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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杜月笙为何不回大陆


  杜月笙为何不回大陆

 

 

   
    《杜月笙传》系上世纪50~70年代港台文坛知名作家章君榖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详细采录杜月笙身边门人、亲属、好友等口述,真实还原了杜月笙生平行迹。该书由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2010年12月1日授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文摘自该书的部分章节。

  

陈毅长电拉他回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出上海,是日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共军。共产党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上任以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是为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

 

  由于长电之来,犹如石沉大海,陈毅心目中的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答复,陈毅还不死心,也可能是徐采丞在为他自己亟于脱离虎口,又耍了一记噱头,陈毅“派”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地位与关系,专程跑一趟香港,迎迓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徐采丞抵达香港以后,其结果是他自己从此也不重蹈覆辙,他留在香港,不再回到黄浦滩。

 

  统战分子劝诱无功,陈毅的“笑靥迎人”又被杜月笙视若无触,置之不理,共产党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于是,他们方始又施一计,派出杜月笙的一位老友,被李宗仁任为和谈五代表之一的章士钊。章士钊专程跑一趟香港,为共产党尽量争取可资利用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厥为杜月笙。


  章士钊“衔命而来”,力图“立功、报效”,他深知中共心目中主要目标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决杜月笙的问题。到香港后,他便不时出入坚尼地台杜公馆,登堂入室,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接席密谈,他分析天下大势,国际动向,尤其对他的同乡后辈毛泽东歌功颂德,捧得来肉麻之至。


 

  第一次长谈,杜、章之间,便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对话,约略如下。


  当章士钊滔滔不绝,盛赞毛泽东是如何的尊老敬贤,求才若渴时,杜月笙很巧妙地接过他的话来,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起章士钊:“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怔了一怔,章士钊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这个———”顿一歇,章士钊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便问:“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唯有直话直说,坦然吐露,却是接下去他又得意起来:“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么?”


  于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语,他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章士钊听后,顿即面红耳热,嗫嗫嚅嚅地支吾了几句,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这最要紧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极!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讲过了这两件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照杜月笙的看法,章士钊自顾尚且不暇,他本身的欲壑始终不得一填,又怎能说服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无法死心,坚尼地台还得三日两头的来,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来兮。

 

 

 

劝人的反被人劝去
  

      章士钊要不断地往杜公馆跑,就无法避免和国民党的要人劈面相逢,相逢时更免不了有窘迫的场面出现。


  头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江夜景,任轻风拂面。当时,章士钊有点倚老卖老,忍不住地重弹旧调,尽在为共产党说好话,称夸毛泽东何等的礼贤下士,奖掖人才,他口口声声地作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吴开先在一旁听得忍无可忍,他一声冷笑,亦庄亦谐地加以驳斥:“章先生,你在骗什么人呢?我从民国十六清党之役算起,跟共产党交手了二十多年,共产党的真面目,难道我还不认得?老实不客气说,就讲有关共产党理论的书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两本。”


  章士钊窘透,当下强词辩解地说:“你这种说法,可拿得出事实、证据?”


  吴开先打个哈哈,再调侃地追问:“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这一套,究竟要骗我呢,还是要骗杜先生?”


  趁此机会,杜月笙哈哈一笑,替章士钊暂时解了围,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绝不会轻易上当的决心。


  不断纠缠,常时登门,章士钊的这场牛皮糖攻势,要到几时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烦时,自有他的退兵之计。多一半也是出乎一片爱顾老友的诚意,一部分则在于早日结束这一场必无结果的冷战。渐渐地,在跟章士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士钊。他劝章士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保全晚节,他苦口婆心地说:“最好早早脱离,图个清吉平安。”


  杜月笙不曾留章士钊蹲在香港勿走,那是因为他早已获知,共产党放章士钊出来办事的同时,即已在他身边布置了监视人员,除开上杜公馆,章士钊一直在监视之下。


  因此,他甚至于极其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如果章先生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羁绊,无论是到台湾或者到外国,行程和安全问题,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决。


  章士钊不觉倒抽一口冷气,但是他无法发作,更不能提出任何抗议。几十年来杜月笙对章士钊的好处多矣,何况,杜月笙态度的诚恳,也令人不容置疑。

 

  恰好在章士钊和杜月笙反复辩论、不得结果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在北京喊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章士钊见这“六字真言”时连他也大不以为然。那日他到坚尼地台杜公馆去,座中偏有王新衡在,章士钊说民主与专政根本上是两极端之事,毛主席焉可混为一谈?王新衡于是便正告章士钊说:“章先生,我是到过俄国的,我懂得这就是列宁的基本理论,共产党所极力提倡的正是这个。他们跟英美国家不一样,‘民主’和‘独裁’在共产党是二者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听他们口口声声地喊‘民主’,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而非‘独裁’!”


  王新衡用醍醐灌顶之势,正是要唤醒章士钊的迷梦,因此杜月笙接下来便劝章士钊“倒向苏俄不如倒向英国”,何不就在香港住下,不要再去上共产党毛泽东的当了。章士钊听后默然,使杜月笙、王新衡都觉得,这一次劝他悬崖勒马,可能会得生效。


  可能是章士钊听过杜月笙、王新衡的循循善诱后,神情举止的变异使负责监视他的人起了怀疑。一日,章士钊在他的港寓,刚派佣人出去买东西,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监视人员推门进来,请他即刻登车回大陆。据章士钊家的邻居后来对杜公馆的人说:当时章士钊曾要求等佣人回来,作一交代,但是不准,章士钊又说要去楼上向某人辞个行,对方还是拒绝,于是,章士钊自此不告而别,他等于是给架走的。


  回北京后的章士钊,其后也曾出来到过香港几趟。除了做人民代表大会聊备一格的代表和文史馆副馆长,支几文干薪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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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岁写到八十岁

 

          早先,杜月笙决心离开上海,赴港避乱之前,曾经扶疾往访黄老板,力劝他的金荣哥预早为计,也跟他一样,作避难香江的打算。当时,黄老板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黄金荣说:“月笙,我老了,这些年来,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门便不出门,能不动顶好不动。你算算,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八十一,就已经多活了十一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对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黄金荣接下去娓娓细诉地说,自从他六十岁那年正式宣告不问世事,安享余年,他生活的目标,就只剩下每天抽几筒大烟,上一趟混堂淴一个浴,凑几位牌搭子碰几副铜旗。除此三者以外,无复他求,也非有此三项享受而不欢。因此他堆满脸苦笑诉与杜月笙:“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桩,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桩,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铜旗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混堂,能否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淴趟浴,也是问题。何况,树高十丈,叶落归根,我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好活?”


  杜月笙听他金荣哥说得如此剀切透彻,心知其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却是辞出来时,意味得出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他忍不住洒了两行热泪。


 

  到香港坚尼地台十八号定居,第一次听到金荣哥的消息,为上海来人说得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气势汹汹地直扑钧培里,围在黄金荣公馆大门口,大呼小叫,扬言要把黄老板家中打得稀烂。“要打烂,我会得自家来!现在我把大门关上,我自家来打给你们看!等歇你们进来查,有一件物事勿曾打烂,你们尽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言讫,便命手底下人关大门,童颜鹤发的黄金荣,掳起衣袖,抄根门闩,就此要自己打烂自己的家。这时候,偏生又有不知从何而来的“调解者”,隔扇大门之外,作好作歹,高声排解,在说什么:“好啦,好啦,黄金荣已经知错,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分上,饶他一次!”
  
  隔了几天,又有共产党的干部上门来,他们满脸堆笑,却是态度硬,逼牢黄老板,叫他“向人民大众坦白”,黄老板双手一摊地问:“叫我坦白啥末事?”

  “你这一生的事,”共产党干部字字着力地说,“从你八岁起,到八十岁为止,请你详详细细写份自白书。”


  黄金荣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劝他忍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没有用处的。迫于无奈,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


  当时,共产党对他倒也并不为难,招出来枪支来源就此作罢。然而,正当祖、叔、孙三代,黄金荣、黄源焘和黄启予之弟黄启明衷心庆幸,逃过一场大祸。又数日,共产党来了一份通知,黄金荣的自白书看过了,上级认为他“有罪”,所给他的处罚是,每天早晨到黄老板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老迈龙钟的黄金荣,八十岁的白发老翁,由共产党干部押解,开始在大马路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扫街了。消息传出,全上海人为之震动,当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麇集街头,亲眼目触黄老板扫街。有人欷歔,有人愤慨,黄金荣则面部毫无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扫地,矮胖身躯,仿佛一具笨重的机械。


  黄老板大世界扫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报显著地位,不久报纸传到香港。一日,杜月笙心血来潮,忽然问起上海报纸为何多日不见?他很关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则因为时值上海清算斗争期间,唯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迫害,心中难过妨碍病体,所以有时候便藏过几张,不给他看。齐巧这一日杜月笙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闻报》,家人无奈,只好再找出来,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情始则惊骇,继而切齿,然后便是深切的痛苦与悲哀。他脸色灰败,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里咻咻的气喘。那几天他精神略好一点,金荣哥所受的折磨,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乱,因为他的喘势越来越急。


  又是缠绵病榻,中医、西医川流不息,那天,黄老板的长媳黄李志清到访,除了探病,她还有重要事体要跟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亲切地喊黄李志清“妹妹”,请她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于是,黄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来的信,黄金荣向他的媳妇“求援”,他叫黄李志清赶紧设法筹款汇寄上海,因为,共产党要黄老板捐献两万美金。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阵愤恚与激动,好不容易用药物把他的急喘压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气无力地问黄李志清道:“妹妹,你打算怎么办?”黄李志清告诉他说:她正是得信以后急如热锅蚂蚁,一时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这边来讨教。


  于是,杜月笙开口说话了:“妹妹,倘若是共产党网开一面把老板放出来,只要老板平安无事到了香港,莫说是两万美金,便是美金二十万,我和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哪怕去求,求借,我们也是愿意的。”


  黄李志清也是伤心难过,她点点头说:“就是说么。”


  “倘使老板到了香港,我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苦日脚一样过得快活。”“是啥。”“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绝对出不来,”石破天惊,杜月笙点入正题,“因此之故,我们无论寄多少钱回上海,结果一定是毫无用处。”


  黄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泪,她焦灼万状地说:


  “杜家伯伯,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做法?也不能看着老板受逼啥!”“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没有用处。”杜月笙柔声地安慰她说,“要末你照我这一个办法做,回信老板,告诉他在香港筹钱很不容易,跟亲眷朋友开口,必定要说接得出老板来,方始可以筹到这一笔大数目。唉!”浩然一声长叹,杜月笙又不胜欷歔地说:“老板八十一了,他还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过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扫街,风尘残年,能够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这件事也得赶快。”


  得了杜月笙的应付之策,黄李志清兴辞离去,她为了尽孝道,怕发生意外,因此她凑集一部分现款,又变卖了些手饰,准备先汇一笔数目到上海去,也好让黄金荣在上海有个缓冲的余地。


  凑了一万美金,不日即将汇出。其余部分,慢慢交再想办法。


  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陈彬龢从上海逃出来,他带来黄老板的口信,告诉旅港亲友,实际上黄老板已经获悉,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料,证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并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之故,他不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大概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能够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黄老板运用其八十年的人生体验,处世手段,苟延残喘,可能还拖得下去一段时光。至此,杜月笙稍觉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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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历史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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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削菩荠出的杜老板还真不简单。
阿弥佗佛·,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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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艾老师:张学良为什么不回来?吕正操好像去米国会过张。很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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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1965年7月偕妻从美国返回大陆,1969年1月30日“因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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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各有志,回来有回来的道理,不回来自然有不回来的理由。比如这杜月笙,上海滩的黑老大,解放前做威做福,解放后愿意回上海挨批判,那才是怪事呢

靖县是我家,我们都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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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艾老师又为我们长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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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莱阳梨”、“水果月笙”到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黑帮老大,杜月笙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没打过交道,当然是个“人精”。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偏偏和一些大文化人交上了朋友。48、49年的时候,他也帮了一些共产党的忙,掩护过一些地下党的活动。陈毅找他,主要是想利用他的影响,稳定建国之初上海的社会秩序。 杜如果回来,清匪反霸这一关就难过;即便侥幸过了,55年肃反整潘杨,他还是会跑不了。因为潘杨的一条重要罪责,就是包庇“阶级敌人”。那时候陈毅在北京,包庇杜的账只会算到潘杨身上,陈毅不得讲半句话。杜历史上就欠下了共产党“四一二”的血债,他能躲得脱?

    同杜差不多的杨虎,就想不到这一层。他以为在最后帮了一点共产党的忙,就可以趾高气扬,结果终究难逃一劫。所以讲杜是个“人精”,黄金荣比他更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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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为什么不愿意回来?把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地搞清楚之后,这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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