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凡一句话改变知青命运至今被赞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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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原兵团一师四团）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因医疗责任事故难产死亡。虽然这是一起偶然的医疗事故，但却是云南农场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云南各农场不仅生活条件恶劣，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更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恶质事件频频发生，如1973 年的「河口事件」[iii]与1974年的「徒步请愿事件」[iv]，相比之下，徐玲事件似乎不算大，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这根稻草要发挥效用，还要经过一番艰难的过程。
徐玲死亡后，橄榄坝农场知青抬尸游行示威。当局企图用高压手段迅速平息这场风波，却事与愿违，反而是激化了矛盾，其它农场的知青纷纷起来响应，群情激愤的知青如滚雪球般不断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对死者个人的哀悼已经演变为对知青共同命运的抗争。11月底到12月，知青们连续联署了三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提出了回城的强烈愿望。12月份，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并先后派出了两个北上请愿团。请愿团的知青在昆明街头声泪俱下地演讲，最后升级为集体卧轨行动。滞留于昆明火车站的旅客一边倒地支持悲愤的卧轨知青。突破重重阻挠之后，知青北上请愿团终于抵达北京。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与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请愿团，却是以训导的方式代替沟通。接见的结果以文件的方式下达到云南农场后，更激发知青的愤怒情绪。景洪农场（原兵团一师一团）知青率先宣布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决不罢休。各地农场纷纷响应，勐定农场（原兵团二师七团）更有两百知青宣布绝食。农业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赶到勐定，在他面前，一千多知青集体跪下，高喊「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与中央代表团其它成员也都禁不住泪如雨下。
就是这一幕，彻底摧毁了围堵知青返城的一切障碍。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在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解决善后事宜。
大返城开始了，不到三个月，云南农场数万知青各奔前程。到了1979年底，约五万知青走剩下只有七十多人。
此后，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发酵：全国各地的建设兵团、农场、林场以及农村的知青,竞相刮起了返城风。1978年，全国已有二百五十五万知青返城，1979年，返城的知青人数更达三百九十五万，1980年，再有一百五十万知青返城。在这种局势下，虽然当局还动员青年下乡，但相当困难了，1979年计划动员下乡人数八十一万人，实际只完成二十四万百千人；到1980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已经寥寥无几。虽然至今为止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与边疆的知青仍有数以万计，然而，支持、扶助知青的各种政策与措施已经改变与撤销，滞留农村与边疆的知青从生活到心态，也无可奈何地迅速「在地化」。因此可说，长达二十多年的知青历史，也曾经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到1980年止基本上是寿终正寝了[v]。
综观知青历史，事实上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口大迁徙，一次阴错阳差的文化大交融。无论有意或无意、积极或消极、自觉或不自觉，沾溉-污染，受益-损害，同化-异化，发展-倒退，都是双向互动的，亦是共同概括承受的。
风过有痕，雁过留声；洪流退去，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