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细伢子望过年
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一家人也在挨饿。用铁罐头筒蒸的定量粮、干腌菜煮的烫饭、蒿子草或糠做的粑粑，我们一概吃得津津有味干干净净的，比现在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还香、还珍惜得多。有一次祖母带我们到“甘长顺”坐桌席排队吃面，好不容易等到烫手的面碗到手，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就被叫化子猛地伸手把滚烫的面条捞走抢着吃了。
“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当年我们也是这样，过年有饱饭吃，过年很热闹。确实，每逢过年常有见多识广的欧阳斌姨爹、不得不过早走向社会的小舅殷增杰、我妈的同学能干的钱安格姨和她风趣幽默的丈夫马建民伯伯、我爹的姑表老实忠厚医疗技术精湛的贺高秋伯伯,以及我爹具有高级工程师资格和气质的叔伯弟李森林等亲朋戚友光临。我爹兴致很好，早早买好凭票供应的过年物质，安排好菜单，他亲自掌勺，他做菜讲究色香味，油水很重味道特好，每每受到满座喝彩，他也以此自得.而我们则“穷吃饿吃”，狼吞虎咽，乃至猛然吃得太饱，肠胃受不了，打馊嗝,甚至于大呕一场，害得娭毑忙给捧额槌背，不停安慰。
过年还有一好，每次“南岳姑姑”回来都给家庭增添气氛。她是南岳完小的优秀教师，“桃李满天下”，她会吟诗作对，会讲我们爱听的故事，而我则成为姑姑走亲访友（特别是她调来长沙工作的老同事、亲自带过的学生）的“小向导”。1961年暑假姑姑接我们一家到南岳去“战备疏散”，尽管姑姑要负担海岭、德中、小中三姐弟（都曾为下放知青），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千方百计为我们弄来了南岳特产油团子，油豆腐招待我们。我那次是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所看到的南岳民间皮影子戏、虔诚的香客、大庙的古柏、气势宏大的忠烈祠、祝融峰上石墙铁瓦的庙宇等等古文化遗迹，至今记忆尤新。特别是我们一家走在前往顶峰的盘山公路上的时候，我爹告诫我：走山路要省力，就要“弯路直着走，不走曲线”。这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从此“种植”到我的心田，化作我人生旅途上驱疲去火、健体强身的“绿荫”。
五 家分两地
1959年爹爹离开尚德街温暖的家庭，只身到了株洲，从此以后他的户口迁出长沙便再也没有迁回来，直到今年元月去世销户口。他是下放到零陵劳动锻练以后，响应省委“建设新型工业城市”的号召，被调往株洲的。那时株洲的建设大道还是简易的砂石路，爹爹在中心区人委工作，住在办公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过单身汉生活。从株洲回长沙一趟要2元钱，这对于每月工资58元5角（当时我妈的工资低他一级），要负担一家六口生活的他来说，回家一趟是不容易的，他只能半个月或是一个月回家一趟，加之在株洲工作没有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当时有一句打趣的话：家在离长沙几十里的水渡河那边乡下的职工都有探亲假。株洲离长沙虽然只有90多里地，但是父亲似乎离家远去了。
政府号召“大种大养”，我爹在体育场上开了一块菜土，在南郊种了一块红薯。记得我在小学的一次暑假到了株洲，一天他挑着一大担粪，带我到南郊的红薯地,夏日炎炎,他叫我去提水，不一会我大汗淋漓歇下来，看着爹在翻藤子，他那晒黑了的脸，熟练的动作，哪里还有一丝不事稼穑的大少爷模样，这真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具体化啦！
以父亲为榜样，1967年夏，我爹送我到株洲土石方队搞了3个月的点工，先是在株洲公园的游泳池的工地挑土，后来与一个副区长的儿子在株洲发电厂白石港煤灰处理池工地平整土石方。三个月的点工结束后，我爹又把我送到株洲火车站前的土方工地当“土夫子”，那搭班子的土夫子头心狠手辣，只上了几担石块就把我的腰闪着，我治好伤后就没再敢去干这苦力了。那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尽管我当时只有16岁，但是3个月劳动得到100元钱，在当时这实在是一笔令全家人高兴的不菲之财！
当我在株洲当土夫子的时候，长沙的“文攻武卫”正热火，宿舍隔壁的解放路招待所成了造反组织的总部，每天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不绝于耳。宿舍里的邻居都跑光了，当时我妈因病住在浏城桥传染病医院，家里只剩下小叶、小建，他们靠我爹从株洲牵来的一条狗壮胆。他俩独守宿舍可谓大长见识。有一次，他们在巷子里的麻石下发现了枪支，一挺真正的机关枪；还有一次，正是武斗高潮的时候，四下街口都戒了严，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高个子、大官模样的人从造反派总部后门逃到我们宿舍，慌慌张张寻找出路，我弟弟把他引出宿舍，转出巷子，指引他从箭道巷拐向白马巷逃脱了。后来听大人说，这个大个子就是被造反派拘押在总部谈判的市革委会主任张厚。
六 首当其冲
这一场动乱是由毛主席炮打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的，名曰“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否定知识分子。
记得那年我在二中初中毕业，当时我的作文在班上开始崭露头角，800米跑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就在我学有所成，踌躇满志之时，工作组进驻校园，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大批判”，大开杀戒。先是学生批老师，身体肥胖的校长李人琢被批斗了，每当批斗大会学生们高呼“打倒”的口号时，他呆若木鸡,汗流夹背。为什么要批斗他呢？当初我跨入二中校门上的第一课就是李校长介绍光荣的校史，他讲得很具体，大家听得很认真，会后他还亲自引导我们新生参观书院气浓郁的校园。他是地下党员，是我妈醴陵同乡，他爱人张鹊梅是我妈明宪中学的同学，本来是德高望重的，难道一夜之间他就真变成阶级敌人了吗?后来是学生批学生。各班展开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我也受到班会的“讨伐”，被无端戴上了一顶“伪军官”家庭出生的帽子。记得受到班上同学“口诛笔伐”之后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满受委屈的样子，问我究竟，我话语未开，眼泪先流，我妈见状，义愤填膺，马上到学校找到负责我班的工作组成员，质问他：“李盾的父亲49年还是学生，何时何地当过伪军官？请按毛主席‘迈开你的双脚’的教导去调查调查！”当时送我妈去找工作组的同学是章小安（我们于1968年底一同步行到华容集成垸插队落户），章小安事后以敬佩的口吻说：“你妈妈真会讲！”
文化革命“破四旧”开始波及单位，遍及社会，大街小巷人心惶惶，听说邮电局的柜台上都丢有金手饰，水井里丢的宝物更是不计其数。我家也被妈妈所在的司门口银行的“红卫兵”抄了家，抄去了一把我妈少年时期用过的折迭伞，抄去了我们兄弟最心爱的一大纸箱的小人书和革命小说，还抄去了我弟弟在巷子里捡到的两颗真正的子弹，因此我妈被胡乱扣上了“私藏军火”、“隐匿‘四旧’物品”的大帽子。由此一吓唬，我们赶紧把好几本大部头辞典连同夹在里面的邮票一起当废品卖掉。令人心疼的是，那些邮票有的是我爹在解放初期的“爱国集邮”，很宝贵，有的是我们兄弟用推板车赚的辛苦钱买的。我爹回家闻知后愤怒地说：“都是几个熟人，关门不见开门见，何必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呢！何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僵，那么仇呢！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确实，当我的灵魂被“触”之后，我立即看到了社会悲哀，父母的无奈，他人的泪水和鲜血。住在宿舍楼上的“胖妹子”（即张小芳）、“兰鬼婆”（即后来在南门口工商银行工作的张岚）的父亲张熏陶（银行干部）和她们的母亲鲁君碧（小校老师）被各自的单位批斗得很厉害，抄家自不待说，大会批小会斗，挂牌子罚跪，拳打脚踢，无以复加。据说张伯伯出身于宁乡大恶霸地主家庭，鲁伯伯是大军阀鲁涤平的孙女，张伯伯的妹夫是“大走资派”、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他下放在江西，在往返北京的路途中特地到张家看望过。如此说来，我们这些小孩倒不对她们两姊妹另眼相看了！
更令人震惊撕人肺腑的是，传来我最敬爱的姚老师受迫害早逝的消息。姚老师出生于人文荟萃的益阳，解放前夕她新婚的丈夫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她孤身一人，惟教育事业为己任，以他人子女为亲骨肉,她担任过桂花井小学校长,57年打成“右派”,61年调来八角亭小学当语文老师,并兼任我们四乙班的班主任.姚老师衣着朴素,举止文明,她严肃的面庞上偶尔也露出和蔼慈祥的微笑,这种笑充满母爱,使我们学生心动、心甜。可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类口号的鼓噪下，我的母校的红小兵铰掉姚老师的头发，给她戴上高帽子，把她推到小礼堂的乒乓球桌上，他们向她吐痰，甚至施以拳脚。他们何曾知道，这张球桌是我们这些大哥哥们往昔下课必争的拼搏球艺的“战场”，是文革时期赫赫有名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廖福民的“发祥地”；又何曾明白抛弃“尊师重教”的理念，意味着野蛮、倒退、犯罪。我想，也许姚志授老师是抱着“桃李满天下”的美好愿望破灭的疼痛而撒手人间的。据洪跃民同学回忆，71年他应姚老师要求经常上门给她量血压，那时姚老师大概50多岁，可是头发稀疏，门牙脱落，显得非常苍老。一个寒冷的冬夜，洪跃民再去，就再也见不到姚老师了！据说遗体被悄悄运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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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7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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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7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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