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考察，还要帮扶。蔚然博客的名字叫做“‘万村行’无偿帮扶农民———脱贫、解困、发展”。这是他的理想，他的行动。“‘万村行’帮扶是计划用25年时间，帮助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解困、发展，直至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他的目标。
2006年8月14日从上海出发，没有掌声，没有报酬，蔚然默默开始了专职“帮扶”之路。他去青海，甘肃、陕西，走了，看了，帮了，也记录了。他把自己的乡村行走日志结集成一部书，那就是《粮民》第一部。白纸黑字，黑白色的照片，映衬出中国乡村黑白底色的生活。文字不华美，但真实。书名有三层涵义：“一，区别于‘农民’；二，农民是主要的粮食供应者；三，包含善良的农民的意思。”蔚然表示。
而随着帮扶“万村行”的继续进行，他的日记不断增加。今年8月，他计划出版《粮民》第二部。“估计在完成帮扶‘万村行’的25年计划之后，《粮民》也应该出版到20部以上吧。”蔚然这样设想。
《粮民》第一部里的99篇文章，只是蔚然日记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我选了一些大家最关心、或者农民当务之急最关心的问题，靠蔚然帮扶解决不了的问题。”出书的目的之一，或许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农村的现实，并伸出援助之手。
专职“帮扶”之后的蔚然，一年之中大约总有10个月在农村，与农民同下田干活，同吃同住。“若不在农村，就在去农村的路上。”他这样说。记者联系上他的时候，爽朗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我已经买好去山西朔州的火车票，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邀请我去考察。”
“万村行”，正在继续。
一个都市人的帮扶“万村行”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蔚然毕业于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的很长时间里，从事的是行政管理工作。来到上海后，他的工作也与农业无关。这样一个都市人，何以对农村如此“情有独钟”？
原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蔚然前往甘肃省玉门市昌马镇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农民家中。在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这家的主妇默默背起一个军用挎包出了门。后来他才知道，她向全村数十户人家挨家挨户地借钱，总共借到11块钱。然后，大姐来回步行4个多小时，到最近的集镇上买了2斤多猪肉回来，就为了给他做一顿像样的饭菜。
“你知道吗，11元钱里绝大部分是1分、2分、5分的硬币，最大面值也只有一张2角的。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每每回忆起那一幕，蔚然都不由得心酸。就是那次的感动，让他开始思考，为什么纯朴、善良的人们，生活这么贫苦？如何让农民摆脱贫苦的桎梏，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从此，蔚然有了与农村、农民割舍不断的牵挂缘由。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蔚然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并陆续进行一些帮扶工作，至今已经有20年之久。直到2006年，他开始实施自己“万村行”计划，走上专职“帮扶”之路。
但对于中文系毕业的蔚然来说，“农业”是个完全陌生的词语，而“帮扶”更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可以完成的。“帮扶”者需要有足以让农民产生信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当他们知道你是专家，他们问你，‘我家番茄为什么总是长黑疤？’‘我家猪怎么不吃食总咳嗽？’‘我家果树为什么比人家结果少？’你第一次只回答了一个问题或者一方面的问题，他们以为你在思考，可是当你数次只谈一件你熟悉的问题，农民就慢慢会对你失去了信任，因为农民心目中的专家就是什么都会的人。”蔚然说，“你需要懂得农业产业方面的知识，需要懂得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全面掌握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科学，否则你到了农民的田头地角如何与农民打交道？你不懂得如何做脱贫、发展规划你该如何做帮扶？换句话说，如何授人以渔呢？”
二十年里，蔚然被这些问题“赶着”学习了涉农的各类知识，实践让他补上了中文系课堂上无法触及的“农业课”。慢慢地，寻常问题再也难不倒他了。有一年五月，河南沁阳，十几个人在田间给西瓜授粉，中午时却看见大部分西瓜秧打蔫倒伏在地膜之上，怎么办？“就在我把手伸进泥土里的一瞬间，一股渗骨头的冰凉让我找到了原因，原来是他们早晨用深井水浇过地，深井水水温低，加之是早晨浇灌，中午气温上升快，地表与土层下温差太大西瓜叶片大，瓜蔓长需要水分多，可是地膜下地温却很低，致使根系处在不活跃状态，不能及时把水分输送到需要的叶蔓上，导致打蔫倒伏。”蔚然告诉瓜农尽快把地膜掀掉，松土透气，第二天，瓜秧恢复了正常。
蔚然骑着自行车，扯着小红旗，独自行走在乡土中国。这些年里，他也曾不被理解，也受到村民的怀疑，甚至在草原和深山行走时，遭遇生命危险。但他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是他能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农民：甘肃陇南市文县中庙乡大团渔村修通了大山中祖辈期盼的七公里村级公路，通渭县石峰村农民合作社讨回了被骗卖的十多万粮款，会宁县贫困家庭6岁白血病孩子筹到了治疗款……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蔚然的帮扶“万村行”，便逐渐有人前来邀请他。蔚然忙了起来。去年下半年，内蒙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雨施格气村的大学生村官，就邀请他去当地进行考察。蔚然为他们作了一个规划，“因为有大学生村官、即该村支部书记的全力支持与配合，我的规划是整村推进。先帮助筹集资金把通往村内的几公里泥土路修好，之后成立奶牛养殖合作社、油葵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此同时，因为胡风之子等知青曾经在这里插队，还可借机打造‘知青村’品牌，让文化推动整村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并提高其知名度。”今年大年初二，他就接到湖南衡东县一村支部书记电话邀请，让他前去帮扶考察。
“这确实是一条极其艰辛的路，不承认艰辛绝对是虚伪的。但是，正因为它的艰辛我才愿意去走，因为很少有人去走去做。我对选择做帮扶这项‘工作’的看法是：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这个事业不是某个人，某个单位，某个职务赋予我的，而是我自己的追求。我对自己的行为不定义为人们心目中那种‘行善’，我更不敢用什么‘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我就愿意做此事，尽管我是自费、无偿、没有收入地做着许多人说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我无怨无悔。我愿意把它说成是我自己的‘事业’，或者一生幸福与快乐的事业。”蔚然说。
用“个人史”描述乡土中国的一个断面
“这几年我也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做什么都不能做农民，做了农民就千万不要再去做民工。”
“最让人受伤害的是，人家总是瞧不起你。坐个公共汽车都遭人家白眼儿，就是去医院看个病人家也对你不耐烦。记得有一次工地上一个老乡被上边掉下来东西砸伤了头，我们打那个急救电话，人家来看是个工地就没停开走了。后来没办法我们叫出租车送医院去，到了医院人家还不收。想起这些事，我就很难过。”
……在“万村行”中，农民向蔚然诉说他们的苦，经济的，心灵的，身体的。于是，《粮民》里揭示出中国乡村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无钱看病读书的农村孤儿该由谁来管？”“是什么让留守儿童沦为农业童工？”“80多岁了，我手里还没有攥过一百块钱的票票。”“农村合作医疗咋成了骗农民钱的把戏？”
《粮民》为大众认识乡村的真实生活提供了一个范本，也让蔚然对中国乡村的现实有了更多思考：“农村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可耕地的锐减，这应该说是中国的危机，而不是农村或者农民的危机。近14亿人口，18亿亩耕地，可现实中18亿亩耕地还有18亿亩吗？城市的扩张、遍地经济技术、工业开发区、已无力从事耕种的老人与外出打工的农民对部分土地的抛荒，水土流失，草原退化与荒漠化这都严重蚕食着耕地与畜牧业发展的依赖。此外，目前除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之外，大部分农村里的农民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大病、二是大学、三是大龄（这个里面是两层含义，一是大龄男性不能婚配，二是高龄老人无法养老），这‘三大’困境让农民家庭会在一夜之间返贫。”
“农民还是非常缺乏生产技术人员、区域经济（农业经济）专家的手把手指导、规划与帮助，也就是授人以渔的帮扶。”蔚然说。
《粮民》出版之后，也引起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读者的瞩目。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这样表达《粮民》给自己带来的思考：“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有城乡二元结构，也了解了一些农村和农民的贫困，但并不能真切地感知边远地区的贫困之深，不能感受这些贫困对于具体的个人的意义。这本书给了我们具体的感性认识。如果人生只能为生存挣扎，并且放低到最低层面，活着的全部目标和意义就是吃一口饭，穿一件衣，人又有什么尊严可言？又有什么自由发展的可能呢？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脱贫无望。”他说，“这本书所记录的真实的中国农村的贫困，远远超出了我们从一般媒体上所接受的资讯，甚至超出了普通城市居民或富裕地区民众的想象。”
2004年，蔚然在上海成立了幸福发展促进会，这是一个只有他一个成员的组织。如今，他还想成立一个幸福基金会。在他的规划中，这是一个极具鲜明个性的扶困NGO（非政府组织）。“幸福发展促进会严格说是我心目中的‘组织’，因为它至今还没有取得合法注册。今年一月我受李连杰的壹基金的启发，大年初三我前往深圳市，想在那里在无主管单位的前提下申请注册，在春节上班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9日我就将申请书（该机构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提交给了深圳市民政局。当下的困难是身份尴尬，身份的尴尬让我不能吸收成员，不能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与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捐赠。有许多资金等着接受帮助对象（脱困项目和规划），有许多爱心人士想参与进来我不能接纳他（她）们为成员。”这是蔚然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蔚然在行走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但像他这样“专职”做无偿公益，毕竟只是少数。但他的坚持和行为，也让人们对普通公民如何参与公益事业有了了解和期待：“如果蔚然的帮扶基金会能顺利成立，就能够把社会上对贫困民众的关爱有效地集中起来，将资金、农业科技知识、创业经验等整合起来，在法律框架下将这项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做大做强。而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为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创造条件，这是政府的责任。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于建嵘说。
发表于 2011-3-21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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