，她应该冷漠一些，高傲一些才合情理啊。只有两个解释，一，人性体现在个体上总是多元化的，二，那时，订购整版邮票的好歹也算是VIP。我不知道这位大姐可发了财，只要不是傻瓜，在那一波行情下，进水楼台像不发财都难。

 

这有些像是2005年前后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银行强行向员工，强行推销的基金一样，那是逼你发财啊。老实软弱或是无计可施的，顺从了的，失落了一阵子，忽然就大发了；而那些软抵抗的，或者耍滑头推卸责任的，后悔一辈子。

 

 

最早的合肥邮票公司营业部在四牌楼人民大厦，也就是现在的雅戈尔专卖店的位置。长江路还没有拓宽（后来拓宽过两次），那里应当是长江路最狭窄的地方，对面是一家建设银行营业部。就在这一时期，有个上海的黑脸汉子频繁出入这家银行，随身带着整箱的人民币或是国库券，这人发了大财，叫杨百万。

 

挨着门口，是小地摊，邮币卡市场，也有少量的古玩，但是，邮票还是主要的。那是，还没有城隍庙或是其他的专业邮币卡市场，这里基本上就是最集中的地方了。虽然说是合肥的最集中的邮币卡市场，规模也不过是一二十个人，都是席地而坐，似乎也没有什么摊位费一说，关键是，这里都不是一个正好经地方，那些人也都是一些早期下岗的人，要么就是混得很不好的人。

相比与这些不太靠谱的生意，拐角里的麻辣串生意似乎更实在。常年盘亘在城隍庙的“两毛啦，吃热的！”的卖五香蚕豆的三轮车有时也会出没附近。多少年了，除了“两毛”变成了“一块”外，老汉的造型并无大的变化，人们才饶有趣味地将其视为一道庐州风景。多年后老汉再次成为人们的谈资是因为他身后留下的几套房产成为子女的诉讼标的，人人啧啧称奇，老汉创造的GDP不简单！

那时，长江路的主角是逛街的行人，而不是跑街的汽车。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心情舒畅，即便单位效益不好，也愿意耗着，下岗的人不多。街道上熙熙攘攘，就这样都没能造成交通拥堵，可见熙来攘往的人群，压根就没注意这个火热的利来利往的所在。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单交易是邮票《韩熙载夜宴图》一套五枚（五横连印），面值共2.50元，1990年12月20日由国家邮电部发行的。在家里捂了三个星期后，一套十元出售，利润300%。（现在接近100000%，近千倍了）。

 

有个拎黑色人造革提包的黑脸中年人把我拉到了一边，转了个弯，到了宿州路上的电信局，在座位上交割。带我拿着利润再回到邮票公司门口，发现我的下家拉我到僻静不只是为了安全，更是为了封闭市场信息，有人出更高的价钱啦。

 

另一单印象深刻是因为和当年的第二件大事相关，《赈灾》邮票一套一枚，是邮电部为纪念华东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于1991年9月14日发行的，邮资金额为80分，也是以一块多前的价格出手了。虽然那也是百分之好几十的暴利，但是，没有翻倍的暴利了，这似乎也预示了这一波邮票行情快要歇息了。

 

所有这些都能逃脱全日制市场观察家——冷饮摊老板的眼睛。这个小老板常年在这里卖冰棍，长相颟顸——今天可以解读为大智若愚。和华尔街的鞋童不一样，只能成为肯尼迪总统的老爹，老肯尼迪抛售股票的预警信号，而这位小老板则从中看到了门道——买了就涨，谁看不懂啊？据说，他在从事主业的同时也有些交易，全天候，加地缘优势，使得他渐渐从一个小散户迅速成长起来，但，依然低调。

 

当这个颟顸贩主的冰棍车撤离邮票公司门口，常驻到不远处的“安庆之窗”附近的时候，它实际上发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信号——邮票公司门口罗雀，炒邮票风潮告一段落，而股市狂潮即将到来。就在上一年的年末，也即是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1月29日鸣锣开张，合肥地僻，难得风气之先，但是山雨欲来的潮湿空气已经在撩动一小撮敏感人士的鼻孔啦。

 

我在股票营业部看到的熟面孔基本上都是从邮票公司门口“换防”过来的，他们占了早先股票客户的一大半。

 　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27家发起会员单位之一。公司老员工回忆，安徽证券市场是伴随安庆特产的香味开始萌动的。

 

“安庆之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庆市食品总厂在合肥开设的前店后坊式，现产现卖，经营安庆地方食品的商店。合肥的第一家营业部显然不会开在食品店里。国托公司老员工并没有指明确切位置，记不清了。

 

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俄国作家契诃夫逝世不到十年，他的亲朋故旧就在为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而吵得面红耳赤。最早的营业部不过是二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已经模糊不清了。可见，历史，是后者的模糊记忆的叠加，演绎，造谣，杜撰，颠覆，都是难免的。

 

我记得是一个小房子，像是储蓄所或是邮局，就在四牌楼工艺美术商店的北面二十米的地方。门前有一个水泥斜坡，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股票的名称。从小黑板到街道边上的法国梧桐树也就是几米的五六的距离，除掉冰棍冷饮车，空间很小。房间里面更狭窄，能腾挪的空间不到十个平方左右，所以，七八个人就能把个小空间塞得满满当当。

 

  好在交易的人更少，更多的人三三两两是在外面的梧桐树下呆着，晃着，溜着，股票所代表的现代财经意义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还在理解，在观察，在揣摩，在盘算，在狼性彰显之前，他们个个都是狐狸。

  

 有图有真相。要是当时能将这一场景拍下来多好，透过二十年前的合肥早期“华尔街”的风景，我们进而能模糊推进两百年前另一棵梧桐树下的情景。曼哈顿的证券经纪人选择华尔街的梧桐树作为交易地点。每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他们以固定的价格收购国债，再以另一个略高的价格卖出国债。1792年，为了防止同行间的恶意竞争，华尔街的交易员约定在为客户提供证券交易服务的时候，收取不低于0.25%的佣金。这被称为《梧桐树协定》，是华尔街作为美国金融中心正式起步的标志。再后来，一棵梧桐树，发展成了华尔街。

 

。当然，至今华尔街从百老汇延伸到东河，长不过500米，宽不过11米，比合肥的金融一条街差远离，更比不了北京上海金融街的气派。

 

  人的经济属性不变，合肥早期华尔街和纽约早期华尔街的情形就不会出入太大。早期曼哈顿的证券经纪人在保守的基督教徒眼里不入流，同样，你看那些盘亘在“安庆之窗”附近的人也少有正经的——在单位上班的人，没那时间，也丢不起这个面子。人们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还无法适应这种不劳而获的营生，谁知道这不是陷阱和绞索呢？

 

 我和西门自行车厂的李师傅受惠于张老的点播，在邮票市场上也尝到了一些甜头，知恩图报嘛。那是信息时代还是一个新鲜的提法，我们因长老提供的信息而获益，那么，我们也要将股市开张的信息告诉他。张老说不，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旧社会的东西，骗人的东西，倾家荡产，跳楼的都有，千万别玩那些东西。

张老说的也是我父母的意见，原本想从家里融资投资股市，结果是把张老的话重新听了一遍。

张老的话我们听不进去，但是，我和老张心里却是憋了股劲。刀山火海也要闯！

 

合肥华尔街的交易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很神秘的，只见他们“有的蹲在那块写着股票行情的黑板前，用纸和笔写着算着，有的向柜台递单子，焦急地等着上海的电话，有的夹着一大捆钞票前来开户……”他们是来打长途电话的？存钱的？这里到底是电话局，还是储蓄所，还是赌场换筹码的？

 

当时大概半小时报一次盘，往往等上海的行情传到合肥、合肥的股民选好并传至上海下单时，行情的变化已非常大。交易手段的落后使得交易效率极端地下，买着没有，赚了没有，都不知道。这一时期，股票作为市场经济的标杆，虽然破冰起航，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依旧是争论的焦点，是发展壮大，还是夭折在襁褓里，并无定数。

 

合肥第一家，也是安徽省第一家证券营业部在四牌楼呆了半年左右，就迁到了寿春路的国际金融大厦。那时的金融大厦还不是这般晶莹剔透，蓝色玻璃幕墙是后来才装的，以前是白色的马赛克，但是，也已经十分另人震撼了。

 

  国际金融大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招牌，场地扩大了，影响也大了，但是，参与者也依旧不多。

 

我和老刘合资去去买，上海的电真空。几次是下午去的，提前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了不少人拥挤在在大铁门后面，其实，也不过是一两百人，但是，这已经是除了政治集会，买彩票摸奖外的最大的集会了。

 

大门打开，人群涌入，场面堪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赤卫军攻占冬宫的场景。当然，后来的史料证明，那个场景完全是胜利者未了表现革命的宏大气势而杜撰出来的，但是，两个群体激荡的心情却大同小异。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发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依旧是小黑板、柜台交易的模式，我排了两次，每次都能是前十名，红单子买，律单子买，填单子，递交，然后工作人员大电话，但是，每一次都是无效的。有效成交也就是那么几个幸运儿吧。

 

此时，上海的股民开始觉醒，而合肥的街市除了寿春路口依旧飘荡着恬淡的气息。就在股市发行认购券前夕，我告别合肥去了南方，为的是“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结果，我失去了实现财务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我还留在合肥，依照我当初购买邮票争购券的甜美记忆，我多半也会去买。但一定能发财吗？股海的风浪不比雨花塘的小，轻微的是喝腥秽的“西湖牛肉羹”，重的就是丧命。那一年冬泳，我亲历的溺水事件有好几起。即便我既没“喝汤”也没溺亡，而且发了财，我就一定比现在幸福吗？历史永没有必然，而是充满了“或然”，“概然”。对于国家来说是这样，对于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

 

 

冬游还在坚持，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早已蜕变改成了室内恒温，早年冬泳队的可亲可爱的队友们也不知现在可好。当年的大县城早已有了大都市的架势，四牌楼扩张了，当年的合肥华尔街了无踪影。

 

没有一个有出息的的都市是不尊重自己的历史的。当年华尔街那棵梧桐树也是被静心呵护，最后毁于天火。我想，在合肥华尔街发源地保留一个梧桐树多好，就是挂一块块铭牌也行。有心人无意中看到这个标识，也学会松弛一下，遐想片刻，毕竟，这段历史和很多人相关，和这个城市的成长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财富，不过是生命痕迹的众多载体之一。

 

友情周末

“老母紫”抖落掉了身上的晦暗与土气，以前所未有，以异乎寻常的摇滚气势横行于合肥乃至安徽的电视荧屏。是集体怀旧？还是商业作秀？是文化传承，还是产业创新？是一次暴动式的原生态文化反叛，还只是一次大规模无意识屏幕流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潜行着怎样的现实逻辑？

 

         “好大事”，好大一块臭豆腐

“我忙伤的了/我忙屁的了/……就是为了个房子/人家虾们有信用卡刷/我家虾们把碗刷”……“从肥东到肥西啊/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咪好小酒就想哭/老婆问我你可有事啊/其实能有好大事啊/该搞轰个搞轰个。”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摆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发明——电视遥控器，猝不及防，“飘乐队”的MTV《好大事》热烘烘地劈面而来，乐手们舞动着乐器肆无忌惮地在你面前恣意发飙，牛鬼蛇神一般，我顿感胸闷气短，耳鸣眼花，肠胃异常。赶紧换台，喝茶。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感觉。

 

 

如此遭遇几次，才渐渐接受，甚至听全了他们吼叫的是什么词儿。这真是一块超级臭豆腐——有的食客天然地引以为奇香无比；有的久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继而沉醉成瘾；但也有人终生过敏，吸入几个气味分子就情何以堪，掩鼻暴走。

 

 

“我忙伤的了/我忙屁的了/……就是为了个房子/人家虾们有信用卡刷/我家虾们把碗刷”……“从肥东到肥西啊/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咪好小酒就想哭/老婆问我你可有事啊/其实能有好大事啊/该搞轰个搞轰个。”

 

 

王小郢菜地的肥沃芬芳，青年村垃圾的腐败发酵，宁国路龙虾一条街的辛辣刺激，城乡结合部小发廊的妖冶暧昧，螺丝岗高墙内小痞子的流里流气，因拆迁补偿而一夜暴富的不可一世，放浪堕落中的空虚苦闷，在绝望中反戈一击的男儿雄风……林林总总，飘乐队的“合肥好大事”宣泄的是城市化浪潮推动的早熟发育中，城市的心理成长远落后于骨架膨胀的痛苦错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但是，因为使用了合肥方言，因而更具地方特色。尤其是俚俗的底层小市民语言更起到了超越文字修辞的效果。点睛之笔——好大似（多大点事）！——睥睨一切的粗砺反叛，让我想起当年崔健唱的“一无所有”。

 

套用歌词里的话，这个“好大事”真是俗到家了，俗“伤的了”，俗“屁的了”（此话从此我不说第二次）。用时下流行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眼镜观察一下，似乎都粘点边。但又因为俗“伤的了”，反而具备了一种超拔的脱俗追求。通常，“俗”的主体是犬儒的，现实的，摇尾巴的，有着强烈而明确的物质目的，但是，“好大事”媚的是合肥小众，其骨子里带有强烈的身份自尊，进行的是一场具有文化意味的野性颠覆。

 

最“老母紫”的合肥方言，经过摇滚乐的快速发酵，让一块普通豆腐变成一块超级臭豆腐。正是“好大事”这块超级臭豆腐，引发了我对于“老母紫”所代表的合肥方言电视节目近年来悄然兴起的关注。把电视遥控器一摇，合肥话不断。“飘乐队”的“好大事”不过是他们的招牌，代言人和急先锋。“老母紫”的归来，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颇成规模颇成建制了，不再是一股暗流，而是风生水起，颇有气象了。

       “老母紫”横行荧屏

合肥像面饼一样越铺越大，像树林一样越长越高，但你看看充斥地方电视台的“老母紫”的口音，看看不知从哪里发掘出来的说着地道“老母紫”的活宝们，还真有一些错愕的感觉，在相貌上合肥越来越像大都市了，在气质上，合肥越来越像小县城了。

 

 

和许多合肥土著一样，我出生在合肥，但“土”层很浅，实为移民第二代。

 

在我的中小学校里，说合肥方言的不多。去外地上学，在集体文艺活动中，在不乏善意的取笑，或者不乏取笑的善意中，总则被怂恿说那句经典土话，“从肥东到肥西（丝），拎了一只老母鸡（紫），拎和河里洗一洗（死），除了鸡毛尽是皮。”合肥方言，像是上天赐给合肥人的天然才艺细胞，如同安庆人总被认为天生就能唱黄梅戏，总被起哄“来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一样，因为它的非实用性，才具备了供人品赏的稀罕性。

 

合肥方言之妙在于少而精，像是给猪肝汤里撒些味精，能起到提鲜的效果。早些年周群主持娱乐节目就不时蹦出几个合肥土话，戏谑，机智，也显得很亲民，颇能赚的粉丝的欢心。但不知从何时起，合肥方言的戏剧性舞台效果从私人聚会、文艺演出等小众场所走向了大众荧屏，而且“剂量”越来越大，有把味精当饭吃的架势了，难免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大话娱乐》开播，老徐首开先河，用合肥方言插科打诨，一时赚足了眼球，也赚足了争议。不管节目内容如何，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一招显然是成功的。室内情景剧《我爱饭米粒》中的大家庭，不只说合肥一种方言，也说安徽本省其他的代表性方言，显然是要讨好不同城市观众的收视胃口。

 

前两天看电视无意中又见到老徐，合肥腔比之前淡化了很多。这显然是长期以来与市场，与观众相互磨合后的自我修正，但他当年石破天惊的示范效应却在合肥的地方电视节目中发扬光大了。合肥方言类节目有室内剧，还有说故事的，有讲新闻的，五花八门，不一二足，共同特点则是原汁原味，“气味较重”。

合肥像面饼一样越铺越大，像树林一样越长越高，但你看看充斥地方电视台的“老母紫”的口音，看看不知从哪里发掘出来的说着地道“老母紫”的活宝们，还真有一些错愕的感觉，在相貌上合肥越来越像大都市了，在气质上，合肥越来越像小县城了。

 

 

                    是文化传承还是产业创新

 

循着“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我们可以倒推一下“老母紫”的复兴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它的“土”。因为“土”，才能“紫”立鸡群，才能打动审美疲劳的观众的眼球，才能让麻木不仁的广告商解开钱囊。

 

随着合肥土话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上的卷土重来，有关“老母紫”的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反对派居多。

 

“那个《天天呱蛋》里播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市民们多年来的实际语言，凡是在合肥市出生长大的，没人说这些肥东肥西话的。而现在这个节目把“老母紫”冠上合肥话来兜售，混淆了视听，外地来的朋友不知道，看了还真把这些肥东肥西地区的方言当成我们这个城市的语言，觉得很低俗，搞的让人很受不了。”这类网友的意见颇有代表性，最后的诉求是，“电视台请不要强奸观众的收视需求”。

 

其实，肥东，肥西，合肥城内的方言差异不大，即便有差别也是一个血统，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试图从细枝末节来为合肥话辩诬，显然没有必要。问题的关键是，在合肥人的日常生活中，“老母紫”到底有多大的活力？

 

在与合肥同通等级的省会城市中，南昌、武汉、南京、济南、杭州等，每一个城市都有扎根于本土城市传统的主流方言或腔调。而合肥不同，你在合肥街头听不到合肥话！因为合肥的主流人群并不说所谓的合肥话。电视上的合肥话节目，与其说是继承传统，不如说是在做另类创新。

 

合肥方言的式微，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第一波城市化浪潮的必然结果。因陡然成为农业大省的政治中心而带来人口增长、城区扩大，五湖四海的新移民操着南腔北调，原来的小小城垣里的合肥方言被淡化弱化，在各地方言和口音的大熔炉中变成了一个组成因素了，像水溶与水那样，有机地消失在新的合肥话主旋律中去了。当下，合肥人说的江淮普通话就是合肥话，凭借这块水土化育出来的口音，合肥人能在异地他乡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老乡，凭借的就是这样的合肥口音。

 

“老母紫”在荧屏大行其道，自然可以理解为文化传承，但是，这样的“复兴”，缺乏坚定的现实基础。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复苏了死亡了上千年的古希伯来语，以作为民族复兴团结的精神纽带，而作为一个新兴的以国际化大城市为目标的省会城市，有没有必要在第二次城市化浪潮中，去回复在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所遗存的方言碎片呢？

 

循着“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我们可以倒推一下“老母紫”的复兴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它的“土”。因为“土”，才能“紫”立鸡群，才能打动审美疲劳的观众的眼球，才能让麻木不仁的广告商解开钱囊。

 

老母紫不过是一块三菱镜

  与茶相比，咖啡似乎很洋气，但想起英国绅士雷打不动的下午茶，茶变就有了高贵的意蕴。当年我在海南打工，那些老市民总爱露天茶，非常逍遥。走近才闻到香气，原来是咖啡，顿时觉得有些怪怪的。

说白了，方言不过是一个三棱镜，投射的是一个方言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的总和。

    老母紫到底土不土？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比照另一个个问题，上海话为什么那么洋气？

记得小时候，父母单位大院里的那些上海人只要在一起，就叽叽咕咕说着洋气的上海话。就像是列宁描绘的国际歌的神奇功效，凭借舌尖上的印记，上海人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同志中的同志，形成了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体。上海人和本地人交流的时候，又能顺溜换地改换到普通话频道，大方而得体，但那种上海口音依旧显示他们来自另一个文明星球，这个星球上生产大白兔奶糖、漂亮衣服和华美的大楼。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合肥人——最值得骄傲的那么一部分安徽人，走在上海大街上，还是带着乡下人的畏怯顾盼，囊肿羞涩，口腔更羞涩，张嘴问路都担心招来鄙夷的目光。在上海人眼里，北京人都是乡下人，何况合肥人？

 

如果说上海腔曾经有意无意地伤害过“老母紫”，那么，现在上海话的式微显然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近来很多人都去上海看世博，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眩晕感，虚弱感了。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合肥也有，何况合肥人去为上海人送钱去呢？上海的精英阶层早已不在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团体了，早就五湖四海。

 

有一老旧的段子说，上海最核心的圈子是说英语的，在往外是江浙口音的，而城市边缘可能才是说上海话的。被高房价驱逐到郊区去的上海人，虽然在文化上还潜藏一种隐秘的贵族心态，但是，上海话产生的隔膜同样成为获得更大商业利益的隔膜，务实的商业化都市里的上海人总能做出聪明的选择的。

 

在八十年代，除了外语，直舌头说话的广东很牛，谁的舌头大谁就像是南方大老板，因为广东人有钱啊。再上推几十年，广东话更牛，民国时期定国语的时候，普通话和粤语的票额仅仅之差一票，因为广东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的革命家有权啊！语言是政治影响力的折射，可见一斑。

 

 

“老母紫”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再上推几十年，由于湘军和淮军集团的兴起而成为显赫一时的官话，那时的合肥话，是身份的象征，是官场谱系上的天然脉络。段祺瑞两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合肥那些沾亲带故的人，闻风而至，涌入京城，找他求官谋职。段祺瑞和李鸿章一样，只要来人能讲标准合肥方言，不论亲疏，不问生熟，大小都给安个官儿，或是给碗饭吃。当时，曾有民谣讽刺说：“会讲合肥话，就把洋刀挂”、“总理哄东西，小兵老抹资”。

  与茶相比，咖啡似乎很洋气，但想起英国绅士雷打不动的下午茶，茶变就有了高贵的意蕴。当年我在海南打工，那些老市民总爱露天茶，非常逍遥。走近才闻到香气，原来是咖啡，顿时觉得有些怪怪的。

 

说白了，方言不过是一个三棱镜，投射的是一个方言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的总和。“老母紫”的反叛，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现象。它的背景就是合肥滨湖大都市建设惊涛拍岸，城市边缘群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悄然崛起。

郊区“老母紫”民众越来越多地成为“拆迁红利”的享受者，成为新的城市户口，他们的购买力和文化自信也就因此而得到了爆发式增长。郊县的“老母紫”城镇作为卫星城镇日益与核心城市融为一体，城市一体化必然带来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一体化。

“老母紫”不再只是一个乡音群落，而是一个细分市场，他们的志趣就成为商家的选择。

     “老母紫”群落的边缘状态，决定了它并不具备文化主体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反叛”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实力。它的“反叛”，是被真正具有文化反叛精神的城市青年（例如飘乐队）冒名顶替的，是被市场化生存的传媒刻意迎逢的，是被广告商终极买单的。“反叛”，不过是一场盛宴。

 

 

                         “老母紫”是一种乡愁的代偿物。

  “老母紫”的流行，是集体怀旧，也是商业作秀；是文化传承，也是产业创新；是一次暴动式的原生态文化反叛，也是一次大规模无意识屏幕流感。其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土著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的上升。

 

 

一位朋友说，下班回家，累得半死，看看电视上的“老母紫”活宝，小树呀，小许呀，阿凡呀（本地电视台的特约嘉宾或支持人），还是蛮“得味”的。还能感受到合肥的气味。一出大门，上高架，下隧道，和任何一个大城市每什么区别了，有时不免有刹那的迷失，这是我的故乡吗？

   朋友的话对我也有一些触动，觉得我的“三棱镜”说，有些太现实太物质化了。的确，作为合肥土著，我刚接触到“好大事”的时候是要掩鼻暴走的，现在，有时看看“老母紫”活宝们，不觉嘴角莞尔一翘。如果失去了“老母紫”——这个最合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城市的市井气息就淡化了很多，他将来可能只是一个大城市，一个面目更加模糊，腔调千篇一律的，既乏善可陈，也乏“俗”可陈，没有坏味道，也没有好味道的城市。

 

   无论这个“老母紫”是否是老合肥的“老母紫”，也无论这个“老母紫”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的生命力，在他身上依附着多少商业的图谋，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老母紫”是对城市化浪潮的一种反浪潮，是一种乡愁的代偿物。

 

    反对派的道理很充分。“合肥方言电视剧，娱乐节目等也许深受当地观众朋友们喜欢，但合肥以外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是否会接受喜爱这种方言？电视台是否尊重了 他们的需求？是否征询了 他们的意见？”，“这是强奸民意”。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一通“正义的怒气”实在有些自伤肝火，与事无补。首先“老母紫”这并非公权利的除暴干涉，没有额外增添纳税人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你有选择的权利。正如，你不喜欢臭豆腐，他可以闻风暴走。如果一个“老母紫”栏目能够坚持下来，甚至顶着一些臭鸡蛋和烂菜叶子，就说明这在商业上是划算的，或者说，不划算但是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

 

“老母紫”的流行，是集体怀旧，也是商业作秀；是文化传承，也是产业创新；是一次暴动式的原生态文化反叛，也是一次大规模无意识屏幕流感。其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土著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的上升。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老母紫”的反叛，也暴露了当下合肥电视荧屏节目创意的贫瘠与寒碜。真正的创意应该体现在价值构建和精神气质上的升拔和升华上。当然，尽管方言包装创意是一种低层次的创意，它带来的积极信息却是，创意的空间是巨大的，“老母紫”不是没有可能“母紫”变凤凰的。

 

“老母紫”的（老母鸡），是发扬光大，还是“青山隔不住，毕竟东流去”，任其自生自灭？在更开放自由的公民社会，还是让市场来选择，让民众来选择吧。

 

 

友情周末

中医学院校园里挥手指航向的伟大领袖，逍遥津公园里跃马横刀的张辽和风雪中保护羊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淮河路老安徽日报社边的读书少女等，这些人物，从小就我留下了关于城市雕塑的最初印象。

 

   80年代，环城公园建成了一组动物雕塑，隐没在草地和树林里十分可爱。后来公园又增添了一批井小市人物，遛鸟的下棋的打蒲扇的，颇有情趣。“80后”雕塑中，最为潦倒的可能就是七桂塘市场的七仙女了，哪有一丝儿的仙女气息，烟熏火燎的，纯粹一使唤丫头嘛。

 

   这些雕塑，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提炼，即便是“使唤丫头”七仙女也符合人们的家常审美口味，但以淮河路步行街的一组雕塑为起点，合肥的城市雕塑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呼应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城市改造步伐，又携不锈钢新材料之威，抽象派不锈钢雕塑成为席卷大陆城市的流感式风潮。淮河路路桥头上矗起一对扭曲的不锈钢制品，像火焰，像花朵，也许什么也不是，实在看不出比原本的捧鸽女孩雕塑好在哪里——当然，这是后见之明，当时只觉眼前一亮，心有疑惑也不会说出来，通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潮流的顺民。你承认自己看不懂吗，那你就是保守，老土，不解风情。那时似乎只要是抽象的，就是艺术的时尚的，开放的，进步的，就是有品位。放眼大江南北，从北方小县城到南方乡镇，机关厂矿学校科研单位，银光耀眼的不锈钢雕塑蔚然成风，不必细致揣摩它到底像什么，要体现什么，想表达什么，艺术家的心你永远猜不透——可能包括艺术家本人。这股流感式风潮从材料到审美，对将传统的城市雕塑进行了猛烈的恶俗化颠覆。

 

这一时期合肥也诞生了几座大型雕塑。“红线球”、“鱼水情”、“中国结”，颜色鲜红，体现了传统文化和革命色彩的双重表达。

 

有人说和平广场上的红色棉线球体现了合肥老工业区的棉纺产业传统，无论艺术家为其创作赋予了怎样深邃的蕴含，我觉得这已经是不错的评价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突兀的外来物和嵌入物，只要不被居民所排斥，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就会逐渐接受它，乃至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历史坐标。

 

黄山路上有两所军队院校，“鱼水情”安放在这里还是很切题的，“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嘛。黄山路拓展后雕塑被挪移到了天鹅湖，对“鱼”来说也算是适得其所。胜利广场上的“中国结”，也因为地下娱乐城的施工也将被挪走。城市的扩张步伐超越了以往的规划，大型城市雕塑动迁是大规模城市拆迁改造的一个缩影，而大型城市雕塑所承载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同时被城市化浪潮冲刷和稀释。

  

如果说城市雕塑的第一波是政府主导的，那么，第二波的直接推手则是房地产开发商。风格各异的商业住宅小区本身就是城市天际线最芜杂的群体雕塑，形形色色的社区雕塑更体现了以流行文化为营销手段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兴盛。

 

山寨，是社区雕塑给人的最直观印象。开发商快速复制西方雕塑作为异域风情的低成本符号，异域雕塑似乎成了异域风情的铁证了。如果开发商要建一个小区“哥本哈根”，大门口一定有一条美人鱼；如果是“布鲁塞尔花园”，铁定有一撒尿小男孩；如果建一“纽约公园”，那么，小区中央一定得有一座山寨版的自由女神！

 

友情周末

从“抄论文”到“抄家伙”，相貌斯文的肖传国教授，居然丧心病狂，买凶行凶，不惟斯文扫地，也为这个神奇的时代再添传奇。警方神勇，方舟子被案告破，但更神奇的是，是非曲直原本不辨自明，而质疑之声居然也是一片嘈杂。

  

  这些人质疑方舟子的目的与动机。有人说，这是方舟子自我炒作，为了搞钱，有人说，方舟子偏执，不可理喻等等。

 

   在商业社会，让所有人都摒弃功利思维或是晦暗心理是不现实的，不妨让我们排除人的道德属性，把人类社会比作一片大林子——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

 

如果说大家都是鸟人，那么，方舟子是什么鸟？我看，方舟子是一只啄木鸟。

 

   敲打树皮，掏出害虫，是啄木鸟的无意识本能，其结果是让这颗树更健康，这片林子更和谐了。方舟子出于什么目的或动机来打假，这重要吗？其实，只要其过程是合理合法的，其结果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是有利于“林子”生态平衡的，就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鼓励和赞赏。

 

肖传国心头有恨，大可以将诅咒之人的生辰刻在木偶上，每日针扎“巫毒娃娃”，祈祷中咒之人会七窍流血而亡，这是自由。但是，你“抄论文”，就得冒道德风险，你“抄家伙”，就要被绳之以法。

 

  当下犬儒主义盛行，底线溃败，道德生态环境严重失衡，方舟子的啄木鸟行为尤其难能可贵。保护和支持方舟子，是一个尚存希望的世道人心的底线。

 

  如果一定要将方舟子比作啄木鸟，这也是一只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啄木鸟。

友情周末

如果有来生，当然，关键是如果能选择，我想很多人会体验另一种人生。在如麻矿难中偷生的中国矿工可能会选择去智利挖铜。一位智利弟兄躲过了大地震，又被埋在了矿井里。智利楼房之结实，矿难预防措施之完备，人命关天，以人为本，可见一斑。

 

  拿智利矿难说事，其实是为了标题的修辞需要，并不是我要表达的重点。本次三联的封面故事是“朝鲜战争60周年”，感慨之余不禁胡思乱想，如果有选择，志愿军们若何？

 

  记得许多年前，当我知道朝鲜战争并非“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而是金胖子首先悍然进攻南朝鲜，我惊愕以致颤栗。多么反动的言论啊!

 

人们不愿想，不敢想，甚至不去想，美国人吃饱了撑的，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打中国啊？

 

  体制化教育让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再举一例，是本期南周上的一篇台海两岸青年交流的故事。大陆学生说“中美建交，联合国驱逐台湾”，台湾学生大为讶异，“那是台湾维持尊严，主动退出的”。到底谁在撒谎，依靠常识并不难判断。两个德国都有联合国席位。再有，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为啥中国大陆加入了联合国，国际大家庭就一定要驱逐台湾呢，何况国民政府是联合国发起国，是正统呢！

 

  回到朝鲜战争的话题儿。单说长津湖之战。中美对决，一方是以牙齿为武器，另一方是武装到牙齿；一方穿着江南的单衣，在雪地里冻死无数，另一方大军未到，火鸡美酒圣诞大餐已经备好；一方是命如蝼蚁，埋没百草，另一方是无限金贵，51年后每个大兵都有5天时间在东京纵欲纵酒，张扬人道；一方不幸被俘，便成反革命，祸及子孙。另一方呢，战俘是天然的战争英雄。

  

  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区别咋这么大呢？哎，但愿，我们胜利了，当然，课本上也一直这么说的。但是，现在，我们找回了一些常识，就不免有无数的困惑。

 

战前有条三八线，战后原封不动。终点与起点重合，从最狭义的战术角度看，何胜之有？

 

  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角度看，胜利即综合盈余。我们的投入何其巨大？如果说勉强盈亏大致相抵的话，那只能倒推一个前提，就是人命不算钱。

 

但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些。令数十万英灵无法法安息的是，是抗美援朝，还是抗美援金?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保和平卫祖国，还是捍卫金胖子，金二胖子，以及启明星大将（金三胖子）的流氓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