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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去西奇帖《新至善村(七)》

                  新至善村(七)
  
   新至善村老20家也有些变动,换得最多是我家后面的11号,这户最早是化学系杨教授住过,三年后何大群副院长住进来了,何大群是我省汝城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汝城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湘南特委副书记等职,出生入死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郴州地委委员、秘书长兼郴州县委书记。住进到新至善村11号时,已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副院长了。他家的隔壁12号是林兆倧副院长,这栋楼又被称为副院长楼。何副院长的大儿子何新建也在附小读书,比我高一届,搬来不久,我就同他玩熟了。他带我到他家里玩,在他父亲的房里,他从他父亲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向我炫耀,说他父亲曾打过仗,惊得我目瞪口呆,瞬刻对他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何新建还带我参观他家养的兔子,他家将兔子养在楼上朝南的一小房间里,房里就放置个大竹兔笼,里面有四五只兔子,有青紫蓝兔和安哥拉大耳兔。兔子屎尿就直接掉在房间的地板上,虽有保姆常打扫,但还是有点异味,不如我们大部分人家都是将兔子竹笼放在屋外干净些。何新建还告诉我,这里有母兔子、公兔子的,它们已交配了,快生小兔子了,我那时还小,不懂交配是什么意思?就问他,什么是交配,他支支吾吾的解释,就是结婚,我还是不明白,但明白一点,要交配后才能生小兔子。    
    有天中午,我们家正在吃中饭,忽然听到我屋后砰、砰两声巨响,我扔下碗就跑出来看,只见11号的何副院长站在台阶上,手上拎着那把左轮枪,闻枪声而来的小孩向他家门口涌去,围着何新建打听,我也跑了下去。何新建站在台阶上自豪的说,是他父亲在练枪,好多年没使用了,不知子弹失效冒?所以,打两枪试试。枪是朝屋边的土坎打的,子弹打进泥土里蛮深,李朝想把子弹抠出来,被何新建制止了,说这是他的,不许李朝挖。比何新建大了5岁的李朝竟屈服于他,提出用两张外国邮票来交换这两颗子弹头,何新建同意了,子弹头被李朝挖了出来,是两颗闪闪发光的铜子弹头,李朝当宝贝般收藏。
   前些日子,在一次新至善村小伙伴聚会时,何新建也提到林兆倧副院长自杀一事。说自杀的前几天,林兆棕副院得心情就很不好了,他晚饭后曾与他父亲(何副院长-)在门前交谈过,谈他对没完没了批判的苦闷,他父亲就安慰他,说过了这阵子就会好的,要想开点,不要老放在心上。谁知何副院长两天后去党校学习去了,林副院长就饮鸩自杀,如他父亲不去学习的话,林副院长会找来找他父亲谈心的,说不定不会自杀了。
   林副院长死后,12号林家搬走了,搬来的是教育系的彭祖智一家,他家是四朵金花,一色女孩。之后,何副院长一家也搬到赫石坡的一所独门户的小院子去了,何大群现住在师大院本部的上游村里,已是95岁高龄了。后搬来11号的是中文系魏竟江老师,他有两个儿子,魏象、魏觉,比我大不了许多?搬来不久就同我们玩在一块了,村子里仍是很热闹。
   住19号的刘丰瑞副教授是物理系的,他大儿子刘浦飞和我哥哥金泽渊、大肚皮他们都玩的好,小儿子刘剑飞都和我们玩得熟。在暑假里,我和刘建飞等小伙伴都喜欢打黄蜂窝,又惊险,又刺激的。那时的黄蜂窝多,像莲蓬般大小,树枝上,花丛里都有,我们喜欢用竹竿打蜂窝,用力扑两下就跑,没打掉,返过来再扑打,直至打掉为止。打落后,又把蜂窝拨过来,捡起来将蜂窝撕开,将里面白嫩嫩的蜂蛹抖到地上,一个个的踩死,乐此不疲。但在打黄蜂窝中,偶尔也会被黄蜂蛰着,蛰到身上还好办,只痛一下,肿一点,但蛰到脸上就不是痛一下的问题了,整个脸块都会肿起来,眼皮肿的泡泡的,只剩一条缝,太现形了,要五六天才消肿。虽然大都挨过黄蜂的蛰,但挨过最多的恐怕就是刘建飞,并且他还是被蛰到脸部,不知他是因跑的慢或是反应慢一拍?所以,整个暑假里他的脸常是肿的。
   1964年时,他们全家突然搬回新化县去了,当时,刘浦飞已在华南工学院读大二,刘建飞在附中读初三,刘建飞初中毕业后也回随父亲回了新化。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家为何搬走?多年后才知道刘丰瑞副教授是被当作地主分子迁回原籍的。刘丰瑞副教授解放前夕在新化见地价溅,买了不少田地,土改时就他家被划成地主,因他在外地教书,还并没受牵连。到了师院后,他本人说话也不注意,在学习小组讨论会上他还说,“地主也辛苦呢,收租好难收的。”这话就记载在案了,他还收过农民的租,就惹上了怀疑。1964年庞大的省四清工作队进驻湖南师范学院,就把他当作漏网地主给楸出了来,赶回原籍新化,交当地政府管制,就这样,他们一家就默默的离开了新至善村。
   迁回新化后,刘丰瑞副教授被当成地主分子严加管制,他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很悲惨的。刘老丢失了工作,丧失了收入,从受人尊敬的大学副教授,一下沦为最底层的人了,自己犹自可,还连累了老婆孩子,叫他怎么不心痛?回新化只一年多刘丰瑞副教授就因悲痛过度,患了不治之症,他家打电报给在广州读大学的大儿子刘浦飞,要他回新化来看父亲最后一眼。那时的刘浦飞正被学校派去广东农村里搞四清,学校不准他请假,他就偷偷的跑回家来看父亲。那所大学竟以他阶级立场不稳,不能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为由,一纸将他开除了,真是“祸不单行”。八十年代后,刘浦飞去找学校要求平反,学校只赔了他一万元就不了了之。刘建飞,我只在附中校庆100周年时见过一面,不经梁至匡的介绍,我是认不出他来的,完全失去当年的摸样,他在新化的一所无线电厂下岗了,一口标准的新化话,命运真是太作弄人了。

   搬来19号的时师院党委副书记李葆荣,他大儿子李国庆,比我们低了两届,但一下就与李朝,梁至匡,刘力匡和我玩熟了。他家原住院本部上游村的,但李国庆的母亲在湖大上班,照顾她路程近些,从新至善村到二里办和湖大自卑亭距离都是相同的,所以,公平所见,他家就搬到新至善村来了,还有是他们家人口多,他有四个弟弟妹妹,这19号楼房房间多,够他们家住了。
   还补充谢德风教授的二三事。1968年时,文革第三年了,师院革委会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和干部关集中关在二舍一楼所谓的牛棚里,并扣发他们的工资,只按人平15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费。谢德风教授也被关到牛棚里,只发给他家5人的生活费75元,存款也被收走。那时,谢克平因所下放的零陵地区不安宁,就暂时住在家里,但师院不给他发生活费,说他下放了,不算谢家人。75元6个人生活,不抵以前的一半,只过了两个月生活就困难起来了,家里除开书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这些书大都是外文的,他们兄弟又看不懂,就和母亲商量,买掉一些书,换几个钱来,并将此事带信给牛棚里的谢教授。谢教授身陷囹圄,自身难保,哪能还顾及那些书?也就违心的同意卖掉部分书,但工具书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谢克平兄弟借来一部板车,将谢教授收藏的上百册书籍,堆到扳车上,装了整整一扳车的,堆得高高地,谢克平、谢克安、谢克和三兄弟一人拉,两人推,把这些书送到荣湾镇废品店当费废纸卖掉,那时的废纸七八分钱一斤,也卖了三十多元钱,相当如一个二级工人的月工资。但回到家中后,这三十多元竟不翼而飞,各人翻遍口袋都找不着,估计是被小偷盯住了,什么时候被偷的,谁也不清楚。谢教授听到此事心痛得很,卖书本就是舍不得卖的,卖了等于白卖,一分钱都没得到,还花费那么大得气力,真不该走这步棋的。
   谢教授平反后,学院里安排他从荣湾镇搬回师院来,并寻求他本人的意见,他只提出一点要求,要靠近院图书馆,因收藏的书在文革期丢失完了,他讲课,搞学术都离不开书,要经常上图书馆借。学院满足了他得要求,在院本部里的上游村给了他一户,这里原来都住院领导的,那时的图书馆也在院本部里,谢伯母已去世了,只女儿谢日新和他住一起。搬过来后,他整天是笑眯米的,更勤于翻译,精心校阅、热情帮别人改稿,在家里时,整天就是查资料,写东西的。他知道自己心脏不好,血压高,达230毫米,为预防不测,他将装救心丸的小瓶放在书桌上右手可拿得到的地方。1980年12月3日中午,女儿谢日新上班时还见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下班回来后,看见他还伏在书桌上,但右手朝前伸,她觉得不对劲,跑到跟前呼唤父亲时,已经无知觉了,那右手是朝那瓶救心丸的方向伸去的。


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仿佛你我穿过坟墓,一同站在上帝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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