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读资料，有节选）

“大跃进”中的“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经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在1959，1960，1961这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5000-6000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赵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事实：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甚至还在1958-1961年三年中大量出口粮食，其中，1958年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净出口20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三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死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检讨时，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