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老师的“样子”

艾木地

 

老师的“样子”

——一个中学教师的小说和现实

 

小说被当成“纪实文学”

 

梁卫星当了17年中学语文教师，写了一本小说。

 

2010年11月底，《成人之美兮》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全国不同地方的教师读者纷纷“对号入座”，明明是小说，他们惊呼为“纪实文学”。梁卫星说，小说写的不少在现实中确有其事，虽然不一定都是他亲历亲见，但他惊讶的是，这种事情怎么有这么大的普遍性？但小说在普通老师和学校的领导者之间引起的反响不一致，一些校长们看了，觉得隔膜，“怎么会这样呢？”

 

梁卫星最早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始于2004年。他和“范跑跑”范美忠那时都活跃于“天涯社区”，而范美忠是四川《教师之友》杂志编辑，他就拉梁卫星给杂志写稿，但随后《教师之友》停刊了，直到《教师之友》的执行主编李玉龙2008年又跑到江西参与创办了《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而梁卫星的小说也在2008年底写出来第一章，李玉龙就在2009年的杂志上连载了一年。“《成人之美兮》反映了这些年来社会腐败在教育中的投射。也是我这些年读到的全部教育文学中，对于课堂、对于前卫的教育思想描述最富价值的教师成长手册。”李玉龙说。

 

这是一部中学教师的忏悔录。本来“成人之美”的职业，实际上陷入难以救赎的“崇高感消失”和道德扁平化的苦况：从学生身上赚资料费的回扣，为蝇头小利明争暗斗，以见家长之名索取红包，女教师陪教育局领导跳舞以获提拔，在学习压力下女学生跳楼自杀，校长搞基建，赚够了跑到南方……

 

梁卫星学校里一位人物对他说，“小说在杂志上发就发了，不要再出版单行本了。”梁卫星当然没有听从这种建议，小说出版后，单位出台了“教师十条”，其中一条是“教师不允许发表不和谐言论”。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比小说中的故事更为荒诞。今年大年初九，梁卫星所在地区许多高中学校的校领导带着干部和骨干教师，到庙里烧香，为高考祈福。当地有个传统，年初九烧到头炷香预示吉利。学校掏了3000元，争得今年的头炷香。

 

学校的车队前一天傍晚就出发，同事们住在寺庙附近的宾馆里，聚餐后一起打麻将。

 

子时，校领导带队，同事们进入庙内，和尚分发了黄纸，班主任将本班学生名单抄上，并将希望考北大清华的学生加以标记，将黄纸卷筒扎绳后，交给法师施行祈福。木鱼钟磬，香烟缭绕，众教师跪拜如仪。

 

一位老师用手机拍到了烧香的照片，他告诉梁卫星，要早知道他在写小说，他一定会提供这个细节。

 

写小说是释放恐惧感

 

梁卫星写教师的众生相。没有一种“相”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相”。

 

小说最让人尊敬也最让人怜惜的人物是“海无言”老师。一方面，他富于思想才情，在知识界的重要报刊发表文章，也是网络中的活跃人物，参与几乎一切热点事件的讨论，课堂上跟学生打成一片，引导学生关怀现实，似乎是一个中学里让人寄托希望的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但另一方面，他在外表上却故意表现得趣味庸俗，追着善于讲“黄段子”的同事听笑话，对学校的大事小事漠不关心。“海无言”装得不像个好老师，要“装傻卖俗”才安全，才和别人一样。庸俗的面具是一个保护罩，保护他课堂上跟学生“教学相长”的小环境。但就是这样，他仍然被边缘化，在一次一次评定高级职称中落选，最后忍无可忍，辞职去开小饭馆。

 

梁卫星说，中小学校园里，像“海老师”这样的教师是少数。而现实中梁卫星的面具是“勇敢”。他曾以“打”出名。当然，“打架”的人不像老师。

 

1993年，梁卫星从湖北荆州师专毕业，通过当教师的父亲的关系，外加一条红塔山和一瓶酒，进入一所乡镇中学教书。“那时的校长是老派人物，有起码的操守，胃口不大。”当教师后，每次回家，他父亲总给他上课，“不要和校长对着来，上课不要瞎说。”他害怕儿子端不稳这个饭碗。

 

2000年换了新的校长，他在第一次和教职工见面的大会上就说，“一个学校没有外债不正常。”校长戴着墨镜，在学校转了一圈就不见了。他的理论就是欠债的是大爷。不到两年，他盖了几栋楼，给学校留下600万元的外债跑了。

 

梁卫星遇到“末位淘汰制”，淘汰制总有第一和倒数第一，考核的重点是考试成绩和日常考勤。考勤的要求是，老师有课没课都要在学校呆着，上个厕所买盒烟，都得给考勤员请假。有一次，梁卫星请假说上厕所，出去了整整一节课，果然被记上了。他拿起考勤本撕了，考勤员骂他，他举起椅子就打。这一打，考勤制度不了了之。

 

末位淘汰在执行中又有弹性，一切要看和校长的关系。各种考核又和经济挂钩，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梁卫星的危机感。梁卫星有一次打校长是因为分房子，凡是找校长的人都得到了房子，梁卫星没有找，就“等”不到房子。他找校长去求情，还没有说两句，他先起了高腔，校长认为他态度不对，二人争执起来，他就打了校长。

 

梁卫星做教师十几年来，先后在两个不同的中学教过书，他眼看着学校里行政体制越来越庞大，从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年级主任、副主任、班主任、高级群众到普通群众，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王国。年轻的教师一进来，迅速都调整到向权力靠拢，普通教师沦为弱势群体。

 

“教书说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传道、授业、解惑，实际必须围绕着校长转，才能端好这碗饭。我教书17年来，时有生存的恐惧感。我写小说是释放我的恐惧感。”梁卫星说。

 

学生自创“连坐”制度

 

小说中的“贾老师”也是一个戴面具的人，他表面上言必称“自由主义”，义正辞严地“骂腐败”，也读点书，给教育杂志写点论文，有“名师”派头。但私下，他是一个官迷，对于物质的贪欲似无底洞。他一心想当年级组长，后来果然如愿。“贾老师”每周必叫一个学生家长来办公室，家长来都要送礼。有一次，只是为了“例行”的收礼，他竟然打电话把一个远在东莞打工的学生家长叫回了湖北。

现实生活中是，一位80后的老师每个星期都会叫一位家长来谈话，先数落孩子不听话，家长受到惊吓，他再话头一转，说只要双方“努力”，还是有希望的。听到这里，家长赶紧掏东西。

 

现在，学校中80后的老师已经近半。年轻的老师比年老的老师眼光更“现实”。有的班主任把学生当资源，利用有权势的家长使自己获得升迁。

 

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我”是80后的“苏老师”，他大学毕业懵懵懂懂进入学校，在“海老师”的感染下，“自我”苏醒过来，但陷入更大的困惑。不过，既然有痛苦，就有希望。梁卫星说，“苏老师”是80后中幸运的一个。而大部分人都像另一个80后教师“田默”一样，一开始为理想所吸引，很快向名利投靠而去。还有一个角色是聪明教师“李平”，他从知识上尊敬“海老师”，但做人很“清醒”，绝对不学他，因为他要过“更好”的生活。

 

教育天然包含理想的成分，但在现实的校园里，趋向“现实”的不仅是老师。梁卫星在乡镇中学当班主任时，遇到一个想当班干部的高大男生毛遂自荐。他一当班长，就对梁卫星“汇报工作”：“现在学校有很多混的，内外串通，在学校收保护费，泡漂亮女生。梁老师你不用怕，一切有我哩。”

 

“他这句话，才是我最怕的。”梁卫星说。多年后，他发现学校的黑社会组织规模越来越大，“老大”一个月收钱几千元，在学校里卖手机、假烟。他的班上就有一个学生被五六个学校里“黑社会”的人打了。

 

班长上任伊始就颁布了十条班规：不许上课讲话、睡觉，不许迟到旷课，不许顶撞老师，不许拖欠作业……每星期迟到两次罚款3元，两次不交作业罚款5元。班长对梁卫星说：“现在你不镇住他们，以后就不好搞了。”他把班级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用了他自己一起玩的“八大罗汉”当组长，哪个组有一个学生被罚款，全组一起受罚。

 

梁卫星奇怪的是，小小孩子怎么用上连坐手段来管理班级；而更奇怪的是，全班同学有怨言，但没有人站起来挑战这个“规矩”。

 

“他们敢？！”班长对梁卫星说，“只要老师你支持我，我整好他们的材料，分别对应于学校的记过、警告、开除等处分，他们就没有对抗的勇气了。”

 

班长将来的目标是当村长或村支书，在学校主要是学习怎样做干部，对考大学不抱什么指望。“他的理想其实很有代表性，中国读书人似乎没有逸出这个轨道。”梁卫星说。

 

现在，这个班长没有做成“村长”，成了黑社会，据说过得很好。

 

 

 

艾木地

 

 

“我差不多已经快熬完了”

 

梁卫星想表达的另一个主题是“高考的利益化”。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写到老师们为资料费回扣互相告密，这也成为教研室会议上的公开议题。

 

在小说的后记中，梁卫星表达了对收取资料费回扣的忏悔：“我刚参加工作时，组长为老师们争取资料费，我还有些心虚，后来我也做过几年组长，为了迎合老师们，我想办法订资料和杂志，为了替老师们谋点利益。”这种“集体活动”，任何单个的老师无法因“师德”或良心而拒绝，否则你就被排挤了。尽管内心痛苦，也必须“拿”，一块“脏”。

 

在小说中，教师们为了维护应得的利益，遏止将作出不利于教师决定的“教代会”召开，集体罢考。在现实中，发生了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多收的资料费集体维权的事件。过去老师从书商那里直接三折订到资料，五折卖给学生。后来，见资料回扣有利可图，以规范教师行为的名义，学校收回了资料订阅权。这两年推行新课改，新教材和教辅资料增加了许多，教育局成立了教辅资料发行办公室，把资料采购权统一起来，没有折扣给学生了。高二年级学生在新课改后，收到118本资料，使用过的只有59本，有学生发现两本书没有发，价格却没有少。学生集体找校长谈判，最后，学校给学生打了折。

 

课改走过场的很多，越是“高考”任务重的学校，越是以高考为主，因为教育局给各个学校下达了高考指标。那些生源差的学校，则让差班搞课改。课改作假，学生经济负担却增加了。

 

梁卫星早期带过一年高三班，虽然平时成绩不好，但高考在全校考了第一。“应付高考三个月够了，那是毫无技术含量的一件事。但三个月变成三年，变成六年，变成十几年，这中间其实形成了高考的利益链。”梁卫星说。

 

即便考上大学，孩子们对未来仍然充满恐惧。“我已经老了。”一个高三的男生说，“我差不多已经快熬完了，将来成家立业后，如果下一代也这样，太不人道。”

 

去年，这所学校的高三年级学生在高考后，把堆满桌子的书都撕了，撕书的视频在网上疯传。2004年和2005年，梁卫星参加了湖北省高考作文阅卷工作。那时候还是手工阅卷，改作文卷时，他亲眼见到一个评卷老师4个小时判了8个袋子的试卷，一个袋子30份卷子，平均一分钟看一份作文，如果扣除取卷、三项评分、总和以及两个老师的签名的时间，阅读的时间只有20秒。“作文卷等于是评书法。”

 

“给分标准也不一，两头严中间松，老师又歧视农村学生，偏向城市学生。难怪高考很多时候凭的是运气，甚至和学习无关。只有靠烧香了。”梁卫星说。

 

百年前的教育问题今天还在

 

“只要高考制度在，站在讲台上，你对于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就是一个杀手。”梁卫星说。

 

梁卫星在课堂上也打过学生，骂过学生，成为了自己所憎恨的人。“开始时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和大家一样，这是一种安全感的驱使，到后来，就骂成了习惯了。”

 

小说中写的女教师陪教育官员跳舞，是真实发生的。有一年一台大型晚会要走进这个县级市的一所中学，因为费用没有交够，栏目组的人不来了。舞台在学校里搭好了，省教育厅的官员已经到了，安排住进宾馆，还要“比小姐档次高”的女老师来陪舞……

 

小说中的“海老师”想绕过高考，给予学生不一样的真正人文的教育，但只能“偷”着来。但要适应考试，就可能是个滑稽的“戏子”，把自己那套讲完了，说，考试不能按这样来。考试是另一套。讲课变成“表演”。

 

像“海老师”一样，梁卫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他所理解的中国古代诗歌史、弗洛伊德、尼采、柏格森、法兰克福学派……但他没有想到，学生的反应超过了想象。有学生给政教处写了一封13页的信，结论是这个老师“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从此不能带高三。

 

在学校里，梁卫星遇到大量“冷漠机械型人格”的学生，他们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大多数学生不关心“学习”以外的事，家长也反对他们知道，从小到大只读教科书。另有一些学生上课在手机上看电影或新闻，世界发生的什么事他们都知道，教科书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有一次，一位和梁卫星关系很好的年轻教师给学生讲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时讨论关于“现行教育”的问题，一个女学生哭了。她问，为什么100年前教育的问题，今天还在？

 

老师被学校分等级，老师又给学生分等级。学生按理科、文科被编进诸如“火箭班”、“阳光班”、“竞赛班”、“平行班”、“普通班”里。梁卫星在学校带的是最差的“文科普通班”。学生每月一考，成绩差的就被班主任“排水”到差班。好班安装了防盗门，怕差班学生偷盗资料搞破坏。

 

学校里有大量“第一”强迫症人格的学生。梁卫星带过的班里有一个女生，差不多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但她永远生活在忧虑和恐惧之中，担心被别人超过，担心成绩掉下来，每天失眠。梁卫星推荐她看《给莉莉的信》、《苏菲的世界》，征得她父母的同意，在周末把她带到家里，让她一个人看《死亡诗社》、《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天》，但没有什么用。现在她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状况好些了。“这种人格的成人版，几乎成为我们引以为荣的民族性格。”梁卫星说。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多年前,梁卫星带的班里，有一个女学生在高考前突然退学。她不想考试，孤身一人走南闯北，每到一个地方就找一份工作，积攒一些钱，流浪一段时间，钱用完了，就地找工作，然后再开始新的流浪。她已成为了她那个班的传奇。

 

梁卫星说，他第一部小说《成人之美兮》写的主要是教师，第二部、第三部则分别打算主要写学生、写教育官员：“因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取决于领导。”

 

 

——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  朱又可

 

 

雨晴

  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人写，也许只能当小说写。就和王跃文写《国画》那样。

  耐读的东西，都是小说！

狄德罗二世

 

      教育的腐败和对儿童青少年的摧残这是国人该知的了,看到有梁卫星这样的圈内人士出来表白内情真是件好事，愿更多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和国人共同发力，求得现况改变。

楚风

    

 

 

     只能靠写小说来反映现实，是冒得办法的办法。中国只有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tsy8012

    什么样的师名道德筑成什么样的民族精魂,当我们不再举起自己的右手打自己的左手时,可能就是我们民族兴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