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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粉丝吴宓

 

 

粉丝吴宓
 

 

  当过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温源宁,1934年有一篇著名文章《Mr 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吴宓先生,一位学者和君子),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的“亲切写真”栏目。劈头一句便是“Mr Wu Mi is like nothing on earth:once seen,never forgotten.”。这篇文章有多种译本,这一句我还是喜欢林语堂的译法:“世上只有一个吴雨僧,让你一见不能忘。”

  我们现在看吴宓的照片,总觉得除了他自评的“其貌不扬”四个字外,也没什么可惊异之处。可是在温源宁笔下,他的形象却“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进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这样的描写很让吴宓本人生气,在日记里痛骂温源宁是“刻薄小人”,可是,温源宁给吴宓画的这幅肖像是有道理的。五十五年后,也就是1989年,西南联大肄业生汪曾祺在文章里回忆吴宓的样貌:“吴宓(雨僧)先生相貌奇古。头顶微尖,面色苍黑,满脸刮得铁青的胡子,有学生形容他的胡子之盛,说是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刮右边的时候,左边又长出来了。”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先生走路总是笔直的,匆匆忙忙的,似乎从没有逍遥闲步的时候。


  这样的先生会给人一种古板道学之感,但认识吴宓的人都知道那是假象。温源宁说:“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在昆明期间,吴宓最轰动的传闻,是他用他那根黄藤手杖,将一家饭馆打得七零八落,只是因为该饭馆叫“潇湘馆”,吴雨僧先生觉得污辱了他心爱的林妹妹!


  这种传说太夸张了。我还是宁愿相信汪曾祺的回忆:那家饭馆开在文林街和府甬道拐角处,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这样“潇湘馆”的名称就顺理成章了。吴宓怎么可能去打学生的店?但他确实提出了抗议,并勉强同意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饭店改名叫“潇湘饭馆”。


  吴宓对《红楼梦》感情很深。他在哈佛大学学西洋文学,回国后一直在西语系执教,但他会开一门外系学生也可以选的课《红楼梦》,据说很叫座,女生尤其多。“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讲。”(《吴雨僧先生二三事》)这真是大家心目中的“贾宝玉精神”,虽然传说中陈寅恪是将吴宓比作“妙玉”,欲洁未曾洁。


  总之,他看上去是一个相当纯粹的人,或者说,相当极端的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友人,且不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千里迢迢往广州访候陈寅恪,也不说他在“文革”风暴最烈时还去信“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的健康状况,我们甚至不必提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在遗书中委托他与陈寅恪代为处理书籍,只说1923年5月,朱君毅与毛彦文感情破裂,南京教育界倾力调解,吴宓不但穿梭其间尽心帮忙,事情告一段落后,他还出钱请所有人吃了顿饭庆祝


  慢着,倒一下带,吃饭,出钱,调解,教育界,感情破裂,毛彦文……对,正是毛彦文。这位只认吴宓是“较熟的友人”,吴宓却将几乎一生的爱情、家庭、名声、梦想都绑在她身上的女性。

  与同龄人(毛生于1898年)一样,她的少年赶上了清末民初的女学勃兴,接受了初步的教育,她的青年赶上了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她当过女教师,留过学,在美国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尤其是,她的性格。毛彦文一生中,算得上轰动一时的事件,大约有四桩:


  1914年,十六岁的她在花轿临门之际,逃离家庭,争取与表兄朱君毅的自由恋爱,“受尽江山舆论的责难与冤枉”;


  1923年,朱君毅移情别恋,解除与毛彦文的婚约,闹得南京教育界搅扰不宁,两人感情终于无法挽回;


  1928年,吴宓以已婚身份,苦追毛彦文,“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1935年,三十七岁的毛彦文嫁给六十六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全国报章竞相报道,纷纷扰扰达数月之久。


  在她和朱君毅的解除婚约会上,教育界名流们纷纷发言,痛斥朱君毅见异思迁,反而是毛彦文自己忍不住说:“请各位不要责备朱先生太多,今天的会是讨论如何解除婚约,不是向朱先生兴问罪之师。”惹得女学者陈衡哲大为生气,嚷嚷“我们大家退席,到现在毛小姐还维护朱先生”。

  吴宓苦追她十余年,虽然行为荒唐,但用情之深,确实也感动了许多旁观者。半世纪以来,颇有人责备毛彦文寡情,但毛彦文自己的认知是,她自己“平凡而有个性,对于中英文学一无根基,且尝过失恋苦果,对于男人失去信心”,即使勉强与吴宓结合,也会离婚。


  她嫁给大她近三十岁的熊希龄,一方面是觉得他是“正人君子”,不至于喜新厌旧,另一方面,也未尝不知道熊希龄续弦,是在为香山慈幼院事业寻找一个继承人。面对这桩并无爱情基础的婚姻,新女性毛彦文还是答应了。


  这是一个思路清晰、自制力很强、以理念指导生活的女性。未婚夫朱君毅留学美国六年,她坚持每两周一封信,即使后两年朱君毅以撰写论文为名,回信渐疏,毛去信也从未间断。事实上,朱君毅坚持解除婚约,除去另有年轻女性的诱惑,也未始不是觉得这位未婚妻独立性太强,太不好驾驭。

  从留美幼童一直读上来,又娶了旧式女子陈心一的吴宓先生,撞上了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肯定会被她强烈地吸引。早在留美时,同窗好友朱君毅把毛彦文的每封信都给吴宓看,于是他眼见着一个文笔还不通顺的小姑娘,慢慢成长为一位有自己见解的独立女性,“很羡慕朱君毅有这样一位表妹”,要知道女弟子兼鸾侣,正是中国文人对理想家庭的传统想像,毛彦文就深知“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不幸他将这种理想错放在海伦(毛的英文名)身上”(《往事》)。


  朱毛闹分手,吴宓作为朱君毅挚交,又站在毛彦文的立场极力挽回,以吴的贾宝玉性格,对毛彦文的怜惜、疼爱之情必定大增。朱毛虽然解除婚约,按照中国传统伦理,吴宓无论如何不该追求毛彦文,但他仍然一意孤行,还闹得沸反盈天。他可是一名人文主义的信徒,旧文化旧道德的守护者!他的对头胡适尚且能终身不二娶……吴宓很让曾经那么欣赏他的旧派人物失望。


  而且,吴宓的性格又将周围的这种失望放大了。他觉得,不论之前是友是敌,胡适、沈从文这些老对头也好,李健吾、钱钟书这些旧学生也罢,都在对他“大肆攻诋侮蔑”,“实世事之最不公”,于是在日记里多次表示,恨不得自杀离世才好。


  年轻时,他曾经与陈寅恪讨论各自有多大可能会“发疯”。吴宓说,他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所以他一定要借助爱情或宗教,把性格中的毒素排解出去。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心地善良、为人拘谨的学者,一遇男女感情,会突然变成一名冲动决绝、不可理喻的狂夫。


  抛开学问不谈,我常常愿意把吴宓归入“粉丝”一类。我知道这样说,会有很多人觉得唐突前贤。可是,粉丝那种无条件的喜爱与信仰,非理性的狂热与冲动,不正是浪漫主义者吴宓终生的姿态?他是老师白璧德的粉丝,虽然行为常常背离人文主义的原旨;他是朋友陈寅恪的粉丝,虽然不能像陈寅恪那样守志不辱;面对“理想女性”毛彦文,他不仅是粉丝,简直是杨丽娟了。谓予不信,来看1939年7月,熊希龄病逝后,吴宓想要再追求毛彦文,设计的方案:“为今之计,宓宜径即赴沪。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出其不意,径即访彦。晤面后,旁无从者,即可拥抱,甚至殴打厮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同行来滇。出以坚决,必可成功。即至越礼入狱,亦于宓无损。”


  这一年,毛彦文四十一岁,吴宓已经四十五岁。大家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居然想得出这种计策,读书至此,惟有苦笑。


  时光倒回到1912年,陕西来的乡下小子吴宓插班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当时的学名是“吴陀曼”,不知哪个促狭同学,在黑板上写了沪语谐音的“糊涂man”三个大字。

  一语成谶。


  
  ——摘自《随笔》作者  杨 早
 

 

 

      糊涂man<蛋>一点也不糊涂呵,一童子之心激情执着之仕!难得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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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之计,宓宜径即赴沪。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出其不意,径即访彦。晤面后,旁无从者,即可拥抱,甚至殴打厮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同行来滇。出以坚决,必可成功。即至越礼入狱,亦于宓无损。”

   计虽未可行,然精诚所至。其为爱之虽九死犹未悔之精神,亦值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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