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从今年起,上海已经恢复执行中组部1992年发布的22号文件,凡是公务员中处级岗位的女干部,能坚持正常工作,且在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其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
此报道以市政府名义发布后,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多数网友表示质疑和不满。原因很简单:延长退休年龄,为何又是干部先来?
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快速膨胀,行政职能转换相对滞后以及官民对立情绪推波助澜下,上述民意当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目前进行延长退休年龄试点的省级地区有二:上海和宁夏。
背景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六普”的数据表明,全国65岁及以上总人口为1.19亿人,占8.87%。已经远远突破国际标准7%的“红线”。另据估算,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未来寅吃卯粮现象还有加剧之趋势。
专家指出,为了实现全民老有所养,主要解决方案有三:一是增加在职人员的缴费,二是减少退休金领取者的收入水平,三是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缴费年限等。
显然前两个办法损害公众切身利益,势必引起强烈不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波及整个英国的大罢工便祸起削减员工福利,足以成为镜鉴。于是第三个方案便成为有关部门上选。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握有公权、工作稳定、福利完善的政府机关更易推动。而延长女干部退休年龄又有消弭职场性别之积极导向价值,便成为试点中的先锋。
事实上,此举严重值得推敲。以上海为例,女处长60岁退,但男处长却顺延至65岁,和过去一样差五年,何来男女平等?再说,从社会分工差异和关爱女性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福利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她们早日告别繁重的工作回家颐养天年是合乎人性和常识的。一个佐证是: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亟待加强的背景下,被提前退休的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为84.44岁,男性仅为79.82岁。
另外,就业依旧是当前第一民生要义。延长退休年龄势必急剧这一困局,必须按照两害相权的原则进行科学审慎的利弊权衡。
再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干部的年轻化已是大势所趋,公务员队伍加快新陈代谢,实现年富力强方能适应转型社会日益复杂沉重的决策管理工作。延长干部退休年龄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毕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件无比辛苦的差事,这么多人宁愿不退休也要继续服务简直感天动地——不过,很多人怀疑背后权力附着的各类好处在扮演幕后推手。
即使抛开这些,纯粹算经济账,有关部门也当立足沪宁试点,认真权衡:支付公务员提前退休所花的养老金带来的社会负担重,还是让其在位子上再留五年给纳税人造成的压力大?
专家认为,另一种选择是尽快在全社会启动弹性退休制。即使是弹性退休,也当秉承公平准则,在完善社保的基础上,更多依据市场准则,在尊重用人单位自主权的基础上,让员工自愿选择。而不能总将因此带来的工资福利负担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中国需要退休官员发挥余热,但精兵简政的现实诉求更为迫切。2009年,中国企业承担了全国养老金的29%,职工人均每月获得1200元,总量超过半数补贴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
中国养老压力的形成,除了人口增长和结构问题,根子还在于历史欠账过多——不容否认,这些年政府连续7年上调了城镇职工的退休金,但面对通胀压力和相较于财政收入的急速增长,这方面的政府投入远远没有到位。随着社会变革的演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传统养儿防老模式逐步走向终结,社会化养老从观念、制度到设施都严重滞后,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加以重塑。
上海处级女干部退休年龄延长的争议则提醒决策者:完善养老制度当本着公平正义原则推进,该走出谁设计,谁受益的误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