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立人和他的立人—发现老兵黄镇寰【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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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档案】
黄镇寰
年龄：1921年农历七月十四，90岁
籍贯：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
简历：

   1943年，自愿从军加入军政部教导第3团，经成都、昆明，到印度汀江、兰姆伽，分入新一军教导总队学生大队第2队。随新一军到缅甸，走遍密支那、八莫等地。

   1945年-1947年，先后流落于印度、贵阳和昆明。后追随孙立人赴台，在陆军军官学校第4军官训练班（凤山军校）学习，毕业计入中央军校第15期。

   1949年，从嘉义86后方医院，离台返回重庆老家。

   1950年-1980年，先后任教于重庆市渝北区、北碚区多所乡村小学。后在北碚区三圣镇小学退休。健康状况尚可，有高血压、前列腺炎和风湿性关节炎。老伴无收入，家庭负担较重。

   发现新一军教导总队老兵黄镇寰，十分意外。无心以网络搜索“知识青年从军”的资料时，意外看见了他女儿黄斯琳在方军博客上的简短留言，曾提及父亲在印缅的经历。或许冥冥之中有天意，找到老人的过程也十分迅速和顺利。用114找到老人曾任职的学校电话，不到1小时，老人就来电询问。

   谦恭的老人说，“实在惭愧，我没拿枪上过战场，也没和鬼子肉搏过。”抗战不分南北、先后，更不分老幼、形态。将人，活生生的人，按三六九等或派别宗系区分的，那是3000元老兵补贴政策的制定者们，才想得出、干得出的蠢事。

我要去当兵

    我是黄镇寰（原名黄宗齐），1921年农历7月14日，生于重庆江北县三圣镇（现北碚区三圣镇）。抗战后期（注：1943年末），全国学联发出（知识青年从军）号召。我当时已经在中原运输公司工作，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决心从军赴印，报效国家和民族。

   【注：1943年11月13日，四川绵阳中学生邱永森等15人申请从军远征。继而东北大学、国立18中学，三台县立初中男女生学304人申请服兵役。于是，大中学生从军运动由绵阳、三台，发展到成都、川西各地，更由重庆发展到川东，迅速发展到全国，拉开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烈大幕】。

   当时，我家有弟兄姊妹共9人，祖母和父母都健在。我排行老4，上有3个哥哥，下有5个妹妹。我自小就喜欢读书，经常参加各种午班、夜班补课学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很反对我从军。“抽壮丁，人家躲都躲不赢。你参军又没什么收入，也帮不上家里（困难）。”

   长我6岁的大哥黄宗徽，思想很开明。他当时在储奇门（现渝中区解放西路）的重庆市药材公会做学徒，他帮我做长辈的思想工作，最终家里才同意。

                                                                                                 全国从军热
   当时，兵役署在分管学生入伍工作。当时重庆（江北）的教导1团已经开拔，1团团长是吴朗。我们教导3团住的营房，就是他们所留下。

   我是在鸳鸯街上（现重庆市渝北区鸳鸯镇）参军，每个学生报名，都要写自传（简历）材料。我还找了“铺保”，就是大哥那边的药材铺给我做担保。兵役署专门让我们骑大马上街游行，以动员全民。还记得3团团长曾鲁，也兼任第45补训处处长。我们的军饷待遇，都是兵役署拨给团长，他没什么克扣。他是四川自贡人，家里是大盐商，非常有钱，我们的伙食也算不错。

    【注：曾鲁（1905-1951），字继灵。四川富顺县黄镇铺〔现自贡市沿滩区黄石镇〕人，黄埔2期炮兵科毕业。1939年，任第11补训处少将处长。1940年，任雅安团管区少将司令，10月调任第45补训处少将处长。1944年4月1日，兼任军政部教导第3团团长。1948年后，曾任整编90师副师长、90军副军长。】

黄老仔细看着胜利65周年纪念章

   同学里面，也有西南联大等高校的学生。经过几个月的基础训练，我们出发前又骑马游街，每人还发了1元钱。随后，兵役署用大卡车送我们到成都，再飞到昆明巫家坝，换飞机去了印度汀江。

   我们和后来的青年军可不同，那是小蒋组织的，专门对付共产党。而我们一开始，就晓得自己要去印度，要去驻印远征军。因为我们愿意，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从军后，我改名黄镇寰。镇寰，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全世界都要和平、安宁，不要再有残酷的战争。

在印度的日子

   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机舱内）非常冷。出发时，我们穿的还是单衣，还好飞机上有很多厚军毯可以保暖。到了汀江，我们统一换装。上衣是卡其色的，有点像夹克。腰部有几块布缝在一起，特别厚实。裤脚很大，穿的大头皮鞋，很厚很重。

   之后，我们换乘火车到了蓝姆迦。我被分配到新1军教导总队学生第2队。记得队长叫刘家福，日常都要进行“三操两练”，基本的出操、队列、方阵之类。

  黄爷爷的家，已经住过几代人。土筑的老房子，阴凉还好，但是大雨天会漏水。他住在厨房上面的小阁楼，家居虽然简陋，但书桌上的物品整整齐齐。一间小窗，能看见外面的青山绿水。

   我们的总队长是梁砥柱，教育主任郭立。新一军攻克密支那后，我们来到城郊的伊洛瓦底江畔。自己动手建设营房，把军用油布盖在砍伐好的竹子和树木上。那时候，教导总队管理相当严格，学生不能乱走，密支那的华侨商店也不能随便进出。每到周末，会选一位学生代表，出去统一采买东西。江边的汽筏子（汽船），也不能随便动用，必须要有批的条子，才能往返运送。

   【注：孙立人兼任教导总队长，各师师长兼副总队长。实际负责训练责任为总队副梁砥柱中校，教育主任郭立中校，副主任胡德华少校。第一批入伍的"知青"800人、编为5个队，受训10个月毕业后（1945年5月毕业）。留下3个队即挑选其中学历高，成绩优异者，分别编为学员队、机械队。年龄16岁以下者，编为幼年学生队，由原学生第2队队长丁涤勋任队长。其余分配到各师充任实习班长，这三个队的学员受训期较长。所有机械理论的教官都从昆明西南联大教授中聘来。《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 团结出版社 / 丁涤勋 王伯惠等】

聆听孙立人教诲

   每周的早会，孙立人将军经常来讲话。他站在一个高台子上，也没有喇叭和扩音器，长官的声音总是很大、很洪亮的。他给我们讲解战斗详报、防御工作、战术动作。我们知道，他是安徽人，清华大学毕业，又在美国西点军校读书。还记得新一军参谋长，姓贾，也在台上讲过话。其他作战部队的首长，我们见得不多，也不熟悉。

安静的午后，小动物们也来串门

   【注：新一军参谋长是史说，黄老所指应为副军长贾幼慧。贾也出自清华大学。1925年考取官费留美，入美国加州大学研读历史。1926年转入史丹佛炮兵专校学习炮兵，1929年毕业，入美国炮兵76团实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税警总团、军委会外事局、新一军任职。随孙赴台后，任陆军训练司令部副司令，陆军总部副司令。是孙立人的重要搭档，也是他的挚交好友。】

   教导总队不是一线作战部队，是新一军为培养后备干部而设立。就这样，我们跟着大军推进。他们打下密支那，我们就到了密支那。他们攻克八莫，我们就到了八莫。到了八莫，我们也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我当时升任班长，待遇比普通士兵要好些。我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在异域同患难的经历）和亲兄弟一样的亲密。
  【注：新一军军医处处长薛庆煜曾回忆，教导总队学习科目除强化基本军事训练外，还总结入缅以来历次战役的战斗经验与教训，这与老人的回忆交互印证。】

千里难断新一军

     日本投降后，我离开新一军到了印度。因为，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出国是为了打日本人，现在任务达成了。”我在印度的汽车学校呆了不少时间，本想在那里学点汽车驾驶技术，不过也没学个什么名堂。

   后来，我跟着驻印的高射机枪独立营，回了昆明。当时，也听说过共产党不得了，但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我很想回家。遇到了汽车学校的同僚，他们已改编为辎重团。我和他们又到了贵阳，想走没走成，就跟着到了南京。

从我们进屋起，婆婆就忙着做饭。丰盛的一大桌，很多时候，她总是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老伴儿和我们聊天

    在南京，驻印学生军可以复原（注：爷爷特别强调，不是“复员”），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再次离开了部队，开始在南京的流浪生涯。因为我们学生军的朋友、熟人多，我无事可做，就找到一位同学。他做打字员，供我吃饭。

    再后来（1947年），孙立人到台湾组建陆军训练司令部。他很重情义，号召流落在大陆的同学们去投奔。所以，我就从南京坐船到了台湾，就在台湾南部的中央军校凤山分校继续学习。（后来毕业），我被计入中央军校（4分校）第15期。

   【注：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在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4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本校。黄爷爷牢记的“4分校”，就是这一期。】

   那时的台湾比较萧条，也比较混乱。“（军服）有穿就将就穿。”市场上也有衣服卖，实在不行就去找部队诉苦，也能发2套衣服，或者“以旧换新”。我在台湾，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也不再抱什么幻想，我要回家。

   我找到了位于嘉义市的86后方医院，给医生说好话，住院拖了几个月。医院给我开了“外出证”，我坐船回到重庆老家。我还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农历4月，没过几天就是端午节。回到家，父亲已经过世，祖母也刚去世不久，母亲仍在世。

职从教师默耕耘

    1949年下半年，乡里成立了农协会前身“翻身团”，我是其中一员。后来在农协会搞组织和文化工作。1950年春季，我把印缅回来的胸章、资历章（彩色，长排长排的）、军队守则，以及中央军校15期的台湾同学录（毕业纪念册），都上交江北县委。组织给我的评定是：“同意交代，承认历史清楚。”

   我在家里办了识字班，县里来了通知，让我做老师。1951年起，我先后在茨竹区同仁完小、天池小学、柳荫镇、田坝、小塘等地任教。在回来之前，我对共产党没什么印象。接触过一些人，是皖南事变下来的新四军，有些好感。我是个木脑壳，男女作风、工作问题、子女教育，都没出过啥问题。1958年，县里领导还说过：“黄老师是个好人”。后来文革停课闹革命，两个儿子都没读到书。那时候学风、校风都不正，老二才上到初一，也没怎么读书。

    78年邓小平摘帽的时候，我到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工资调级没调上。1980年，我在北碚区三圣镇小学退休。后来换发第一代身份证，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我都义务参与组织工作。

    2009年，我调了一次工资，现在每月2300多元。老伴小我10岁，她是巴县（现沙坪坝区）回龙乡人，她没有收入。两个儿子没读书，也只能出去做零时工、力工。孙女（14岁）下学期就初三啦，我在负担。还好这孩子懂事爱学习，成绩挺好的。平时在家，我喜欢看连续剧《雪豹》，挺喜欢周卫国的。

  这栋老房子，都是我们黄家几代人传下来的。猫在屋顶跑嘛，（瓦片）难免漏雨漏水，我也没那么能力重修，就这样将就住吧。说到抗战，实在惭愧，我没上过战场杀敌。但是我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候我站出来了，愿意为国牺牲！

口述后记

                                                                                      何谓立人
   探访黄爷爷的那天早上，让我们极度惶恐不安，约好10点见面。但清早7点12分，老人就打来了电话：“怕你们找不到，我到镇上等你们。”到了三圣镇，在车站边的一个小烟摊，找到了等候了2小时的老人。手里攥着2瓶康师傅红茶，1包香烟，这是给他的客人，也就是我们而准备。

38度高温，老人执意要送我们走。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迎来还要送往。老人的深情厚谊，让我们感动也心痛。

   接上老人回家，走过一段越野车看了也头痛的乡村小道，黄土砂石的坑洼路面。他家离镇上，还有两三公里。重庆的大暑，烈日当空，气温38度，不知道他怎么走完这段路。到了家里，婆婆忙着给我们打热水洗脸。爷爷又跑去邻居家，借来几支雪糕，说要给我们降暑。90岁老人的厚爱，让我们心痛。

   老人的回忆，清晰而又准确。他还记得的教导3团团长曾鲁，45补训处少将处长。这个名字，身在川渝的我们，都很陌生。当然，还有他们的孙立人。

   回望老人与新一军的缘份，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份。“我和同学们，像亲兄弟一样亲。”在八莫、密支那的学习，在南京供他吃住的同学，后来再赴台投奔孙立人。前后数年，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指引和帮助。我想，这就是新一军的军魂。而不只是孙立人的个人魅力，或是新一军教导总队的情结，让老人辗转万里。

   在《黄埔杂志》和黄埔官网上，出自教导总队的蒋大宗、张席珍、黄绍甫等等。他们多次提及，对孙立人教诲的敬仰和深情。军医队的蒋大宗，后来成为西安交大教授，我国生物医疗机械工程的奠基人。在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还有一位出自新一军教导总队的陈宗荣教授，他是全军复合伤研究所专家。

   报国的热血青年们，因为因缘和时代际会，无论服务社会、或从军、或潜修。无论成就大小，无论显著或卑微，他们大多秉承了孙立人的教诲，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反观眼下，每个家长头痛又趋之若鹜的“择校费”、“兴趣班”。两所知名大学，为了优秀毕业生“掐尖”而“掐架”，以及那栋“真维斯楼”。有教，可还有育？没有灵魂，何来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