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去西奇帖 《新至善村（十二）》

冰激凌

               新至善村（十二）
                
    
    在我写新至善村六、七期时，就有人提议我莫光写你们男孩子，也要写写新至善村的女孩子，新至善村女孩的确不少，也很优秀，但本人自打上小学后，男女界限分明，少同她们打过交道，要写她们实在不容易，勉为其难，我试着下笔，先写郑凯南。
    郑凯南是我的老邻居、老同学。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我住在老至善村22号，郑凯南家住20号，是我家隔壁的隔壁，隔壁21号是葛懋琛家。我们那栋家属房是住六家的长排房子，门口有一米多宽的走廊，下雨天我们小孩就在走廊上玩，和我们一道玩的还有王玉鹤老师家的陈湘生。
    我那时只三四岁，与郑凯南和葛懋琛都同年，他俩比我小月份。据葛懋琦大姐回忆，“凯南属牛，她妈叫她牛子，和三三（葛懋琛）同年生。从小能歌善舞，小时总和三三在一起玩，她要三三演《白蛇传》中的许仙，她扮白娘子，凯南怎么教三三就是不会。”
    确如葛大姐所说的那样，郑凯南从小就会唱歌，我记忆最深的是她唱“对面山上的姑娘，……，泪水打湿了你的衣衫，你为啥这样悲伤啊？”这首歌，那时她还不到四岁，就能声情并茂的将这首歌唱完。对这首歌，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呢？在我们老至善村的对面，不过百米远就是凤凰山，早起开门便是“悠悠见凤凰山”，只不过很少有有人叫它凤凰山，习惯称它为“对面山上”。
    当郑凯南摇头晃脑的站在走廊上，对着凤凰山唱“对面山上的姑娘……”时，我就眼巴巴的望着对面山上，想看到那位哭脸的姑娘，但除了满山的荒草外，什么人影都没有，只有郑凯南的歌声在山下回荡。听完歌，我总惦记着那“对面山上的姑娘”是否回家了？我问郑凯南，她也不知道。我那时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广东话的“下大雨，水涨街，……”，是我母亲教我唱的：再一首就是“对面山上的姑娘”这首，这是我耳熟能祥的从郑凯南那里听会的。
    这座“对面山上”也给了我们这些小孩带来许多的乐趣，我们猜的谜语就是有关“对面山上”的，如“对面山上一根棍，皇帝老子不敢困”，又如“对面山上一个蘑，皇帝老子不敢坐”等，我们不仅做谜语猜，而且还当儿歌来唱。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我们住的这栋房子的对面就是稻田（现已成为消防队），穿过稻田就上马路，横过马路就是“对面山上”，除了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轰隆声外和附近农户的鸡鸣狗吠声外，这里显得特别寂静，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中。湘江河里轮船的鸣笛声，火车进长沙南站那一段的汽笛声，在家里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清晨时分，连火车轮子碰撞钢轨的哐当、哐当声都能听到。有天早上，我就是被火车的汽笛声吓醒的，以为火车开上山来了，哭吵着要出去看，打开门“对面山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从山背面传过来的火车轰隆声。
    天天听着这火车声，我们这几个小孩特别向往坐火车，郑凯南就带领我们玩起了火车游戏，各自把家里的小凳子拿出来，摆在坪里成一长龙。别看她比我小三个月，但她个子比我高，由她做火车头，坐头一把凳子，我们都依次坐在她后面，听她学着火车呜呜叫的在前面开道，我们口里就轰隆轰隆的拖着凳子跟着她后面一步一挪，从坪里这头玩到那头，乐此不疲。
    我们五岁时，师范学院办起了幼儿园，我和郑凯南进幼儿园的中班，葛懋琛因要9月后才满5岁，小了两个月，就是差这两个月，他没能同我们一个班，和陈湘生去了小班。 在幼儿园里，郑凯南的文艺天分就显露出来了，她会讲故事，讲起来娓娓动听，故事又多，这是她父亲教给她的。郑凯南唱歌，基本不用幼儿园的老师教，老师教的歌，她基本都会唱，不会唱的也只学一两遍就会。她还跟着老师学弹风琴，老师在琴键上标上1、2、3、4……音符，郑凯南就能弹出曲来，她那时就能识简谱了，那风琴要用脚来踩，她踩不动，老师在一旁踩，她就弹。
    幼儿园小朋友表演节目，自然她是主角。我手头上还保留一张我们在幼儿园表演拔萝卜的照片，贝兴亚扮演老爷爷，站第一位，他戴着毡帽子和系着围裙，确像位老大爷，他穿戴的这套行头，是幼儿园厨房大师傅的，就地取材。第二位是郑凯南扮老大娘，这不像，像是个大姑娘。我在里面扮只小狗，我脸本就小，带着狗面具，将脸遮的严严实实的，不自我吹嘘的话，没人能认出来。我傻乎乎的站着，连腰都不弯，哪像是在拔萝卜，分明在偷懒，我身后的是杨莉莉，她拉扯我的衣服，所以我朝后仰。
    在幼儿园，我们还跳过小白兔的舞，也就是六七个人，每人头上戴着用毛巾扎成的兔耳朵，装成兔子。当然，领头的大兔子是郑凯南，我只是小兔崽子，跟在后面摇头摆尾，蹦来蹦去。我们这两个节目是当时幼儿园最拿手的，还去过附小与哥哥姐姐们进行节目交流，也在师院举办的爱晚亭游园晚会上表演过。  
    我和郑凯南进附小后，仍在同一个班里，在这个班里还有一道从幼儿园上来的董晓红、杨莉莉、刘达新、姜新纪、谢克安等，还有康国琦，全都是新至善村的。那时附小是在岳麓书院的文庙里，那里环境优美，地方宽敞，教室多，师资力量雄厚。教音乐的是资深的罗伟老师，她认为郑凯南有着音乐天赋和文艺细胞，对她进行系统的培训，让她参加附小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一般要四年级以上的才可参加的。
    记得在三年级时，班上每人都得背唱少先队队歌，背不出来的，就留校，直到能背唱出来才能回家。我与几个音盲被留下了，班主任杨文浩老师就指派郑凯南教唱，到唱会为止，并还要她负责把关放行。她忠实的执行着老师的指令，认真的一遍又一遍的教我们唱，但在验收时，对我这老邻居兼老同学，她放了一马，让我蒙混过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岳麓书院前的赫曦台曾是附小的音乐教室，有段时间，我们下午放学后，郑凯南还得去赫曦台接受罗老师的培训或排演节目。当时的师院歌剧团在排演歌剧《红鹰》，需要一个小演员，就到附小来找人，罗老师推荐了郑凯南和贝兴亚两人，因贝兴亚个子高，超过女主角的身高，不行，就选中了郑凯南，要她演女主角红军医生的女儿，她戴顶军帽装成一男孩，在剧中，她还被土匪抽了一耳光，这些情节她依然记得。演出很成功，郑凯南也在附小崭露头角，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的登上舞台，是她梦寐以求的，也奠定了她今后奋斗的方向，朝着文艺这条道路昂首阔步。  
    在小学五年级时，附小一分为二，分成师院附小和湖大子弟小学，师院附小搬到二里半附中的后面，留在文庙的就是湖大子弟小学。刚创建的师院附小条件差，学校是一栋三层的旧楼房，有一半还住着附中的寄宿生，只空出六间教室来安排我们，连操场都没有，更莫说礼堂了。
    我们这一班几乎全是师院子弟，只两三个是附近的菜农子女，一共四十多同学，光我们新至善村的就占了四分之一之多，有郑凯南、董晓红、杨莉莉、姚碧华、覃希桃、罗曼其、刘达新、康国琦、孙伟安、李次衡、金小波、杨迪等。郑凯南仍当班长，她负责读报、领做广播操等。
  有一天下雨，我们在教室内做广播操，教室地面是木地板，四十多人在上面跳动，把天花板都震动了。郑凯南站在讲台前领操，她头上天花板早已开裂了，经这一震动，就摇摇欲坠，突然，一书本大小的石灰块朝她头上掉了下来，我们都尖叫起来，她意识到什么了，把头一偏，石灰块砸在她肩膀和手臂上，变成数块掉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声音。她像没事样的，把身上的灰尘拍掉，继续带领我们做操，我知道那一砸是不轻的，那天花板距地面有三米多高，那些碎块从她身上落在地板上都还打得那么响。      因新建的师院附小条件差，加之正值过苦日子了，那两年学校没搞过文艺活动的，郑凯南的文艺才能没机会发挥出来，但她也没荒废，自己在家中练习唱歌，她最近还提到，“住在我家后面那栋的侯海鸿老师，他是最早一批回国的爱国华侨，爱唱俄罗斯民歌，那时，他总弹着一把夏威夷吉他，让我去他家唱歌……”她就是这样坚持练习。
郑凯南小学毕业考上了一中，这理所当然的，她小学六年来，成绩一直是班上的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她语文好，字写得漂亮，作文写的好，她的作文常作为范文拿到班上念，这与她父亲——郑其龙教授对她的严格要求分不开的，四岁时就教她背古诗，讲故事，郑凯南能识字时，给她买了很多的文学书籍，所以，她从小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文学基础。
    郑凯南去了一中后，就很少见到她了。一晃三年，初中毕业，听说她竟不上高中，去考戏校了，按她的成绩，读高中考一个名牌大学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新至善村里第二个考戏校的，第一个是李谷一。她如愿的考上了戏校，但只读了一年不到，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到1969年，他们戏校全校师生也都下放去了靖县（楚人前年还有篇文章提到她离开长沙时的情景），她好像是下到艮山口，听葛懋琛的妹妹小味说，郑凯南在靖县时经常去甘棠葛懋琛那里去玩，看来是下到离甘棠不远的地方，不是艮山口，就是太阳坪。但她下放不到一年就回长沙，她作为第一批演员给安排去了湖南省的话剧团，当上一名光荣的文艺工作者，令人羡慕。
    在我们下放后，新至善村大多家庭都有儿女下放，像我们老二十户，家家都有子女下放，家里只留下父母和年幼的弟妹在家，师范学院就以家中人少为由，将新至善村的住房重新进行了调整，我们老二十户的五栋平房，每栋由住两户改造成住三户，董晓红家就搬到我和陈娉美家的中间住了；那五栋小楼房就拦腰一刀，楼上住两户，楼下住两户，挤进四户。48家的也有调整，将一户房住两家人，孙伟安家就搬到楼上与郑凯南家合住。郑伯伯只一人，就住靠门的一间房，孙家有两人，孙伟安的父亲和妹妹，就住里面相连的两间，共一个大门，厨房和卫生间共用。
    1970年春节，我从靖县回家过年，去找孙伟安玩，开门的竟是郑凯南，我感到很意外，我们已有多年没接触了，她变得更漂亮了。但郑伯伯似乎老了点，他们住的那间房子很拥挤，本是的，原三间房子的家具等都塞进一间房里，并且，郑伯伯是位喜欢安静的文人，咫尺之间住进一户外人来，怎么说也不习惯的，这房子的设计就只住一家的，人为的塞进两家，如何能方便？好在郑凯南回长沙工作了，给他增了不少光。
    那次见面后没几天，郑凯南上我家来看我母亲，在我家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下，我这才能仔细的观察她，她举止娴雅，稳重、成熟，言谈中时而莞尔一笑，举手投足间透着大家闺秀之气。     郑凯南对父亲也是很孝顺的，她得知父亲牙痛的厉害，夜不能寐。那时，看牙痛要过河到口腔医院去诊治，过河不方便，湘江一桥还正在修建中：即使过了河，时间也迟了，挂不上号。郑凯南在先一天晚上，就将郑伯伯接到话剧团她的宿舍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向话剧团的食堂借了辆买菜用的脚踩三轮车，就请郑伯伯坐在上面，她时而踩，时而下车推，从窑岭经浏城桥，一直将郑伯伯送到五一路中苏友好馆后面的巷子里（那时的牙科医院还没搬到五一路上来），替郑伯伯挂好号后，才赶回话剧团上班，那时，她还只二十岁出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郑伯伯从48家搬下来了，搬到我家后面的11号的楼下，我们两家又成邻居了。11号的楼下是两间大房子，但只能一间住人，比起在26号只有一间房好多了，只是房内光线暗了些，没卫生间不方便。
    只要没有演出，郑凯南每星期六都要回来看她父亲，星期天下午才回团去。她回家帮着做点家务，陪她父亲说说话，也唱歌给他父亲听。晚上有时去我隔壁家与董晓红搭铺睡；我家有空铺时，有时也上我家睡。有几回夏天的晚上，她就睡到我母亲房里的木地板上，我那时在湘潭铁路上工作，也是每周回家一次，所以没空铺了。      
    1977年，郑凯南因演出《于无声处》后，已小有名气了，她还准备出演《第二次握手》中的女主角。
    在那个年代里，家里有电视的人家很少，有的也只是9吋的黑白电视机，郑凯南演的《于无声处》上了湖南电视，她通知了郑伯伯，什么时间播出，要郑伯伯去有电视机的人家里看。郑伯伯打听到院图书馆花老师家有电视机，早早的吃完饭去看。花老师的先生殷老师是湖大的，他们家在湖大五教斎前，郑伯伯去五教斎要从我们家门口经过，他兴致勃勃的对我母亲和我说，“凯南的《于无声处》今晚上电视了，花老师约我上她家去看”，高兴中透出些自豪。
    1979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师资班在长沙招生，中南六省的考点设在长沙，郑凯南在众多的竞争者中，以雄厚的文学功底获的第一名，中戏在中南六省只录取了一人，就是她，与陈道明同班。她上北京读中戏去了，我成家后也少回新至善村了。
    随着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待遇的提高，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师范学院在新至善村和北村的结合部建了一栋五层的教授楼，每户三室一厅，他父亲是第一批搬去住的教授。那时他父亲已入了党，是师大教育系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国家教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老年文物研究会书院研究所顾问、湖南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但不幸的是，1986年1月郑伯伯因哮喘猝然逝世。     1
    “安葬完父亲之后，四月份我就毅然离开了生我养我30多年的湖南，去了深圳，从此就成了广东人。其实当时什么也没多想，就因为我实在是不想睹物伤情，太熟悉了，太熟悉了……没有了老父亲，对我来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郑凯南是这么说的。
    郑凯南是做导演的，去了深圳后，听说她加盟万科，成了万科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和制片人。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进入2000年后，她事业成功，拍了《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回长沙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她只要回到长沙，一般都会抽时间上新至善村看我望一下我母亲。
    但她实在太忙了，经常在深圳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又有两年没见到她了。上月（七月）24日晚11时，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看了我在湖网上的新至善村系列文章，很有触动，她也想上湖知网来，要我帮她在湖知网注册，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找到牛管理员，他很快的给她注上册，就这样，郑凯南成了湖知网的一员，同我们一道去回忆新至善村逝去的岁月。

西岭望雪

回复 5# 去西奇

去西奇兄:你好!

       你的新至善村连载我在靖县版块看了好多集,深为老兄良好的记忆力,勤奋的写作态度及精美.优雅的文字所感动,将新至善村的故事及主人公都述叙得非常生动和清楚,今在黄埔版块在一次品读,仍然有新的收获,谢谢你了!

去西奇

继续郑凯南的跟帖：

 7、前年做过一部电视剧，叫《空巷子》，改编自万方的小短篇，做了比较大的改编。那里面有很多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我把很多小时候的故事都写进去了。做我们这一行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很多记忆中高兴的和痛苦的故事都写进电视剧中。我很喜欢《空巷子》最后女主角马华沙的一句台词：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那时有多么好，而是因为那时我们都年轻。片尾歌曲用的是“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

 8、今早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个梦，所以记得十分清楚：我和董晓红还有金小波先到去看了他的母亲，又来到原先陈娉美家的布满月季花的栅栏前按门铃，结果走出来的是彭玉老师……（彭玉就是演我们《空镜子》里陶虹和牛莉的母亲的东北演员），她说陈家早搬走了，如今是她住在这儿。我们一行人又到了一处很高的山坡上，这里草木葱茏，然后就进了陈家的似乎是解放前某家建在山顶公馆的小洋房的客厅，而且陪着我们吃饭的就是陈娉美的母亲，精致利落，我还夸说阿姨一点都不老，我们却都老了。屋子外面的花园里有一座大象的雕塑，那大象的肚皮在动，似乎是真的一只象在睡觉。仔细看时，那象的背后俯瞰下去就是湘江，前面有巨大的石山，那石山就像新的中央电视台一样，全是石头拼接起来的。金小波笑着说，那就是凤凰山啊，你怎么不记得了。我说凤凰山不是这个样子啊，金小波说都炸开了，重新做的。说大象也是重新做的，都是高科技。我说四面的风景这么好，难怪要说新至善村是长寿村了。金小波说陈孝禅教授活到了133岁呢。我说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是我父亲100岁的寿辰……这时电话铃声就响了。我气恼了半天，觉得那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很难得做这么连贯和有逻辑的梦，而且是美丽的梦。

9、多谢顾月影和信马由缰的帖子。顾月影的分析很中肯，一是我这个人先是喜欢听故事，继而喜欢将自己知道的故事与他人分享。再就是当初在小学时语文成绩就特别好，到一中之后还是语文课外活动小组的组长。要不是一中的音乐老师硬是把我哄到戏校去参加考试，我原本是立志要当战地记者，要考北大新闻系的啊！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有很多个偶然，自己的经历就是一出电视剧，以后你们听我讲讲就知道了。

 

 

附楚人找出来的一张当年郑凯南的一张剧照。

 

《第二次握手》剧照，湖南省话剧团1979年上演剧目。

 

去西奇

     谢谢冰激凌将此文重新发上来，这是去年七月中本人发到湖知网上来的，发上来后居然被郑凯南看到了，她接连跟了十多篇帖，现摘录她的部分帖作为对本文的补充，如下。

      1、这些日子一直在北京，每天都在电脑上穷忙，但是居然没有时间看西奇兄的文章。今晚睡不成觉，披衣起床，找到了新至善村那熟悉的小道……我真诧异西奇兄的记性，很多往事我自己都记不住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2、《对面山上的姑娘》其实是叫《牧羊姑娘》，那是后来我才知道的。那是我学会的第一首大人唱的歌曲。自打会唱那一首歌之后，我就不太满足于幼儿园里教的那些歌曲了。每次家里来客人，我都喜欢给他们倒茶，然后就是问：你们想不想看我跳舞啊？大人们当然说想看，于是我就开始表演……

      3、幼儿园举行过一次讲演比赛，让小朋友们讲故事。别人都是讲小白兔大灰狼，我一上去就自报家门：小甲班小朋友郑凯南，讲的故事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满堂皆惊！把大家都听傻了！绘声绘色讲了半个小时。后来老师们都喜欢听我讲故事，因为那时很多幼儿园的老师就是大学的工友家属，文化并不高。其实我都是看连环画看来的。特别喜欢讲故事！上中戏考导演课，就要考讲故事，我是全班第一，讲的就是我父亲的故事。

      4、那时小学放学要排路队，老师要小朋友手拉手过马路。我记得还跟金小波手拉手了一回。原来我一直以为小波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呢，没想到别人说他那时就是孩子王了！我真是孤陋寡闻了！难怪他能记得起新至善村那么多事情！小波应该去做档案工作，一定是很出色的！最近有个编剧策划了一部叫做《老卷宗》的系列电视剧，都是解放初期发生的大案要案，硪听他讲了几个，很精彩哦，什么时候讲给大伙儿听听！

      5、其实我的身世和经历是很复杂的。要说吃苦，我根本就比不上很多同学和知青朋友们，甚至在童年时期因为是“独女”，在生活上很是优裕。记得父亲每次去凤凰山下的新华书店，都要带着我。自然每次都会为我买一本连环画。那是有几家时能经常给孩子买连环画的？我就有这种权利。我把那些连环画都编成号码，弄得像图书馆一样，很多小朋友还来找我借书呢。

  6、我那时最羡慕别的孩子都有兄弟姐妹！特别是像董小红这样的，上面全是哥哥。小时候女孩子一吵架，经常就会说：叫我哥哥来打你！我不跟人吵架，但是确实很希望自己家里也有兄弟姐妹。一直到18岁那年，我才知道自己原本是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奇怪的是，文革把各家的历史都查得清清楚楚，居然就没查出我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还是哥哥的同学偶尔告诉我，我才大吃一惊！

      （待续）

冰激凌

回复 1# 冰激凌 郑凯南是做导演的，去了深圳后，听说她加盟万科，成了万科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和制片人。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进入2000年后，她事业成功，拍了《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你朋友真是了不起的女强人！

去西奇

谢谢冰激凌继续将我的《新至善村》系列文章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