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树下（十九）

潇湘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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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夏天，旱灾严重，下茅塔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大幅减产。但顽强的下茅塔人没有屈服，抱着“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气概，依照着老祖宗五千年前创造、留传下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在秋收后，砍翻一片又一片的山地，然后将砍倒的杂柴、茅草烧成灰烬，撒上麦种，企望这些“宝贝”茁壮成长，帮人们来年渡过春荒。

但是，老天爷似乎偏偏有心与人们作对。年关将近时，一场呼啸的北风挟裹着纷纷扬扬的毛毛细雨，将山峦大地冻得成了冰的世界。山中的树木，不堪冰雪的积压负累或拦腰或断头，一棵棵折断。而那些越冬的油菜和麦苗，更是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连续遭到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对眼前严峻的生存形势，过年期间，人们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家只煮了一大锅萝卜、白菜，但是，还是抱着“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日日都是年”的美好憧憬烧起了一炉大火。因为，火不仅能给人以温暖，还蕴含着光明、希望。也迎合了当地“三十晚上有呷冒呷，烧炉大火扎（烤）”的习俗。

冰灾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和归拢那些被冰雪压断散落在漫山遍野和路上的断树。将那些断树裁成一节节的劈开成几块，码成山一样的堆集在一起，等到秋收农闲时烧石灰用。

两番遭灾，涉及面广。山中的野葛，因山上山下的人轮番挖掘，已存货不多，时常，挖一天的葛还不够一家人吃一餐。而作为个人生产自救部份，则是极早将菜地整理好，一俟天气回暖，便将瓜菜提前下种，以求能早日裹腹充饥。

下茅塔生产队，历来底子薄田土差，此次受灾尤为突出。但作为本地人，当他们断顿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哪怕是自己勒紧裤带也会给予一部份接济。而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一切的艰难困苦，唯有硬挺着。

当提前种下的瓜菜终于可以接口时，家里的米桶早已歇工无数日，而人们翘首以待的政府救济粮，却仍杳无音信。望着面部已有些浮肿的母亲，我和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家里赖以维持解决吃盐等日常开销的四只生蛋鸡婆，留一只做种卖掉三只，给母亲做路费---让母亲去看望下放在宁乡的二哥和在二哥处读书的满弟。这样既可解母亲思念满崽之苦，亦可免母亲饿肚子之灾，顺便还可到长沙找亲朋故旧为固守在下茅塔的我父子俩化缘、求助。

拿到大队支书亲手开具的探亲证明的第二天，我和母亲赶早在家里吃了碗黄瓜四季豆，又带上一碗黄瓜四季豆便上路了。

一路上我搀扶着母亲蹒跚而行，当天将擦黑的时侯，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的包围，走上了公路。这里距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可是母亲却疲惫虚弱得脸上冷汗直冒，我替母亲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

刚坐下不久，这时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远处“突突突”地开了过来，来不及细想，当手扶拖拉机驶近时，我站在路中央强行将手扶拖拉机拦了下来。听了我的解释和恳求后，拖拉机手从愠怒转而同情，让我们母子搭上了他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并不到县城，因为同情我们，便特意多送了我们几里路，一直将我们送到县城边上，方在我们的千恩万谢中掉头而去。

将第二天的车票买好后，我和母亲便在县城江边的码头旁找了个地方和衣露宿。

晚上的江边，蚊子成群结队，不时将跋涉了一天已沉入深深梦乡中的我和母亲咬醒。第二天早上，母子俩灰头土脸的从地上爬起来，在江边盥洗后，才发觉脸上、手上、脚上到处都是被蚊子咬过后留下的红疙瘩和红点点。

在江边洗过一通后，母亲将带的衣服换了一下，然后去买了几个馒头回来。可她吃了一个便不肯再吃，我吃了两个也不忍心再吃，将剩下的两个带回给了家中的父亲。

送走母亲后，我匆匆赶回家中。虽然才两日不见，父亲一下似乎苍老了许多。

母亲走后不久，下茅塔队上所有的人家都断了粮食，喝着葛糊糊菜糊糊的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工。队长将本队的情况反映到大队、公社，可是救济粮食是由县里统一划拨，公社大队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于是，大家只有耐心等待。

屈指算来已有一、二十天没吃过一粒粮食落肚。这天，我又硬撑着去山上挖葛，挖了几锄，人就手疲脚软发黑眼晕。我丢下锄头，用刀将已显露出来的一截葛根割断，揩去上面的泥巴，倒在旁边嚼起来。边嚼边在心里暇想：如果现在哪个让我给他做长工，不要他的工钱，甚至衣裤都不要他负责，搞个麻布袋遮挡住私处就行，只要能让我吃饱肚子---想了想，似乎这个理想太高，难以达到；转而便想实际一点的：要是现在哪里死人就好，“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家来”，给人家帮帮忙，顺便也就可填饱肚子，可是过细一想，现在就是死了人，哪个又拿得粮食出来办丧事呢？唉！看来在这鬼地方这辈子想能再吃几餐饱饭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没有办法，还是扶起锄头继续慢慢地挖我的葛吧……

母亲到了宁乡后，十万火急地向二哥告知了我们的近况。第二天，二哥在他的队上支了一百斤口粮谷送到当地粮站兑成划拨粮票寄给我们救急。

当我从张家滩粮站挑回这一百斤谷时，立马就成了下茅塔的第一批救灾粮，米还没车好，大家就在旁边等着。于是，张家借几升李家借几升，大家便瓜分了。当大家用这点米又撑了一段时间后，国家下拨的救济粮便陆续发了下来。当然，按政策，为数不多的救济粮，主要还是照顾广大的贫下中农。

母亲在宁乡、长沙两地前后待了几个月，秋收后，携同两个弟弟回到家中，让他们一起在本地上学。母亲到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在长沙，母亲去了父亲单位几次，此时父亲单位有几户遣送回原籍的职工，因老弱病残、生活困难等原因，在取得本地（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证明后，已返回单位要求落实政策、解决户口，目前已长住在单位。另外，二哥正在办“病退”，不久有可能解决。这，在我们的头顶显出了一片曙光。

“前头乌龟爬开了路，后面乌龟照着爬。”于是，我们也打了报告，恳请各级领导本着我们一家老弱病以及生活困难的种种实际情况给予证明，然后好拿着这份报告找单位要求按政策给予落实、解决户口问题。生产队、大队都事实求实地签署意见，并予同意，而当报告呈到公社主管治安与武装的肖启发部长手里时，肖部长把桌子一拍，说：“就是你们这帮家伙事多，不行！”断然拒绝。

我屈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到现在我都没搞清当初他那么蛮横拒绝的理由，说他是讲党性、讲原则？我没要他开“后门”，而是按当时的政策事实求是给一个证明；说他是怕走了一个打击对象而造成自己失业？他端的是“铁饭碗”，有的是事做；是人性使然……总之不解？

开证明遇阻，此事只好先告一段落。

两个小弟弟回来后，家里增加了人气热闹起来。可是到了秋季开学时，他们却赖在家里要帮着干活而不肯读书。这，父母不能答应！于是父母责成我每天将他们送到西茅塔新开办的学校读书。（这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专教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开一个这样的班，主要是解决这些小孩子去六都坪小学读书过河渡水的安全问题）。但是两个小家伙经常耍娇耍赖不肯走，不肯走就背起走吧。可是背了这个没背那个都有“意见”，好了，那就一边肩膀骑一个大家一起走，这下两个小弟快乐得像打了胜仗的骑士，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彩霞。

不久，县里要修一条通往张家滩和渭溪公社的公路，这是一条为改变山区人民千百年来肩挑背运的幸福路。两个公社动员了一支庞大的修路大军，在绵延上百里的崇山峻岭中开山架桥，我也被抽调到了工地上。

冰激凌

回复 2# 潇湘之子

别了，美丽而贫穷的下茅塔！

别了，纯朴、善良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终于看完了，不由得长长地嘘一了口气。其实，我一直认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所谓的坏分子都逃不脱那段悲惨的生活。我也曾经和哥哥一起推过板车，邻居都不让他们的小孩和我一起去上学，成天生活得战战兢兢。乡下生活是要辛苦些，但你还有那么多纯朴善良的乡亲和你在一起穷开心，老实说还有点羡慕你。不过看到最后你爸爸回城后，在火车站帮人挑行李、带路，晚上父子俩则在单位会议室搬几条椅子过夜。，我就心痛得哭了，真的真的很难过。

潇湘之子

回复 1# 潇湘之子

当民工修公路我心里还是蛮喜欢。从大的方面讲，公路修通后，能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就个人而言，工分不少还有粮食补贴和每天一角钱的“草鞋费”，而更高兴地是还能多接触些人---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使我能更多了解、学习到一些蹲在下茅塔山上得不到的知识。fficeffice" />

每个大队负责一段路的开掘，拉通后又再换新的路段。开山架桥少不了炸药，每天去县城边的危险品仓库挑一担炸药，来回上百里路，而且要爬山涉水，一般的人都不愿去。于是在一般情况下，我这个“危险份子”不能接触的危险品，也只能“充分信任”的给予我这个荣幸，让我参加到搬运队中。为了报答领导的“信任”，我也如履薄冰般地认真工作：走路，力求稳扎，莫将一箱箱炸药的包装跌坏摔破；过河，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让炸药打湿。以免授人破坏生产、建设之柄而祸及家人。

还好，在谨言慎行的努力工作下，一切风平浪静，我的工作不断得到首肯和赞扬。

秋收后，达达家开始准备建房，从广福将她的侄儿---手艺在当地属顶尖级、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二的二木匠，请上了下茅塔为她家做木工。一般竖（建）一幢屋的木工工程量，要做个把多月。晚饭后，二木匠无事便各家走走坐坐。这天，二木匠看到母亲在织毛衣（母亲的毛衣织得很好），便央请母亲帮他也织一件，母亲爽快的答应了。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便帮二木匠将毛衣织好了。二木匠试穿后，满心欢喜，执意拿出五元钱给母亲作为酬劳，母亲坚辞不受。二木匠在当地手艺好，家境殷实，而且为人豪爽、仗义，不但坚持付款，还承诺为母亲织毛衣的手艺广而告之、揽活。

当时，在那个地方穿件毛衣，那是特别的时髦、时尚，远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二木匠凭着他的示范和鼓动，果然为母亲接二连三的拉来了业务，并且已为母亲议定好工价为每件五元。这让我们一家都很高兴，除了出工，保证母亲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织毛衣，父亲天天都陪着母亲织到半夜三更。母亲也以极大的热情在为别人编织着毛衣的同时，也在编织着改变我们一家生活窘境的美好愿望。

但是美好的愿望刚开了个头，事情反映到了大队。于是这条企望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达到改良生活的捷径，便在父亲深刻检讨的斗争大会上终止了。

父亲刚从斗争会台上下来，不久四弟的腿上烂了一个洞。在乡卫生院看了一下，说是脉管炎，需到大医院手术，而这时已是年关将近，况且盘缠难筹，痛！也只能好歹先忍着吧，等过了年再说。也就是在这时，二哥来信说，他已病退回长，目前寄住在朋友家。

此时，过年对我们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既无酒也无肉。经过与队长、会计密谋后，一个“阳谋”也在我们大家的心里形成---“潜逃”。

过年后，父亲以带四弟去长沙诊脚为由---走了。我和母亲每天还是仍旧在队上出工。

父亲和弟弟到长沙后，在亲朋好友的捐助下，弟弟的脚动了手术。医生说，如果再耽搁，将有截肢的可能。

随后父亲向单位呈交了要求按老弱病残给予落实政策解决户口的报告。单位采取了一种既不支持也不拒接的态度---摆着、等待。于是父亲白天在火车站帮人挑行李、带路，晚上父子俩则在单位会议室搬几条椅子过夜。

过了一段时间，见父亲及其他几户人家并没有被单位驱赶，我和母亲也就用箩筐收拾了一担破衣烂被带着满弟准备回长。行前队长、会计特意叮嘱，如果从大队公社面前经过，恐让人看见节外生枝，宁可从老鸦尖绕远路图“清静”，并提出二人将带路和护送小弟到县里，这让我和母亲及为感动。

出发时，全村的男女老幼，齐聚村口相送，一个个热泪盈眶。望着眼前这群衣衫褴褛面容沧桑相聚多年的乡亲，我和母亲抑制不住难舍之情泪流满面。在队长会计的一再催促下才一步三回头地姗姗而去。

当爬上老鸦尖，我回过头来久久地凝视和遥望着山下下茅塔小小的村落和这片我生活了多年的热土，我在心里默默地诉说：

别了，美丽而贫穷的下茅塔！

别了，纯朴、善良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