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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至善村（三）

   新至善村曾有过三位二级教授，但只是昙花一现。
    1960年初，湖南师范学院就决定在现有的三级教授中评选出一人提升为二级教授，最佳人选也就是新至善村里的李盛华教授和我父亲金先杰。
    我父亲金先杰是湖南师范学院物理教授，他1933年18岁时，他只身从长沙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边读书，边去当家庭教师，用当家庭教师的收入，读完了四年北大，于1937年毕业。抗战时期的1939年，去了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理工院研究所，给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当助教，直至1945年的抗战胜利。吴大猷教授有中国物理学之父之称，后去了台湾，曾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科学家都是吴大猷教授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在西南联大的这六年，父亲跟随吴大猷教授学到了不少有关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的理论，还多次参加原子分子光谱试验，因当时的条件简陋，无防护措施，父亲的经多次光谱照射皮肤都变黑了，这与他五十岁就患癌症是有影响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1946年父亲去了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大学任副教授，是年他31岁。1947年去了南宁师范学院也是任副教授、解放初期的1950年到了广西大学，任教授和兼物理系主任。1951年8月回湖南，被湖南大学聘为物理系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父亲被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张溪若，任命为湖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还兼任短时期的物理系系主任。当时，湖南师范学院并无正教务长，父亲行使的是正教务长的职权，直到1956年父亲入党后，才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正教务长，非党员不能当正职，这是党历来的干部政策，是年他41岁。
     解放初期，大学管理仍沿制解放前的三长制，即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三长制还有一种说法是教务长、总务长和图书馆长，这三长都是直接向校长负责的，拿到现在来套就是副校长的级别了。那时父亲的工作繁重，学院里的教学、教改、教材。科研、师资培训、学生的招生及分配，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做，连晚上都要去办公室工作，很少能在十点前回家。在当任教务长的同时，他还有教学任务，每星期去物理系上十几堂课。尽管工作这样繁忙，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在1960年被评为湖南省教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李盛华教授 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算术研究生部。曾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副教授。他1949年晋升为教授 1956年在湖南师范学院被评为三级教授，他专于基础数学、拓扑学等理论，有中南的华罗庚之称。1956年李盛华教授同我父亲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58年任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系主任。
    两人的资历都差不多，经过学院评审，报上级部门批准，是李盛华教授荣升二级教授，工资从220元提高到270元，那年是1960年。但就在那年，1960年5月28日林兆倧教授自杀了，湖南师范学院，新至善村又只有两位二级教授了。
    在师范学院内曾流传一种说法，我也是多年后才听说的，说这二级教授学院原准备推荐我父亲的，是父亲本人坚持谦让，说自己行政工作多，应该优先考虑教学第一线的教授，所以，让给了李盛华教授，这种说法确不确切？无从得知。但父亲的作风一贯是谨小慎微，谦虚谨慎，他那时已是湖南省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了，但从没在家人面前提过，我们还是七十年代末从他的追悼会上才获知的，师院的好多老师也是在他的追悼会后才得知他还是长沙市科协主席，湖南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出席湖南省第一、二次党代会代表等。
    李盛华教授也是不喜张扬的人，什么事都看的开，放的开，也想的开的人，他从没穿过西装，习惯身着长袍马褂，戴瓜蒂帽、穿布鞋。直到住到新至善村来后才做了套中山装，买了皮鞋，当时有人笑他是土教授，意思是说他没穿过西装。李盛华教授的生活也很随意的，中午常和衣躺在床上，连布鞋也不脱的就睡过去了，总是由李伯妈再替他脱鞋，有一晚他睡的迟，竟穿着布鞋睡到天亮。新至善村的房子唯一缺陷就是室内无厕所，大小便要上公厕，公厕建在村里最高处，他老先生不想爬坡，就在卧室的门背后放了个马桶解决问题，我第一次见到马桶就是从他家里看到的。李盛华教授是常德人，一口地道的常德话，他喜欢和我们这些小孩开玩笑，所以，我们都喜欢到他家里玩。他也喜爱家乡的常德丝弦，他个子廋高，常度着八字步，晃着头哼上两句丝弦，自得其乐，他的外孙贺勇会用地道的常德话唱完整首丝弦，也就是他教的。
    提起他的外孙贺勇，新至善村的老住户都知道，这里还有一段美谈。李盛华教授的大女儿李朝燕，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的，留在师院当助教。他隔壁家13号是生物系梁启新教授居住，夫人刘老师也是生物系的讲师，他们家有5个小孩，两男三女，两个儿子是梁至匡和刘力匡，都和我们玩的好，他家人口算是多的，又是双职工，无人搞家务，便请了一个保姆来招呼。保姆姓贺，是望城莲花桥的农妇，来梁家做了多年保姆，梁家老小都称她贺妈，也把她当成家庭的一员了。
    贺妈又一个儿子是保定航校的飞行教官，他回莲花桥探亲路过荣湾镇时，总要来新至善村看望他母亲贺妈，贺妈也总是笑呵呵的向邻居们介绍她这个得意的儿子。她儿子身材魁梧，又是飞行员，一来二去的竟被隔壁的李朝燕看上了，就主动与贺通信联系，通过相互了解，便产生了感情，李盛华教授对此不加干涉，还表示支持女儿的选择。文革前，部队已在贯彻阶级路线了，对飞行员的配偶政审要求也是很严的，但李盛华教授历史清白，还是中共党员，部队也就批准他们结婚了。结婚两年后，李朝燕就调到保定他丈夫身边，在保定附近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不久就生下贺勇，因都有工作，不好带小孩，等贺勇稍大后，就送到新至善村交李伯母带，贺勇是在新至善村长大的。
    李盛华教授家是我们新至善村与农村结亲的第一家。他小儿子李朝熲从1963年起就下放在零陵，那地方又远又穷，实在难呆下去了。在1972年，就由莲花桥的贺家，也就是他姐夫家出面，将他从零陵转点转到了莲花桥来。莲花桥这边好多了，到荣湾镇四十来里路。一天可打两个来回。因贺家在队上有点职权，给李朝熲安排的工作都是轻松的。新至善村里的人只看见他老回家来，村里其他家的小孩，要不是下到靖县，就是下到安乡，一年才能回来一次的，都羡慕李家这个女婿找的不错。
    文革开始后，李盛华教授受到冲击，运动初期，学生到他家里抄家，抄走一满板车东西，其实，被抄走的大部分是他儿子李朝熲的，光老式的胶木唱片就有一千多张，说是封资修的，连留声机也给抄走了，当时李朝熲还在零陵乡里，如在家里的话，一定会跟那些师院学生干起来，文革后被抄去的东西也没见返回。李盛华教授也被关在牛棚里达半年多，他是新至善村里最早被解放出来的教授，补发工资后，他当即交了一千元钱的党费。随后，学院要他去省党校参加厅局级干部的学习班，在学习班上，那些干部们闲聊时总喜欢互问级别，每当问到李盛华教授时，他连不自在，他不知道他这二级教授相当于多少级干部？1973年下半年，全国都在推广华罗庚的优先法，师院派他去了曙光电子管厂向工人传授优先法，住在曙光大半年。第二年的端午节前才回，是李朝熲喊我一道将他父亲的行头背回新至善村的。
    李盛华教授与我父亲的关系相当的好，我们两家也交往密切。1966年下半年，我父亲患癌症晚期，躺在床上不能动了，病痛发作时痛的大声叫，新至善村里都能听到。李盛华教授那时也被打成黑鬼，他得知我父亲将在世不久了，于一个晚上偷偷的跑来看我父亲。三中全会后，在给我父亲补开的追悼会上，也是他作为父亲的身前好友致的悼词。
    八十年代的时候，母亲有次见到老院长刘寿祺（ 1956年2月至文革前是湖南师范学院院长），刘院长亲口告诉我母亲，文革前，院里已将我父亲升二级教授的材料报上去了，遗憾的是被文革给耽搁了。
    看来新至善村的二级教授只能有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