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诬指范泉为“南京暗探”之透视
──谈现代文坛的一段著名公案
对于现代文学编辑名家范泉来说，胡风无疑是个晦气的名字，是范泉人生的一个大灾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范泉满怀激情，要以自己在文学编辑和写作方面的卓著成绩和丰富经验为社会主义祖国效力之时，却被胡风呈献给伟大领袖的“三十万言书”指控为“南京暗探”，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范泉从一个受人尊敬和钦仰的著名文学编辑家、作家和翻译家，立即跌入灾难的深渊，先是沦为“肃反”对象，继而又被扣上“右派”帽子，贬谪到遥远荒凉的青海高原，蹉跎了人生最宝贵的二十余年光阴。
那么，胡风指控范泉为“南京暗探”，究竟是有确凿的证据，还是根据并不靠谱的道听途说？究竟是出于私人恩怨的宗派斗争，还是“左”倾思潮影响下的误伤战友呢？
一、胡风与范泉其实应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考察胡风与范泉的生活轨迹，他俩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似乎并无任何交往，抗战以后乃至解放之初的五十年代，两人亦无多少关涉，好像从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其实，他俩不但是同一阵营的战友，而且两人之间又有着太多共通之处。
首先，他们同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进步作家和编辑家。胡风从三十年代留学日本起，就是左翼文艺阵营里的英勇战士。而范泉走上文坛虽然晚于胡风十余年，但同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其次，他们虽然没有在对方主编的刊物发表过作品，却有着彼此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七月派著名诗人丘东平。仅从胡风在历经几十年劫难之后仍然完好保存着他的二十封珍贵书信，便可见他们间友谊之笃厚。而范泉同样与丘东平有着不一般的交情。范泉1937年主编《作品》月刊时，曾得到过邵子南、张望（光未然）、李雷等一伙年轻朋友的热情支持，其中就有一位丘东平。他们这些“没有钱的赤贫的朋友”，过着“有衣服大家穿，有面包大家吃”的艰苦而愉快的生活，从而结下难忘的深厚的兄弟情谊。丘东平英勇牺牲后，范泉写过一篇《记丘东平》的纪念文章，深情怀念这位“新生中国的文化斗士”。奇妙的是，范泉在文中还引用了胡风在《东平著〈第七连〉小引》中对东平的评价。
再次，在向大陆文坛介绍台湾文学方面，他俩也都有相似的开拓性的贡献。台湾文学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下，几十年被废止中文写作，因而惨遭严重的破坏，致使长期为大陆读者所隔阂。1935年，胡风率先翻译了台湾小说家杨逵的日文小说《送报伕》，其译文在上海《世界知识》二卷六期发表后，翌年4月又收入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山灵》一书，成为大陆文学界最早将台湾进步作家的日文作品翻译成祖国文字的作家。经过此后将近十年的空白，范泉从1944年主编《文艺春秋》开始，便以极大的热情对台湾文学进行力所能及的介绍。他先后翻译过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小说和杨云萍的诗歌，又从投稿中发现并扶植了青年新秀欧坦生（即后来定居于台南并闻名于台湾文坛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丁树南）。他曾与杨逵、杨云萍、林曙光、芥舟（郭秋生）等作家都有过通信往来，还撰写过《论台湾文学》、《记台湾的愤怒》、《台湾戏剧小记》、《记杨逵———一个台湾作家的失踪》、《台湾诗人：杨云萍》、《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等多篇文章。尤其是《论台湾文学》一文，提出“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始终受着中国文学的指导”、“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不可分的，而且前者是属于后者的一环”的观点，在光复之后的台湾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从而引发了自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关于台湾文学的论争，范泉也因此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第一人”。
还有，胡风与范泉都是鲁迅精神忠实的追随者和宣传者。胡风与鲁迅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鲁迅生前，他是与鲁迅过往甚密并深受鲁迅信赖的青年朋友。鲁迅逝世以后，他为翻译和出版鲁迅著作殚精竭虑，出力甚巨。他主编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发表鲁迅佚文，宣传和弘扬鲁迅的思想。在以后每年鲁迅逝世的10月前后，他都要为纪念鲁迅做些事情，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组织纪念特辑，或在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或撰写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文章，或保护鲁迅著译的版权并将追回的版税转交给鲁迅家属。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胡风在上海还筹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上唱响了由他作词的《鲁迅先生颂歌———由于你，新中国在成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范泉虽出生晚了十多年，与鲁迅仅有一面之雅，但他对鲁迅的崇敬和热爱同样不稍逊于胡风。他从1937年创办《作品》月刊起，便注意编发鲁迅的遗作，从此开始他一生宣传鲁迅精神、继承和捍卫鲁迅遗产的漫漫历程。1941年他便着手翻译日本学者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该书后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中被作为人手一册的会议材料。在主编《文艺春秋》月刊期间，他编发了大量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每逢鲁迅纪念日的前后，他也一定要推出精心组织的纪念专辑，其中创刊号关于《鲁迅藏书出售问题》和三卷四期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专辑文章，影响尤其巨大。范泉还提出关于创作《鲁迅传》、增订出版《鲁迅全集》、创设“鲁迅纪念馆”、“把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搬上银幕”等一系列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建议，这些都无不表明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以及他与前辈胡风的心息相通。
二、胡风指控范泉为“南京暗探”，只是公开了文艺界的流言
正因为他俩有偌多相通之处，所以对于胡风的大名，范泉早就如雷贯耳，高山仰止了。如果说，抗战期间他与胡风分处上海、重庆两地而苦无会面之缘的话，那么当抗战胜利胡风从重庆返沪之后，作为一个善于组稿的编辑家，范泉自然不会错过约稿的良机。但没有想到，他所敬仰的胡风却让他碰了一个软钉子。
据范泉回忆，他曾去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胡宅登门拜访，并恳请他为《文艺春秋》撰稿。胡风表面上十分客气，可谈起《文艺春秋》上茅盾、郭沫若所写之稿，似乎有点不以为然，所以对于他的约稿请求，既未断然拒绝，也没有明确应允，只是打打哈哈而已（据笔者1989年9月5日、9日访问范泉之记录）。
其实，关于范泉的流言在当时上海进步文学界已经开始散布，而胡风在许广平的影响之下，心里早就与范泉划清了界限。
许广平本来与范泉交往密切，在范泉翻译《鲁迅传》时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她曾对日文原著提出若干错误，使译者得以纠正。然而此时，她却在上海《时与文》周刊撰文，以“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的罪名，全盘否定《鲁迅传》原著，一笔抹煞范泉翻译、出版该书的价值，还竭力声明自己并未做过“校订”之事。这一场笔墨官司，究其实质，不过是许广平急于想撇清自己与范泉的关系而已。
与此同时，一些与范泉和《文艺春秋》有联系的作家朋友，也纷纷受到提醒和告诫。
据作家丰村回忆，他与臧克家、陈白尘等人都曾在《文艺春秋》发表过作品，但后来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乃超从香港捎信来，关照他们不要支持范泉，于是他们便中止了为《文艺春秋》写稿。
嗣后，当作家祁崇孝的小说《懦夫》在《文艺春秋》六卷五期（1948年5月15日）发表之后，担任《时代日报》副刊编辑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林淡秋，就郑重提醒作者：“你为什么去向《文艺春秋》投稿呢？范泉这人我们还看不大准呢，你最好不要把通信地址和姓名告诉他。”（见祁崇孝1989年12月24日致笔者函）
迨至1949年8月，现代诗人莫洛到胡风家拜访时，胡风对他说了一句“听说范泉是文化特务”的话（见莫洛《对范泉的回忆和悼念》，收《范泉纪念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又据莫洛2002年10月16日致笔者函）。胡风当然看到莫洛在《文艺春秋》发表过许多作品，那么，他的这句话显然是对莫洛的一种告诫。同时，也为他自己之所以不肯为范泉写稿而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由上观之，尽管范泉与胡风有偌多相同相通之处，尽管范泉对胡风仰慕已久而两人也并无个人恩怨，但胡风早已将范泉视作另一阵营之人。无怪乎胡风后来会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将范泉诬作“南京暗探”。而胡风的这一指控，显然也是从抗战胜利以来进步文学界一直流传着对范泉的猜测和怀疑的演进结果，胡风只是将这种流言公开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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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4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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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5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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