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琐 忆(3)
上个世纪的五六年,我家从袁家岭的中心点(此地名现已取消)搬到北门富雅里。母亲不无得意地对亲友们说起新居的好处:“有厨房,有厕所,自来水也不远,柴方水便的。”
这是一条用麻石铺就的、七弯八拐的街,从一号绵延到九号都是公馆。门框一律是麻石立柱,大门是用铁皮包着的厚重木门,墙的拐角处有一条形麻石镶嵌,上刻“本宅私墙私脚,并无寄缝”。
离新居约三百米处,有一个自来水站,周围上千户人家靠此供水。水站前二、三十米的麻石路面总是湿漉漉的。早晨和下午五、六点是挑水人最多的时候,挑水的队伍从站内一直排出站外几十米,大木桶、小木桶、洋铁桶、竹扁担、木扁担,蜿蜒曲折。水声哗哗,人声流动,好不热闹。守水站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来来往往挑水的木桶内都留下一道油漆划下的鲜红标记:或二十五公升,或五十公升。进去挑水,先交一块褐色的竹牌,竹牌上有用火漆烫的公升数字。开水时,守水人紧盯着一担担水桶,差不多要到红线位置时,就将脑壳伸出窗口嘶声地喊:“有哒啦,有哒啦,关水啦!”如果他发现桶里的水超过了红线,就会提一块铁瓢,飞快地走过来,浇出来倒进一只空桶里,铁瓢碰得桶沿“嘭嘭”作响,脸上有些愠色。我讨厌这张脸。无奈,母亲每天喊我们挑水,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温习那张充满狐疑而带些愠色的脸。
我家是第七户入住这栋门庐的,住在楼上靠里的一间。夏天,酷热难当,我就穿一条短裤,下楼,到对门的井边,让井口冒着缕缕白雾的凉气扑面而来,或用绳子几摔几摔吊一桶水,把手浸进去,口里“嘶嘶”地吸着凉气,大喊过瘾。
隔壁住的人家姓傅,江西人,有兩女兩外孫一家三代六口挤在一间约四十平方米房子里。傅嗲嗲六十多岁,廋骨伶 仃,热天,穿一条短裤,裤头常在肚脐眼以远,腹股沟清晰可辨。大女儿已参加工作,二女儿在四中读高中,正是青春勃发时期,且都住在家里。傅嗲嗲十分坦然,搬一把竹靠椅在公共堂屋,精光着头皮,一身短打扮,躺下去,高高地架起一条腿,一任春光泄漏。手执线装书,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呤唱《長恨歌》,只见他将一句诗拉得极长极长,直至奄奄一息大地微微暖氣吹。
忽而,風狂雨驟飞流直下三千里。此时的傅嗲嗲,眉闭眼闭大梦不归。这种大抑大扬呤唱法,與我常听的那種高亢激越、杂以低沉蒼涼的一唱三嘆的呤唱,稍有不同。这大概是古诗呤唱的江西版本吧,引起我极大的好奇。
樓下住一汪姓人家,男人是行伍出身,北京人,个頭不高,但很精壯,头虽秃顶,却不失英俊,举手投足,隐现拳脚功夫。他是傅作义麾下的一個炮兵旅長,曾在印度留學,主修炮兵。抗美援朝爆發,傅作义寫信要他入朝,他没去,却甘于在這北城的一隅開醬油作坊。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叱吒风云、驰骋于沙场的战将,转瞬间,改换门庭,招牌换记,周旋于堂客崽女之间,用心于酱油酱菜之上!這門庐的七戶人家,唯他家生活最好,錦衣玉食,吹湯喝水,没有“黄货”在背后作支撑,怕是靠賣几斤酱油和几个酱萝卜是难以為继的吧!
我见过他腌制酱萝卜:脚穿带黑泥的长统套鞋,在翻动着蛆虫、散发出酸臭酱油味的大缸里不断地踩压、踩压,一层压一层,直到萝卜变软、然后盖上竹罩,露天静置时日,让蛆虫肆虐。谁能知道,与我们共餐者,竟是这些白色的软体动物呢?
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汪的名字,开始在街道食堂的墙上赫然公布。汪的第六个女儿,其时也就五、六岁,长的胖乎乎的,十分可爱。有闲人逗她:“六毛,六毛,我在食堂的墙上,冇看见你爸爸的名字!”“有!有!”六毛摇着一对冲天辫、红着脸争辨道,“你冇看见!你冇看见!”
“是坏份子吧?”闲人故意问。
“不是,不是,我爸爸是历史反革命!”六毛嘟着一张红红的小嘴,对闲人便有些不屑。
后来,街道要在我们这个门庐办什么机械厂,我们家就搬到同一街道的另一门庐去了。这个门庐的邻居也就风流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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