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别人讲那过去的事情（四）
1969年元月，随着长沙码头一声轮船的汽笛长鸣，我开始了十年的知青生活。
来到湖乡，对于我这十六岁的城里伢子来说，首先就得过劳动关。若说苦的农活，莫过于背犁。湖田里泥脚齐大腿深，牛下田拔蹄不出，只得靠人力翻耕。于是，一位农民在后掌铧,几个男知青在前面奋力用绳拉牵，累得黑汗水流，气喘吁吁，只比那长江纤夫多穿了条裤衩。若说脏的农活，就要数推泥筏子了。耙田之前，有道下肥工序，要从大凼里挖出臭气熏天的沤肥，堆在木制筏子上，再推至田间撒开。收工后，几个男知青干得浑身脏透，以至于“久闻不知其臭”，吃起饭来格外香。
这些苦活脏活，知青哥们都没二话地干过。但是，每逢要在田里除草时，我就偏偏要躲工。许多乡下除草都是拄棍站着用脚擂，而这湖区却是弓着背用手抓。碰着二十几亩的大丘田，狗爬式地抓啊抓，半天一趟都上不得岸，好不容易抓到了头，人也得像狗一样爬上来。不知怎的，这单调枯燥且样式丑陋的农活，时常让我想起了叶挺的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那年，为了按上面规定的时间完成扯草任务，生产队商议决定分户包干。为防止知青“集体罢工”，队委会还特意出台了 “化整为零，搭配到户”的措施。怎么将我“搭配”呢？社员们推来推去，我就只能被队长家接收。殊不知，我是个只由得自己性情的人，想干就干，不干就是不干！哪管你是什么“长”的。
这天，出工哨刚响，我便一溜烟躲进了邻队知青组，叫朋友们上工前把门反锁了。长了心眼的生产队长紧追而至，无奈门窗紧闭，便在屋外大叫起来：
“小Z，你莫躲啰，我晓得你在这里！”
我不吱声。
“别个都搞得，你怎么就搞不得啰。要图个好好表现噻。”
我仍不吱声。
“你这是害了我家呀！爷呃，求求你了，做点点好事啰！”
我就是不吱声。
最后，队长只得骂骂咧咧地走了。
屋外渐渐静了下来，我躺在床上，闲极无聊，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
“喂，快起来，懒鬼！”
突然，我被叫喊声惊醒，一翻身坐了起来。原以为是气愤不已的队长破门而入，可仔细一看，站在面前的，竟是邻队女知青媞媞。
媞媞是个很温柔的“知青妹佗”，圆圆的脸，眯眯的笑，细细的声。不久前，能歌善舞的她被抽调去了公社文艺宣传队，怎么又回来了呢？
“喊么子啰，吓我一跳哩。”
“是有事才喊你噻。”
“是大队要批斗我呗。”
“哪里啰，是公社宣传队要你去哩！”
说也奇怪，自从一来到“广阔天地”后，我以往的忧郁情绪荡然无存。生活真是变化莫测哦，不管是曾经的“红卫兵”，还是过去的“狗崽子”，如今又成了命运相同的伙伴，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知青”。正如经典语录所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大下放的头两年，“安置费”使知青生活暂时无忧，也少有招工招生之事让大伙烦心。劳动之余，年轻的哥们姐们，尤其是活跃分子，结伴串门，谈天说地，抽烟喝酒，打牌下棋，嬉戏耍闹……总之，无拘无束，无所不乐。其中，自然少不了要跳舞唱歌。记得邻队一个知青组，有几个矜持的“妹佗”，不屑跟我们几个调皮伢子交往。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就特意对着她们的知青屋展开了“酸溜溜”的情歌攻势，什么“在那遥远的地方”呀，什么“红玫花儿开”呀，什么“女儿家的心上起波浪”呀，等等。她们那边也不含糊，就用革命样板戏的唱段义正词严地给予回击：“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你来我往，唱完一首又一首，瞎闹了大半晚。
然而，大家都没想到，这事儿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先是被县里来大队蹲点的工作组视为“唱黄色歌曲”，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往上汇报。后来，大概是因为这现象太普遍，上面领导觉得还是因势利导为好，于是号召各地知青发挥特长，组建成业余性质的文艺宣传队。我和媞媞就是在大队排节目时混熟的。现在，经她极力推荐，公社竟然同意我这“调皮伢子”参加“更高级别”的文艺宣传队，真让人“受宠若惊”。想到生活又将有新的内容，想到自己又将有新的朋友，我更是兴奋不已！
我约定媞媞下午一块儿去公社后，自己先回了生产队。在田里埋头爬着扯草的队长见我跑来，开始还以为我“改过自新”了哩。当听我说明要去公社的事情后，他怔了一下，随即连声说道：“好事，好事，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我，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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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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