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阶级斗争这根“弦”有所松弛，政治环境有所宽容，文化艺术领域有所自由，“家庭出身”对考大学也无大的阻碍。这些都被后来称为犯了“右的错误”。
1962年底再次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从1963年开始，这根“弦”就越拉越紧，1964年的那个“紧”，当年考大学的老知青是明白不过的。及至“文革”开始，就终于“紧”到使“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了。
我想，这阶级的争斗无非是人与人的争斗，群体与群体的争斗，“阶级”只是标签。我看到，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争斗起来更为惨烈。比如，高官斗高官，作家斗作家，名演员斗名演员，穷学生斗穷学生，一派群众组织斗另一派群众组织......发展到当代，当了保安的农民工斗“违纪”的农民工。在争斗中，主斗者从未想过自己和被斗者曽经是“战友”“同事”“同学”，是一根藤上的瓜。“这是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想“向上流动”。
回到学校的小范围，小题目上来吧。
学校是全省招生。我们班的过半数来自常德地区各县市，另外的来自长沙地区，以长沙县和望城县的农家孩子为主，长沙市的只有五，六人。由于语言，习惯，见识上的差异，（常德孩子到长沙才第一次看到火车）人们说我们班有“常德派”和“长沙派”。是否如此，我因“只缘身在此山中”，难以置评。从感情上来说，我既乐于与长沙孩子交朋友，也乐于与常德孩子交朋友。听说在当今的政界，商场，文坛，艺苑，咱们湖南仍有这派那派的，这肯定都是不实的小道消息，和谐社会不会有的。
1963年我们进入三年级。继续在十二中读高中的朱同学和考入长沙一中的滕同学是我初中时的学友（他俩后来都是江永知青）。他们各在自己班上办了个墙报，分别叫“日出”和“红杏”，令我好生羡慕。我便以“学习委员”的权力在自己班上也搞了个墙报。三个老同学相约互相投稿，在三间学校开展友好竞赛。我一篇“女作家的一天”的人物速写投到一中，曾被他们班几个文章尖子称为“有狄更斯风范”。朱同学一首“日出的三姐妹”新诗和其他诗歌，滕同学的多篇散文都在我们班墙报上刊出，加上我自己那些浪漫主义的所谓“诗剧”（我那时是郭沫若的粉丝，常模仿他的“女神”），使我们的墙报吸引着不少眼球，一贴出来便有多人“围观”。
我俨俨然一个“主编”了。晕晕乎自我膨胀了。好几次当着全班同学与班主任杨老师据理力争，甚至顶撞。我们学校的班主任其实叫“辅导员”，不授课，是抓学生政治思想的专职老师。有人开始说了，杨老师是党派来的，反对杨老师不就是反对党吗。我不以为然，争论得更厉害。
终于到了有一天，行政13级的（厅局级）老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了我的名（不是学号），说我“文风不正”，针对我办的墙报，回避了我顶撞杨老师。
校长打喷嚏，班上全感冒。经团支部大会多次“帮助”，我作了检讨，墙报“下马”，我不再反对杨老师。想想我的文风确实“不正”。既不是“准确鲜明生动”，也不是“人民群众的语言”，“学生腔”十足，应该改进。何况我们是个工科学校，写这些东东干嘛呢。我的检查是诚恳的。
全国大环境不断“左”转。忽然的有一天，班主任委托团支部书记在全班大会上宣布：什么文风不正？反动文风！我们班有以反动文风为首的五股黑风！再不批判就要变修！
批判便由团支部转到全班，由半公开变成全公开。还把与我一道办墙报的另两个同学捆绑在一起，造成“小集团”印象。开始允许我解释和答辩，后来的有一次剥夺我的发言权。说我善于诡辩，黑可以说成白，大家不要听。天气有点热，我拿扇子扇风。主持人说我摇扇子是无声抗议，是拒绝帮助，我只好停止。不过我想，当时的轻舒小扇怕也是有点可乐，有点可怜，恐怕也有点“妖”的。
我可以接受“文风不正”的批评。“反动文风”，这个字面都不太通的东西，是较难接受的。文风，一般指文章的风格，能有“革命”和“反动”之别吗？模棱两可，不知究竟，在一时抓不到内容方面的“反动”论据时，批判了再说。边批判边寻找论据，这也是那个年代常有的事。
“以大批判开路”，好戏还在后头。
发表于 2011-9-14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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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4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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