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当代学术界称为“最后的大儒”。冯友兰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二位老人都是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所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名为师生 实为学友
1916年,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静生介绍,以《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谒见蔡元培,当即被聘为哲学系讲席。而当时冯友兰则是哲学系的注册学生。冯友兰在回忆梁漱溟的文章中说:“1918年,我在北大是哲学系三年级,梁先生比我只大二岁,同班中还有比梁先生岁数更大的。他经常约我们到他家里玩。”
冯友兰此时已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当他看到带入美国的梁漱溟著作,颇认为与自己的哲学思想多有相通之处,于是便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外文,并写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进行推荐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在重庆,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口中得知这一信息。
两位先生名为师生,实为学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因忙于自己的事业,双方晤谈的机会很少,但并不妨碍彼此的了解。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梁漱溟兴奋之余,便致函冯友兰得暇一谈。次年1月7日,梁漱溟接冯信约赴家中谈话便餐,即刻发一信应其约。9日9时许,梁漱溟赴冯友兰的西郊北大寓所,二人相遇握手言欢。此次相遇并非是久别相聚随意谈天说地,而是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一次精辟阐述。
梁漱溟首先发问:你我早年在一起多为国家危难而寻求救国之道,5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如此昌盛独立自主的人民中国,这几十年的变迁都是我们亲眼看见,有些是我们亲自参与的,你对这种变化有何看法?
冯友兰听后微加思索便回答说:要解释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上说,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比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战争,不但次数多而且规模大。毛泽东说过,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虽说战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却没有脱离一治一乱,重蹈覆辙的道路。古代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普通人,但却成为农民战争的胜利者。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农民战争不能对社会产生根本的变革。
毛泽东是在农民战争中加上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所以中国革命就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随着革命性质的不同,走的已不是农民起义的老路,所以就出现了新的社会局面。这种以农民基础势力为主加上马列主义理论学说为指导,就是今日中国取得胜利的由来。
冯友兰舒缓娓娓而谈,梁漱溟静坐而听其言,不作一句插话,任凭尽情道来。
冯友兰述说完自己的看法,便问梁漱溟的看法如何呢?
梁漱溟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中国今日新局面的出现,有个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搞了50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文中说,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马列主义是外因,毛泽东思想是内因,二者相结合才能起到作用。毛泽东思想作用之大无可辩驳,但一个人起的作用终为有限。我要说的是,社会大于个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延续至今,谈历史就不能不谈传统文化,毛泽东是中国社会培养起来的人,他也必然要通过中国社会而起作用。这是我认为中国取得胜利的由来。
两位老先生欣然而谈,皆为国家、民族之大事而无家长里短之议,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便餐后两位老人握手别离,互道珍重。以上两位先生的谈话,为次日梁漱溟先生为我讲述记录而得。
对待批孔 态度迥异
1973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冯友兰参加了批林批孔的“二校”大批判组,对孔子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冯友兰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
1973年11月25日晚,梁漱溟对我说,近几天看到冯友兰、朱光潜批孔的文章糟得很。如果说孔子有弊于社会,那就是延缓了社会的发展。一是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二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1974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放言“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其根源始于此。对冯友兰写文章批判孔子认为是件大事,令他大惑不解的是,尊孔一生并研究孔子哲学的人怎么能写出反孔的文章,在他眼里认为这是文人失节。对冯友兰的反感由此而生。
梁漱溟用一生的精力弘扬孔子学说、宣传儒家思想、笃行儒家之精神。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中,以捍卫孔子学说为己任的他历史责任感便油然而生。就连冯友兰都批孔了,人世间还能有谁为孔子说句公道话呢?舍得一身剐,要为孔子说句公道话的想法,坚定了他站在风口浪尖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一次拼搏的勇气和决心。
1974年1月,梁漱溟动笔写《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当时梁漱溟的家人、朋友如王星贤、郭大钟等都力劝先生不要发表不同意见,以免使自己犯反对批林批孔对抗中央的严重错误。这一年,他已是八十有一的老人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二位老先生对批孔运动的态度迥异。
冯友兰参加批孔运动发表文章,可以想象得出是有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由于他的参加,这种政治压力减轻了。而梁漱溟却执意不批孔而要为其正名,其政治风险加大了。二位先生在批孔的运动中走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位先生的分歧,不管在文章上还是在心理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80年梁漱溟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问,其中有一段提到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的学生,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写信给我。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他好像是儒家,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老子一派。不像儒家,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1152页)
梁漱溟对冯的评价是他的一家之言,但可以看出他对冯友兰在哲学上的成就还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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