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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夏天,旱灾严重,下茅塔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大幅减产。但顽强的下茅塔人没有屈服,抱着“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气概,依照着老祖宗五千年前创造、留传下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在秋收后,砍翻一片又一片的山地,然后将砍倒的杂柴、茅草烧成灰烬,撒上麦种,企望这些“宝贝”茁壮成长,帮人们来年渡过春荒。
但是,老天爷似乎偏偏有心与人们作对。年关将近时,一场呼啸的北风挟裹着纷纷扬扬的毛毛细雨,将山峦大地冻得成了冰的世界。山中的树木,不堪冰雪的积压负累或拦腰或断头,一棵棵折断。而那些越冬的油菜和麦苗,更是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连续遭到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对眼前严峻的生存形势,过年期间,人们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家只煮了一大锅萝卜、白菜,但是,还是抱着“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日日都是年”的美好憧憬烧起了一炉大火。因为,火不仅能给人以温暖,还蕴含着光明、希望。也迎合了当地“三十晚上有呷冒呷,烧炉大火扎(烤)”的习俗。
冰灾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和归拢那些被冰雪压断散落在漫山遍野和路上的断树。将那些断树裁成一节节的劈开成几块,码成山一样的堆集在一起,等到秋收农闲时烧石灰用。
两番遭灾,涉及面广。山中的野葛,因山上山下的人轮番挖掘,已存货不多,时常,挖一天的葛还不够一家人吃一餐。而作为个人生产自救部份,则是极早将菜地整理好,一俟天气回暖,便将瓜菜提前下种,以求能早日裹腹充饥。
下茅塔生产队,历来底子薄田土差,此次受灾尤为突出。但作为本地人,当他们断顿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哪怕是自己勒紧裤带也会给予一部份接济。而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一切的艰难困苦,唯有硬挺着。
当提前种下的瓜菜终于可以接口时,家里的米桶早已歇工无数日,而人们翘首以待的政府救济粮,却仍杳无音信。望着面部已有些浮肿的母亲,我和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家里赖以维持解决吃盐等日常开销的四只生蛋鸡婆,留一只做种卖掉三只,给母亲做路费---让母亲去看望下放在宁乡的二哥和在二哥处读书的满弟。这样既可解母亲思念满崽之苦,亦可免母亲饿肚子之灾,顺便还可到长沙找亲朋故旧为固守在下茅塔的我父子俩化缘、求助。
拿到大队支书亲手开具的探亲证明的第二天,我和母亲赶早在家里吃了碗黄瓜四季豆,又带上一碗黄瓜四季豆便上路了。
一路上我搀扶着母亲蹒跚而行,当天将擦黑的时侯,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的包围,走上了公路。这里距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可是母亲却疲惫虚弱得脸上冷汗直冒,我替母亲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
刚坐下不久,这时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远处“突突突”地开了过来,来不及细想,当手扶拖拉机驶近时,我站在路中央强行将手扶拖拉机拦了下来。听了我的解释和恳求后,拖拉机手从愠怒转而同情,让我们母子搭上了他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并不到县城,因为同情我们,便特意多送了我们几里路,一直将我们送到县城边上,方在我们的千恩万谢中掉头而去。
将第二天的车票买好后,我和母亲便在县城江边的码头旁找了个地方和衣露宿。
晚上的江边,蚊子成群结队,不时将跋涉了一天已沉入深深梦乡中的我和母亲咬醒。第二天早上,母子俩灰头土脸的从地上爬起来,在江边盥洗后,才发觉脸上、手上、脚上到处都是被蚊子咬过后留下的红疙瘩和红点点。
在江边洗过一通后,母亲将带的衣服换了一下,然后去买了几个馒头回来。可她吃了一个便不肯再吃,我吃了两个也不忍心再吃,将剩下的两个带回给了家中的父亲。
送走母亲后,我匆匆赶回家中。虽然才两日不见,父亲一下似乎苍老了许多。
母亲走后不久,下茅塔队上所有的人家都断了粮食,喝着葛糊糊菜糊糊的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工。队长将本队的情况反映到大队、公社,可是救济粮食是由县里统一划拨,公社大队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于是,大家只有耐心等待。
屈指算来已有一、二十天没吃过一粒粮食落肚。这天,我又硬撑着去山上挖葛,挖了几锄,人就手疲脚软发黑眼晕。我丢下锄头,用刀将已显露出来的一截葛根割断,揩去上面的泥巴,倒在旁边嚼起来。边嚼边在心里暇想:如果现在哪个让我给他做长工,不要他的工钱,甚至衣裤都不要他负责,搞个麻布袋遮挡住私处就行,只要能让我吃饱肚子---想了想,似乎这个理想太高,难以达到;转而便想实际一点的:要是现在哪里死人就好,“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家来”,给人家帮帮忙,顺便也就可填饱肚子,可是过细一想,现在就是死了人,哪个又拿得粮食出来办丧事呢?唉!看来在这鬼地方这辈子想能再吃几餐饱饭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没有办法,还是扶起锄头继续慢慢地挖我的葛吧……
母亲到了宁乡后,十万火急地向二哥告知了我们的近况。第二天,二哥在他的队上支了一百斤口粮谷送到当地粮站兑成划拨粮票寄给我们救急。
当我从张家滩粮站挑回这一百斤谷时,立马就成了下茅塔的第一批救灾粮,米还没车好,大家就在旁边等着。于是,张家借几升李家借几升,大家便瓜分了。当大家用这点米又撑了一段时间后,国家下拨的救济粮便陆续发了下来。当然,按政策,为数不多的救济粮,主要还是照顾广大的贫下中农。
母亲在宁乡、长沙两地前后待了几个月,秋收后,携同两个弟弟回到家中,让他们一起在本地上学。母亲到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在长沙,母亲去了父亲单位几次,此时父亲单位有几户遣送回原籍的职工,因老弱病残、生活困难等原因,在取得本地(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证明后,已返回单位要求落实政策、解决户口,目前已长住在单位。另外,二哥正在办“病退”,不久有可能解决。这,在我们的头顶显出了一片曙光。
“前头乌龟爬开了路,后面乌龟照着爬。”于是,我们也打了报告,恳请各级领导本着我们一家老弱病以及生活困难的种种实际情况给予证明,然后好拿着这份报告找单位要求按政策给予落实、解决户口问题。生产队、大队都事实求实地签署意见,并予同意,而当报告呈到公社主管治安与武装的肖启发部长手里时,肖部长把桌子一拍,说:“就是你们这帮家伙事多,不行!”断然拒绝。
我屈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到现在我都没搞清当初他那么蛮横拒绝的理由,说他是讲党性、讲原则?我没要他开“后门”,而是按当时的政策事实求是给一个证明;说他是怕走了一个打击对象而造成自己失业?他端的是“铁饭碗”,有的是事做;是人性使然……总之不解?
开证明遇阻,此事只好先告一段落。
两个小弟弟回来后,家里增加了人气热闹起来。可是到了秋季开学时,他们却赖在家里要帮着干活而不肯读书。这,父母不能答应!于是父母责成我每天将他们送到西茅塔新开办的学校读书。(这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专教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开一个这样的班,主要是解决这些小孩子去六都坪小学读书过河渡水的安全问题)。但是两个小家伙经常耍娇耍赖不肯走,不肯走就背起走吧。可是背了这个没背那个都有“意见”,好了,那就一边肩膀骑一个大家一起走,这下两个小弟快乐得像打了胜仗的骑士,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彩霞。
不久,县里要修一条通往张家滩和渭溪公社的公路,这是一条为改变山区人民千百年来肩挑背运的幸福路。两个公社动员了一支庞大的修路大军,在绵延上百里的崇山峻岭中开山架桥,我也被抽调到了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