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由谈天“木板楼‘筑蚊烟’声”想起

痴眼睛

 

 

     由谈天“木板楼‘筑蚊烟’声”想起

 

 

      

        谈天“木板楼‘筑蚊烟’声”把我们带回了有趣的昨天——我们的童年时代。站在一个花甲老人的历史高度，很清楚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童年时代是处于解放战争推翻了一个很落后、很贫困、很封建保守、很遭受列强欺凌的旧中国不久的时代，尽管我们的国家民族猛然进入到现代社会，亟须万象更新，但是国家人民还很贫困，尽管人们都还为国家独立而精神旺盛，可是科学文明与新文化一时半刻也普及不起来，我们的祖辈还客观地保持着农耕社会相对原始落后的文化气息。下面我将我于 2002年5月所作回忆录《父亲引我人生路》的有关章节摘录如下，以飨众友，特别是谭复平、谭大田、唐慕纯、李藩湘、黄正华等我的小学同学。       
       

      我少年时期居住在尚德街银行宿舍的经历

 

 

一 我的娭毑
      

    这里，很有必要讲到我的娭毑肖瑞云。她于1902年12月21日生于株洲盘石，盘石肖家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开创了湖南早期工业—-长沙猴子石玻璃厂，她少年时曾在这里作过描花工。娘家不富,有姊弟7人，她排行第三，两个老弟都是吹玻璃的行家老手，老满冬姨娭毑为人极善，早年在长沙缝纫学校学习，追求进步，参加共产党，与杨弟甫、陈素、陈明、刘乐扬、易秀娟一块搞地下工作，后来跟学识很高的丈夫搬迁去北京。那时娭毑对姨娭毑参加革命不甚理解，但有一次姨娭毑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带着易姨逃到三门我娭毑家，我娭毑娭没说二话，把她们藏在阁楼上，送饭给她们吃，使她们躲过这一劫。
      

    娭毑的侄子都长得“体面’’、聪明，肖希平、肖希正兄弟是这样，解放后长沙热水瓶厂高级工程师肖彦云也是这样，令老人悬挂在心的是：年仅14岁的肖伯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去向不明。娭毑18岁嫁到三门李家，丈夫李振球，在设于长沙的湖南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毕业，长年在外谋职，1943年因胃潰疡病逝于衡阳仁济医院，病逝前任石门县典狱局局长，祖母41岁守寡。因家产一直由公婆掌管，很受公婆管束，加之日寇侵犯，土匪抢劫（1948年土匪夜袭，胁迫老祖母将家有黄金悉数掠走），使她对封建礼教、男女不平等、社会动乱不满，对新社会抱欢迎态度。我们三兄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带大的，虽然她没有读过书，斗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是她老人家对我们兄弟的影响，为我们日后的自强自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娭毑勤劳主持家务，我父母亲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忙于公务。
       

    娭毑的外表是老土老土的，常年穿着一身黑色粗布父母装，衣襟上插着一条干干净净的手帕，剪着齐耳短发的头上系着一块泥巴色方头巾；她一双粗得像松树皮一般的手做起事来很麻利，一双裹过后松绑的半大小脚走起路来一阵风；她老人家那一双常年被沙眼“倒扎毛”引起泪水的眼睛，闪现着和善慈祥的亮光；那一张被微皱的腮帮夹着的紧缩着的尖嘴巴，显示出她刚强泼辣的性格特质；那一副抿嘴笑的开朗的神态，洋溢着她满足于生活现状的喜悦之情。娭毑不怕苦，不信邪，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对媳妇看得重，对子孙更是慈爱有加。
     

    记得儿时每当闷热难当的夏夜，我总爱睡在被她抹得“秋凉秋凉”的竹板上，一边听她讲岳麓山蟒蛇洞一类的民间故事，一边享受着她为我打扇、摸背的舒服，渐渐入睡。1958年，我家由药王街保险公司宿舍搬至尚德街银行宿舍，开始娭毑当尚德街民办公共食堂的炊事员，几十号人的饭菜由她一人搞，我们兄弟也在这里搭饭，但是娭毑从不循私情，记得一次我不慎将饭倒到地上，娭毑二话没说，叫我再拿张票买份饭吃，尽管食堂负责人“豆三婆婆”发话给份饭我吃。公共食堂很快就撤销了，娭毑又当上了市清卫处每月18元工资的街巷清扫员，要负责清扫尚德街、游击坪、鱼塘街、箭道巷、白马巷一大片地方，娭毑总是早出晚归，经常得表扬。同时银行工会还奉承她担任了宿舍的家属委员。她什么都乐意干，打扫宿舍卫生，讲公道话，甚至连邻家的一位媳妇临产，不喊自己的婆婆送医院，却喊我娭毑帮忙。娭毑把那家媳妇送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看我娭毑那个忙劲，还真把她当产妇的家娘喊。
     

    就因为这样，我妈工作所在的司门口银行的同事们交口相赞，连年把我家评为“五好家庭”。

 

 

二    小巷深处人家     
      

    尚德街银行宿舍在一条拐5个弯的幽深僻静的麻石小巷的尽头。沿麻石小径徐行，紧紧砖高墙红机瓦的大楼房，走到无路可行之处上几级台阶，便有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红砖大瓦房耸立在你面前。由此使人顿生陶渊明“夾岸数百步，中无杂树……，林尽水源，便得一山”之感。尚德街麻石小巷的深处，这里是我生命的摇篮，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和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使得共产主义“大公”的思想意识中合理地渗入了现实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成分。1958年以后我每天都从这里蹦跳着去八角亭小学、长沙市二中读书，8年的知青时代有6年回家都是以急切的步子进出这里，直到1974年我家搬到小吴门局后街宿舍为止，我家在这里存在长达16年。
      

    宿舍里住着11户人家。尽管安排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一般干部、家属，住房拥挤，且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但这里人气旺盛、关系和睦。那时，我们小孩子的父母都年轻，有文化，有特长，很活跃，我妈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家庭影集至今还保存着她在银行系统大合唱与街头宣传勤俭持家活动时的倩影.刚搬进宿舍不久，会吹黑管的刘汉兴叔叔（他的大女刘桂珍是1964年下放江永知青）装了一根室外天线收听无线电广播，于是家家家户户都搭上线，我也依此装了个矿石收音机，并为收到中央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而异常惊喜。楼上吴照仙姨出身于教育世家，她的一家人也都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吴姨的大儿子李志昂（李果芳是他叔伯妹妹）大我几岁，是文革前下放到浏阳大围山的“老知青”，他的个高，伙伴们都称呼他“长子”。写《第二次握手》的张扬与他下在一块，张扬来我们宿舍玩时讲过这个故事，写书扬名是后来的事。长子的二胡拉得好，楼上常传来他拉出来的悠扬的旋律，仿佛发自玉宇琼楼的仙乐飘忽而致。他常常呆在家里独自一人自娱自乐，有时也邀来高手合奏，或为他大学任教的舅舅伴奏京剧唱段。“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弟兄三人都喜爱音乐，建弟尤其如此，这为他以后从事音乐专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志昂象一个不吝赐教的大哥哥,乐于向我们介绍一些新鲜事和内容新颖的外国小说，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最没书读而我们又最渴望读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借来雨果小说《悲惨世界》让我看了一天，虽然只是一天，而且一目十行，狼吞虎咽，但是该“巨作”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书里曲折的情节征服了我，主人翁冉阿让的不朽形象震撼着我，一个穷孩子因为偷吃了一块面包而被判终生苦狱，长期的脚镣的禁锢，禁锢不了一颗渴望自由的心，终于在一次抢救一个危难的自由人的时候，他从巨大的帆船高耸入云的桅杆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掉”入大海之中，逃脱了统治者的鹰爪。时至今日我完全可以断言：对比当时国内宣传的共产主义英雄的高大形象，国外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思潮哺育出来的文学形象更饱满、更有人性味、更具昧力。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文学创作清除了极左路线的思想障碍，越来越多的吸取了人文主义的创作精髓，不断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的新时代新人形象。
      
三  启蒙时代

    那时，我们宿舍大多数孩子在八角亭小学读书，都知道有个好老师姚志授，姚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我喜欢听她讲课，“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富有哲理的诗句，通过她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滋润着我的心田。不但如此，姚老师对我的帮助可大呢！她讲述过的清初文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惹来荒谬的文字狱的历史事件，使我对集权政治的险恶有了初浅的认识，她还有针对性地讲述战国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解决了我和大队委艾振湘之间的不和。很快我的作文在学校名列前茅，姚老师便提我当了中队长。
      

    那时，我家的生活环境极其简陋，家具只有1台衣柜、1台五屉柜、3张床（其中一张供我们三兄弟睡的还是借了妈妈的同学钱安格家的），1964年爹爹从株洲用4元钱买来了一张“四不清”干部退赔的八仙桌，我家才有了张像样的桌子，此外厨房里有两口水缸，一口大缸是娭毑用桐油石灰“积”好的破缸，另一口上红釉的小缸虽自来水管装到宿舍以后不起作用了，我家也几经搬迁，爹爹还是舍不得将它丢掉。尽管如此，我们家里的桌椅板凳、门窗地板每天都抹得干干净净的，家庭气氛也非常和谐。
      

    爹妈住在楼上的大房间。他们工作早出晚归，很少过问孩子的事，我们倒是“大人讲话细人听”，知道妈妈所在的浏城桥储蓄所发生了共产党员贺年坤（读音）烧帐被枪毙，孙克俊（读音）伪造他人笔迹贪污被判刑一类的经济案，还听爹爹说过“57年反右运动”、“彭、黄、张、周右倾集团”等一类的严肃的政治字眼。尽管我爹忙于大人的事，但是并不放弃教育我们的责任，有一次他打好了在青少年宫电影院放映印度影片《两亩地》的票，叫我们去看。故事讲的是工业化进程逼迫农民让出世代相传的土地，而农民宁可贫困也要困守这片故土。当时我并不懂剧中深意，但却为故事中懂事的农家孩子与恶势力和饥饿不屈斗争的情节，感动得泪流满面。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我爹给我一毛五分钱，买了张兰陵剧院（以后的解放剧院）的学生票观看湘剧《小包公》，那天我早早地进了剧场，等待幕布拉启的时刻。小包公是由仅大我两岁的小学同学伍仁珊的哥哥伍仁斌演的，我佩服他演得那么精彩、逼真，也为包公的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形象拍手叫好。
      

    我们三兄弟和娭毑住在一楼，为了节省用电，房间里只有一盏15瓦的灯，晚上祖母缝补衣裳、剁坛子菜，我们做作业、看书、打闹都在这盏灯下。我们三兄弟在学校里读书都很争气，都是班干部，“三好学生”奖状贴满墙。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一家人也在挨饿。用铁罐头筒蒸的定量粮、干腌菜煮的烫饭、蒿子草或糠做的粑粑，我们一概吃得津津有味，比现在吃大鱼大肉山味还香，吃完还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娭毑真没为吃饭问题少操心，甚至一天晚上她梦见捡了钱，第二天她在白马巷扫街时遇着挑担买菜的，她毫不犹豫将一担百多斤重四毛一斤的“卷心白”买下，钱是菜农把菜挑到宿舍，娭毑借了邻居的钱付的。苦日子的情形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脑子里，记得有一次祖母带我们到“甘长顺”坐桌席排队吃面，好不容易等到烫手的面碗到手，我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就被叫化子猛地伸手把滚烫的面条捞走抢着吃了。娭毑看着叫化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叹了叹气，又从兜里掏出钱粮给我再买了一碗。
      

    大人常讲：“人看其小，马看蹄早。”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有自己的志趣和爱憎，我们不喜欢宿舍里吸吮着手指头站在人家门前“歉吃”的“胖妹子”（即1968年底随长沙市十四中学下放华容县胜峰公社的张小芳）、“兰鬼婆”和死了父亲调皮的“飞天蜈蚣”马伢子，喜欢与很有文学激情的洪跃民（曾随长沙市十三中学下放沅江，因患肠癌病逝于2006年）和魏家讲派头的“弟弟”等细伢子玩在一起。和这些小伙伴一起捉摸子、喂小鸡、下军棋、架起门板打乒乓球,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轻松愉快以极，我们常在一起做诸如打井水、挑自来水、排队买米、买菜、扯野菜、倒屑子、选猪鬃和后来的做藕煤等家务事，也常在一起做诸如搓黄泥巴团、送废铁炼钢、积肥料支农、做小球藻、打苍蝇、灭老鼠等一些义务劳动。我们喜爱小动物，我们弟兄三人曾一次买来10只小鸡小鸭，我们严加看管，用红砖垒了一个窝关着，不料一天晚上这群小鸡小鸭全部被老鼠叼走。
     

    有一次，我们一群小孩在紧挨着宿舍厨房的露天走道顶头玩“移土种秧子”，几岁大的彭千果透过厨房麻石砌的窗洞，看到紧挨窗洞那边的案板上放着一簸箕的馒头，他马上告诉我，我非常高兴，马上想弄几个馒头给饥肠漉漉的同伴充饥。可是我的手伸进去够不着，马上有人找了根竹扫帚递给我，我把尖的一头伸到那堆馒头上，一戮一个，尽管馒头馊了，大家仍吃得笑嘻嘻的。没几天招待所把那个墙洞砌死了，大概是他们防止老鼠偷食吧！从此我们再也吃不到戮馒头了，可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得起小伙伴彭千果的妈妈（肖素瑜）的事。肖伯伯是随军家属，是随丈夫转到地方来的，肖伯伯生前搞过细嫩的老鼠肉给我们尝味，听说她是患肺结核舍不得钱治疗而早逝的。肖伯伯临终前，我站在她家房门外瞧见她眼瞅着个头不高、十分痛苦的丈夫彭端恺，手指着彭千果这个独生子落了气，她是心挂着这根“独苗”啊！随后，我娭毑马上烧醋杀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的情景。
     

痴眼睛

 

寒乡：“我们虽经历、兴趣、脾气都相近，”但我不喜欢“扯咧钻子”，也不喜欢“扯咧钻子”的人。

 

 

布谷催春:看来我们曾经是街邻哦！

 

 

采青:看来你也喜欢扯家常啰！

 

采青

好看。

布谷催春

太熟悉了，六十年代初我还在尚德街南头游击坪挑过自来水……

寒乡

回复 9# 痴眼睛

 

  痴兄：

  寒乡过去虽生活在长沙，但不是旧城区。我们虽经历、兴趣、脾气都相近，但易山姐姐骂我是“扯咧钻子”的人。现在我们虽协调性较好，但今后也许网上会有什么大的过节。我们虽也许会有大的过节，但我们都是知青哥们。

  祝，好！

痴眼睛

 

 寒乡兄：从最近我与你在网上相遇相知，我知道你是我同辈人，过去大概也都是生活在长沙的旧城区，并且经历、兴趣、脾气都相近，好在我们协调性较好，还没在网上有什么大的过节。祝，好！

痴眼睛

 

 

孟晓兄：可惜那时我们互不认识，1974年我家由尚德街搬到局后街以后，我们成为了街邻，我们还是不认识。早几年我们在茶座上相识了，原来我们人相近，习相近！

痴眼睛

 

长乐兄：去年在江永知青文学研讨会上看到你之后，总好像在哪到过，原来“我们还是八角亭小学的校友咧！”我这篇《父亲引我人生路》在湖知网或片段，或全文，少说也发过3次。我自己常看常新，发表时也舍不得割爱，我也觉得罗嗦。所以你们可以看节选，犯不着背负担。

寒乡

回复 3# 痴眼睛

 

         同时代，同遭际，同感慨。

 

 

 

             挺！挺！挺！ 

孟晓

尚德街，我熟悉；换像章，我也去过……这些事历历在目。

知足长乐

    好文，我们还是八角亭小学的校友咧！建议楼主分为几篇帖子单独发出，太长了，难得看。

痴眼睛

 

七  造神运动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现代文明不甚发达的国家，又是一个拥有2千多年封建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崇拜的是三皇五帝，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和神并驾齐驱合二为一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帝、官、封压榨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主张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仍用封建主义的眼光把领袖毛泽东崇拜成为供衣给食的“爹娘”，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
       

    记得1966年8月下旬，正当我受到班会“批判”郁郁寡欢的时候，低我一级的宾元同学告诉我“到北京串联可以借支火车票”的好消息，并且邀我同往，住到他哥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去。宾元是我大弟李小叶的小学同学，他家紧挨着兰陵剧场的大窗户，我从前到他家去“偷看”过演戏。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借好车票同行了。车到武汉,站台广播报道：“周总理指示北京的红卫兵可以到全国去串联，全国的红卫兵可以到北京串联，车票一律免费。”这样，我和车上所有的学生都高兴极了，马上有些女学生拿剪刀绞掉长辫子，改成“五、四革命短发”，作好进京准备。到北京以后，我们住进北师大学生宿舍，吃到北京的干馒头、咸萝卜，看到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几天，广播通知红卫兵到天安门去接受首长接见。我们到西单下车，只见西长安大街上一支支打着红卫兵旗帜、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队伍开往天安门方向。我和宾元马上随人流前去，仅有一处检查了我们的学生证。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日夜盼望的天安门城楼前，在人民大会堂大门北端的广场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坐了一会儿，猛听得人声轰起，只看见人潮往天安门方向涌去，“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谁也不记得收捡垫坐的书包、手巾一类的东西了。
      

    虽嫌远了点，但我踮起脚，看到了前方站在敞篷车上挥手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把小红书举在胸前的林彪，看到了和蔼慈祥的周总理，看到了满头银丝、面容严肃的刘少奇主席等中央首长，这时“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热烈至极的气氛，正如一首歌描绘的一样：“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检阅车队开过去了，一会听见陶铸副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喊话，“请红卫兵小将们让开一条路，保证首长的安全！”原来毛主席的车到天安门金水桥西端，被狂热的红卫兵围住，周总理亲自下车开道……。
       

    这是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我的所见所闻。那时全国性大规模的红卫兵串联尚未开始，刘、邓、陶等中央领导尚未被“打倒”，使我有幸一睹“庐山真面目”，瞻仰到位居中央高位的一大批开国元勋的尊容。幸亏我这一次出行是独自行动，没受任何阻碍。而我们班上在我之后结伴上京的同学，大半受到了“黑七类子女”的对待，他们刚到北京，次日就被责令“打道回府”。通过此次上京，我的眼界霍地打开，此后我没有参与派性活动，而热忱于“游山玩水”的串联，我除了到过沿海内地的一些大、中城市，还和洪跃民、李俊全、赵维屏（即“大队部”）、李小叶步行到韶山、醴陵、井岗山等地，这样更是大开了眼界。第二次串联我带着妈妈给的10元钱和14岁的大弟小叶一同到了南昌、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以后大弟又带满弟到武汉串联，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俩在武汉长江大桥照相留影，叶弟觉得棉罩衣弄脏了，怕照出来不好看，于是脱掉罩衣，穿着那件穿了两代人满是补丁的棉衣留影，从而留下了那段难忘的艰苦岁月的痕迹。
      

    文革中与串联同样狂热的是“红海洋（毛主席语录标语）热”、“毛主席像章热”。当时盛传湘潭有一位姓沈的造反派头头，身陷囹圄，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体上，以示忠诚。我也卷入到像章热之中，但比起那些“造神者”，我这一类的“拜神者”则现实得多。1966年暑假以后学生不上课，机关干部也没事做了。由于我先与满舅殷增杰，后与表哥欧阳星上京串联之时开始爱上了换毛主席像章，我爹也以收集毛主席像章来消磨时间。
      

    记得有一次，我在五一广场湘绣大楼边换纪念章，我别满一手帕的像章被抢。那时最怕“治安指挥部”搞行动，他们说换像章是“逃避文化大革命”，是“买卖行为”，要取缔！“治安指挥部”的一来，换像章的人便作鸟兽散，然后改换到新华书店、长沙大饭店旁边照旧换起来。可我这一次被抢不是“治安指挥部”所为，而不知是谁从围观的人群中猛伸出一只手抢去的。我喊来一大帮坡子街宿舍的银行子弟帮忙，从我怀疑的抢劫者手中抢回了不少像章。不几日，那个怀疑对象也喊了一帮人到坡子街宿舍找我，我不住在那个宿舍，虽然那帮人没找到我，但把事情闹大了，我只得将情况告诉刚从株洲回来的父亲。为了平息纠纷，他带我找到那人的居住地“师敬湾”，在那矮屋密集的“贫民窟”里找到了那个人和他的父母亲，他们看似粗鲁愚昧，然而当我爹把抢的像章退还给他们之后，只讲了寥寥数语，矛盾就平息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爹爹：“你何解不怕？”他风趣地说：“小时候家里花几担谷让我学的功夫，现在还在手中呢！”父亲去世前一年把他按党史时间顺序排列的 4大盒、410枚像章移交给我，落了心。文化革命初期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迫害变本加厉，我爹被带上“特嫌”，“逃亡地主”的帽子，受到公开斗争，并被关押反省达一个月，听说他被批斗得很厉害，曾几欲卧轨自尽。好在后来下到鹅颈洲鱼场劳动，才落得个清静。在我爹受到批斗的时候，我妈也于1969年下放到白泥湖五七干校，以后被“解甲归田”到长沙县坪塘区九江公社。当时下放干部家庭都分散，但是他们靠同志之间的真挚友谊得到了人间温暖。有一次，我妈患了重痢疾，救护车把她从乡下送往省人民医院，由“难友”、北区的罗世中姨护送。一路车子颠簸不止，我妈不时要拉肚子，每次都是罗姨首先下车找厕所，然后再搀扶着我妈如厕的。当时罗姨身怀六甲，为了帮助同志，她全然不顾自身安危。罗姨的爱人何宗恢是党建工作专家，熊清泉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副手， 1984年他调到市二轻局任党委书记，在亲来我所在的二轻企业检查工作时关照过我。
       
八  踏上人生的艰苦历程
      

    文化革命给我们弟兄三人造成的命运是够严酷的。我和大弟李小叶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达之后，即与我的中、小学同学章小安、谭嘉陵，以及章小安姐姐的同学徐宏志商定一同奔赴农村安家落户。记得步行下农村的那一天，天是阴沉沉的，我们5个人豪情满怀举着一面不大的印着“长沙步行农村知青队”的红旗，在二中工宣队、教职员工、以及我们的亲属百来人敲锣打鼓的欢送下，踏上了征途。在湖南日报的门前告别了欢送队伍以后，我们靠着省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沿京广线北上,逢桥过桥，到一地住一地。第一夜竭在捞刀河镇，第二夜竭在汨罗县城，第三夜竭在岳阳市；第四天，也就是1969年元旦，我们顶风冒雪，渡过“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涉过岳阳建新农场的茫茫雪原，和湖北广兴洲漫长的长江大堤,终于在当天黄昏时分到达华容县北端口岸—红山头。接我们的工宣队员看着我们从雪水烂泥中走过来的狼狈不堪的样子,同情地责备我们说:“劝你们不要吃这苦,你们不信!”
       

    我爹那时总是鼓励我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我妈后来回忆说：“把你们送到湖南日报社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尽管易静娴老师（曾授我们200班的语文课，是我妈的中学同学，她于八十年代移居香港）一再安慰我！”而我们五人在革命思想的鼓动下，在省、市媒体报道的鼓舞下，在华容县革命委员会的表彰下（所赠毛主席全身瓷像至今还摆设在我家的书桌上），心中充满荣耀，却不知自己自觉和不自觉地走进了穷乡辟壤，踏上了苍凉的人生之路，而这一切前无古人，连我们的父辈也都未曾经历过。而论年纪，我们当时还小，我年满18周岁，叶弟仅16岁多，本应是读书长进的时候。

 

九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爹当时的精神压抑之沉重是不言而喻的。学生出身的他，思想单纯，难免肤浅，不实际，但他往往很固执，在外面老实得像绵羊，在家里却家长气十足，动辄以训斥，甚至对我温顺的妈妈也常大发雷霆。记得1974年冬“批林批孔”运动在我寂寞难耐郁闷难当的心中刮起了“十二级风暴”，我一连十日用诗歌的形式写大字报，贴满了公社食堂大半边墙，我亢奋不已，窜回长沙，要到省委找平化书记告状。回到长沙,正遇父亲在家里，我即刻遭到父亲的指责，我当时言语滔滔不绝，充满诡辩，面对我这种不可劝止的“疯狂”，他又气又恼，连声叫我“滚”。我一气之下冲出家门，到了苏家巷粮食厅的白姨家，郭盛华姨爹在省委工作时当过10年华国锋书记的秘书，我是怀着告状的目的到他家来的，他们夫妇以很平和的态度接待我，安排我的吃住。后来，他们发觉我神情不对头，马上通知我妈，我妈情急之下找到省商业局的马伯伯、附二医院的顺姨，马伯伯和顺姨设法送我住了70多天院，我这才安静下来。而我在长沙那一段日子，身心的康复全赖我妈我弟耐心的照料与抚慰。

   

    到了1975年底，我回到农村，县里给我报了80多元钱的住院费，大队关照我当了小教老师。但是我孤身一人留在农村，我爹深感不安与内疚。他亲自到华容，配合我妈活动。先是长沙市人民银行有一个到华容县招工的指标，我妈在长沙得到信息，层层找领导，得到首肯后，我爹又在县里招待了姓黄的招工人员，他俩满以为这次招工一定会成功，结果那位黄同志到另一个公社招走了市支行一位同志的姨妹子。接着，我爹在县知青办得知岳阳化工厂有不少招工指标，岳阳化工厂的招工师傅骗他说会到生产队去招我，他信以为真，搭信到生产队，要我安心等待，可是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见招工师傅来，后来才知道人家在公社把公社书记下乡仅一年的儿子招走了。受此打击，我气得睡了一个星期，以至面部浮肿，精神恍惚。

   

    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不起我父亲，认为他孤傲，委琐，没有能耐，对家庭，对我们后代没有尽到责任。甚至，我对他话语里总带有 “讲老实话”这么句卑微的口标，听不顺耳；对他穿着那一身不整洁的中山装，吊着裤角的乡干部模样，看不顺眼；对他孤身一人住着的那一间挂一块黑窗帘布，斜搭着一张旧单人床的牢笼般的房间，也都产生一种厌恶感。于是，爹爹与我谈话，讲轻的也好，重的也罢，我都横眉冷对，恶语相向。直到很久以后，我也成了为人之父，才开始反省自己对父亲的不尊，才深深体会到:我们得到的父爱是声严色厉,这亦如我们得到的母爱是慈和温馨一样,都是引你成人的良药益方.我也才开始明白：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践踏了宪法，泯灭了人性，扭曲了灵魂，再执拗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幸免于难！

            

          

              有关照片待读   

 

 

 

痴眼睛

 

 四  细伢子望过年    
      

    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一家人也在挨饿。用铁罐头筒蒸的定量粮、干腌菜煮的烫饭、蒿子草或糠做的粑粑，我们一概吃得津津有味干干净净的，比现在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还香、还珍惜得多。有一次祖母带我们到“甘长顺”坐桌席排队吃面，好不容易等到烫手的面碗到手，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就被叫化子猛地伸手把滚烫的面条捞走抢着吃了。
      

    “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当年我们也是这样，过年有饱饭吃，过年很热闹。确实，每逢过年常有见多识广的欧阳斌姨爹、不得不过早走向社会的小舅殷增杰、我妈的同学能干的钱安格姨和她风趣幽默的丈夫马建民伯伯、我爹的姑表老实忠厚医疗技术精湛的贺高秋伯伯,以及我爹具有高级工程师资格和气质的叔伯弟李森林等亲朋戚友光临。我爹兴致很好，早早买好凭票供应的过年物质，安排好菜单，他亲自掌勺，他做菜讲究色香味，油水很重味道特好，每每受到满座喝彩，他也以此自得.而我们则“穷吃饿吃”，狼吞虎咽，乃至猛然吃得太饱，肠胃受不了，打馊嗝,甚至于大呕一场，害得娭毑忙给捧额槌背，不停安慰。
      

    过年还有一好，每次“南岳姑姑”回来都给家庭增添气氛。她是南岳完小的优秀教师，“桃李满天下”，她会吟诗作对，会讲我们爱听的故事，而我则成为姑姑走亲访友（特别是她调来长沙工作的老同事、亲自带过的学生）的“小向导”。1961年暑假姑姑接我们一家到南岳去“战备疏散”，尽管姑姑要负担海岭、德中、小中三姐弟（都曾为下放知青），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千方百计为我们弄来了南岳特产油团子，油豆腐招待我们。我那次是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所看到的南岳民间皮影子戏、虔诚的香客、大庙的古柏、气势宏大的忠烈祠、祝融峰上石墙铁瓦的庙宇等等古文化遗迹，至今记忆尤新。特别是我们一家走在前往顶峰的盘山公路上的时候，我爹告诫我：走山路要省力，就要“弯路直着走，不走曲线”。这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从此“种植”到我的心田，化作我人生旅途上驱疲去火、健体强身的“绿荫”。
      
五  家分两地
      

    1959年爹爹离开尚德街温暖的家庭，只身到了株洲，从此以后他的户口迁出长沙便再也没有迁回来，直到今年元月去世销户口。他是下放到零陵劳动锻练以后，响应省委“建设新型工业城市”的号召，被调往株洲的。那时株洲的建设大道还是简易的砂石路，爹爹在中心区人委工作，住在办公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过单身汉生活。从株洲回长沙一趟要2元钱，这对于每月工资58元5角（当时我妈的工资低他一级），要负担一家六口生活的他来说，回家一趟是不容易的，他只能半个月或是一个月回家一趟，加之在株洲工作没有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当时有一句打趣的话：家在离长沙几十里的水渡河那边乡下的职工都有探亲假。株洲离长沙虽然只有90多里地，但是父亲似乎离家远去了。 
      

    政府号召“大种大养”，我爹在体育场上开了一块菜土，在南郊种了一块红薯。记得我在小学的一次暑假到了株洲，一天他挑着一大担粪，带我到南郊的红薯地,夏日炎炎,他叫我去提水，不一会我大汗淋漓歇下来，看着爹在翻藤子，他那晒黑了的脸，熟练的动作，哪里还有一丝不事稼穑的大少爷模样，这真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具体化啦！
      

    以父亲为榜样，1967年夏，我爹送我到株洲土石方队搞了3个月的点工，先是在株洲公园的游泳池的工地挑土，后来与一个副区长的儿子在株洲发电厂白石港煤灰处理池工地平整土石方。三个月的点工结束后，我爹又把我送到株洲火车站前的土方工地当“土夫子”，那搭班子的土夫子头心狠手辣，只上了几担石块就把我的腰闪着，我治好伤后就没再敢去干这苦力了。那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尽管我当时只有16岁，但是3个月劳动得到100元钱，在当时这实在是一笔令全家人高兴的不菲之财！
     

    当我在株洲当土夫子的时候，长沙的“文攻武卫”正热火，宿舍隔壁的解放路招待所成了造反组织的总部，每天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不绝于耳。宿舍里的邻居都跑光了，当时我妈因病住在浏城桥传染病医院，家里只剩下小叶、小建，他们靠我爹从株洲牵来的一条狗壮胆。他俩独守宿舍可谓大长见识。有一次，他们在巷子里的麻石下发现了枪支，一挺真正的机关枪；还有一次，正是武斗高潮的时候，四下街口都戒了严，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高个子、大官模样的人从造反派总部后门逃到我们宿舍，慌慌张张寻找出路，我弟弟把他引出宿舍，转出巷子，指引他从箭道巷拐向白马巷逃脱了。后来听大人说，这个大个子就是被造反派拘押在总部谈判的市革委会主任张厚。
       
六  首当其冲    
      

     这一场动乱是由毛主席炮打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的，名曰“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否定知识分子。
     

    记得那年我在二中初中毕业，当时我的作文在班上开始崭露头角，800米跑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就在我学有所成，踌躇满志之时，工作组进驻校园，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大批判”，大开杀戒。先是学生批老师，身体肥胖的校长李人琢被批斗了，每当批斗大会学生们高呼“打倒”的口号时，他呆若木鸡,汗流夹背。为什么要批斗他呢？当初我跨入二中校门上的第一课就是李校长介绍光荣的校史，他讲得很具体，大家听得很认真，会后他还亲自引导我们新生参观书院气浓郁的校园。他是地下党员，是我妈醴陵同乡，他爱人张鹊梅是我妈明宪中学的同学，本来是德高望重的，难道一夜之间他就真变成阶级敌人了吗?后来是学生批学生。各班展开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我也受到班会的“讨伐”，被无端戴上了一顶“伪军官”家庭出生的帽子。记得受到班上同学“口诛笔伐”之后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满受委屈的样子，问我究竟，我话语未开，眼泪先流，我妈见状，义愤填膺，马上到学校找到负责我班的工作组成员，质问他：“李盾的父亲49年还是学生，何时何地当过伪军官？请按毛主席‘迈开你的双脚’的教导去调查调查！”当时送我妈去找工作组的同学是章小安（我们于1968年底一同步行到华容集成垸插队落户），章小安事后以敬佩的口吻说：“你妈妈真会讲！”
     

    文化革命“破四旧”开始波及单位，遍及社会，大街小巷人心惶惶，听说邮电局的柜台上都丢有金手饰，水井里丢的宝物更是不计其数。我家也被妈妈所在的司门口银行的“红卫兵”抄了家，抄去了一把我妈少年时期用过的折迭伞，抄去了我们兄弟最心爱的一大纸箱的小人书和革命小说，还抄去了我弟弟在巷子里捡到的两颗真正的子弹，因此我妈被胡乱扣上了“私藏军火”、“隐匿‘四旧’物品”的大帽子。由此一吓唬，我们赶紧把好几本大部头辞典连同夹在里面的邮票一起当废品卖掉。令人心疼的是，那些邮票有的是我爹在解放初期的“爱国集邮”，很宝贵，有的是我们兄弟用推板车赚的辛苦钱买的。我爹回家闻知后愤怒地说：“都是几个熟人，关门不见开门见，何必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呢！何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僵，那么仇呢！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确实，当我的灵魂被“触”之后，我立即看到了社会悲哀，父母的无奈，他人的泪水和鲜血。住在宿舍楼上的“胖妹子”（即张小芳）、“兰鬼婆”（即后来在南门口工商银行工作的张岚）的父亲张熏陶（银行干部）和她们的母亲鲁君碧（小校老师）被各自的单位批斗得很厉害，抄家自不待说，大会批小会斗，挂牌子罚跪，拳打脚踢，无以复加。据说张伯伯出身于宁乡大恶霸地主家庭，鲁伯伯是大军阀鲁涤平的孙女，张伯伯的妹夫是“大走资派”、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他下放在江西，在往返北京的路途中特地到张家看望过。如此说来，我们这些小孩倒不对她们两姊妹另眼相看了！
      

    更令人震惊撕人肺腑的是，传来我最敬爱的姚老师受迫害早逝的消息。姚老师出生于人文荟萃的益阳，解放前夕她新婚的丈夫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她孤身一人，惟教育事业为己任，以他人子女为亲骨肉,她担任过桂花井小学校长,57年打成“右派”,61年调来八角亭小学当语文老师,并兼任我们四乙班的班主任.姚老师衣着朴素,举止文明,她严肃的面庞上偶尔也露出和蔼慈祥的微笑,这种笑充满母爱,使我们学生心动、心甜。可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类口号的鼓噪下，我的母校的红小兵铰掉姚老师的头发，给她戴上高帽子，把她推到小礼堂的乒乓球桌上，他们向她吐痰，甚至施以拳脚。他们何曾知道，这张球桌是我们这些大哥哥们往昔下课必争的拼搏球艺的“战场”，是文革时期赫赫有名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廖福民的“发祥地”；又何曾明白抛弃“尊师重教”的理念，意味着野蛮、倒退、犯罪。我想，也许姚志授老师是抱着“桃李满天下”的美好愿望破灭的疼痛而撒手人间的。据洪跃民同学回忆，71年他应姚老师要求经常上门给她量血压，那时姚老师大概50多岁，可是头发稀疏，门牙脱落，显得非常苍老。一个寒冷的冬夜，洪跃民再去，就再也见不到姚老师了！据说遗体被悄悄运回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