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但如果过去曾经罪孽深重，忘记过去就是拒不悔罪。要记住光荣传统并不困难，而要面对历史的罪过，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近70年前，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1933年4月初，纳粹掌权不久，希特勒发表了“德国文化成果决不能再从异族中产生，只能由深受雅利安和德意志精神鼓舞的人来创造”的演讲。此话一出，法兰克福市率先行动，立即禁止犹太人在大学里教书、在舞台上表演和在音乐厅演奏。面对突然越来越强烈的排犹、反犹浪潮，犹太银行家和一些社团领袖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准备向国家大量捐款来表示对德国的忠诚。但此举毫无用处，就在他们宣布要捐款以示爱国热情的当天，柏林的大学校园里就挂出大幅标语，强调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只能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要是他们说自己是德国人，那他是在撒谎；德国人认为犹太人是叛徒！
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手持火炬，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来到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Opern-platz) 。广场上，一堆堆搜缴来的禁书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带队的冲锋队员号令下，情绪激昂的学生们把火炬扔到书堆上，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一份学生宣言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此次烧书以德国人特有的精确，作了细心安排，委托一家烟火公司作了非常专业的精心准备，不仅备置了八堆长达数米的劈柴堆，还做了防止烧坏地面的处理！但是，更重要、更精心的准备是，纳粹的“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开始并未出面，当烧书进入高潮后才突然现身。他的出现，现场更加疯狂。最后，他向烧书者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
戈培尔只到“中场”才出现，是想表明这些行动是民众自发的，毕竟纳粹掌权才短短几个月。对此伎俩，茨威格分析说：“国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一旦发现无人反对或反对力量弱小，纳粹的行为便迅速升级，更加激烈、极端。“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在这种纵容、支持、挑动下，民众“自发”烧书。（〔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页）
与柏林焚书的同时，德国其他一些城市、大学也发生了烧书活动。一些学者、作家、诗人等也参加了焚书活动，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得格尔。由于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反对者不敢公开反对，纳粹迅速增大“剂量”。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加严厉的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随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残酷的法规法律。对异己思想的迫害，成为国家法律。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沉重地写道：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重要的因素是当烧书还是一种试探性的半官方行为时，“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点儿的教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同上，第293页）对犹太人大规模集体屠杀的煤气室，正是从烧书这类事情逐步升级而成的，由“烧书”，发展为“烧人”。
62年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 周年的1995年，柏林市政府在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现在改名为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 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自己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两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
当然，古往今来有过与人类文明为敌的焚书“壮举”的民族并不仅只有日耳曼民族，因为专制者也大都意识到“书本”对自己的威胁力量，对其恐惧万分，要用国家暴力来“消灭之”。但有勇气修建“纪念碑”记述自己这种烧书罪过的民族，现在还只有日耳曼民族。这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这些文化思想巨人的民族所应有的气概。它知道，只有记住曾经的“烧书”，才能避免再次“烧书”；忘记曾经的“烧书”，很可能还会再发生不仅仅是“烧书”。
——摘自《经济观察报》作者 雷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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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2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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