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 悲情将军的史诗
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的热播,让孙立人又一次被人们提起。
此前,这个名字已经消失很长时间。在大陆,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孙和其他国民党抗战将领的战绩被掩盖。在海峡对岸,孙立人因为莫须有的“兵变”罪名,被软禁33年,他的部属或被收监,或被逐出权力中枢以外,孙立人成了军队的禁忌。
对于少年得志、文武双全的孙立人,这个结局是很难想象的。他的命运正是彼时中国的写照,即便强悍如他,也无法与无常的局势相抗衡。
文武双全的儒将
1900年,孙立人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世家。伯父孙泓泽是晚清进士,父亲孙熙泽是举人出身,出任过山东登州知府、青岛警察学堂总监、山东全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国会议员、北京中华大学校长。
12岁时,他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入学时,孙立人的父亲对校长周贻春说:“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就当做你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对就打,打死了我都不心痛。”
和孙立人一同进入清华的少年还有闻一多、梁实秋、吴文藻、吴国桢、梁思成等日后知名人物。
在清华时,孙立人加入了篮球、足球、手球队。他尤其擅长篮球,还被选入了国家队,在第3届远东运动会上,作为后卫和队友密切配合,最终夺取了冠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立人的同学闻一多连夜抄写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
孙立人与同学们在体育馆门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当场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8年5月9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此誓。”
怀着一颗壮怀激烈的报国心,从清华拿到土木工程学位后,他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资格。当时的孙立人非常渴望能去学习军事,可迫于父亲压力,不得不先在普渡大学读了两年土木工程。
父亲最终还是满足了他学军事的心愿。普渡大学毕业后,孙立人转入弗吉尼亚军校3年级,成了马歇尔、巴顿的校友。
学成归国之后,父亲曾试图将他引荐给相熟的冯玉祥,被他拒绝。他决心凭自己能力,从基层做起。
孙立人先后担任过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长、新军工兵营排长、宪警教导总队大队长、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等职。
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系统里,黄埔系如日中天,保定军校派、各军阀也都自成一派。孙立人属于少数的留美派,加上一副耿直而不愿依附于人的脾气,他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去处。直到加入财政部税警总团,孙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税警总团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一朵奇葩,直属于财政部。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虽然与蒋介石是姻亲,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对蒋的种种做法心存不满,税警总团某种意义上成了宋的私人军队。
税警总团的职责是打击走私,但军队装备精良,枪械均是德国、捷克的进口货。彼时,中央军也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军饷,税警总团却能时刻保证后勤。在部队长官任用上,税警总团也多以留美学生为主。
孙立人在侍卫总队结识了宋子文,后经人介绍来到了税警总团特科兵团担任团长。宋子文校阅税警总团发现孙的部队表现优异,遂转为第4团,孙立人担任团长。第4团驻扎海州时,孙独创了结合中外的孙氏练兵法,除了正常的射击、战斗、体能和夜间训练外,还专门实施游泳训练,在海边拉练。
1932年,“南昌行营”举行射击比赛,参加部队有40多个师,120多个团,孙立人的税警4团以压倒性优势夺得第一名,而且个人前10名中,有7人是孙的部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作为国军精锐的税警总团立刻被投入到上海前线,孙立人率税警4团进驻苏州河南岸,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少将第二支队司令兼四团团长。
在上海的战斗中,孙立人亲临一线,身中13枚弹片,头部腹部均受伤,肺部被打穿,一些弹片日后都没法取出,部下拼死将他抬下火线。
抗战水深火热之际,国民党政府军队中各派系相互倾轧的情况依然不变,这个现实一再打击着孙立人。
负伤送往医院后,税警总团长黄杰将军派副官送去500元,并告之孙部队已经撤退,撤往何处却不告诉孙。此时上海已经不保,一直欣赏孙立人的宋子文伸出了援手,他派弟弟宋子安接孙立人远赴香港治疗。晚年孙立人曾去信给郑洞国的孙子说,自己一生最尊敬两位长官,一位是宋子文,另外一位是郑洞国。
孙立人在香港不待痊愈即赶赴长沙,他没有想到,黄杰已经不再理他。税警总团余部已被胡宗南“吃掉”,改编成4 4师。黄杰和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凭借胡宗南的势力,黄杰当上了军长,孙立人被安上了“高参”的虚职。
孙立人辛苦练兵,却给他人做了嫁衣,无奈之下他找到宋子文和孔祥熙。一直欣赏孙的孔宋决定成立财政部缉私总队,一切仿效税警总团体制。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大敌当前的抗战时期,一名将军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部队、没有后台,无论他多有能力,也是无法在前线施展身手的。
缉私总队在长沙拉起了队伍,1938年12月,孙立人被财政部任命为中将总队长。很快,两千余名税警总团人员从44师远赴贵州都匀,已经当上了团长的李鸿等人也纷纷前来投靠老上司。
“军事委员会”并不买财政部的账,孙立人无权招兵,只好远赴云南向龙云求情,才得以在云南陆续招募了一万余名士兵。
在回忆录中,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军人不能尽职保国卫民,使南京大屠杀发生于先,又决堤(注:花园口)、放火(注:长沙大火)于后,稍有良知于心何忍!那些贪生怕死的军人真是万死不足以谢其罪。
作为军人不与敌决一死战,或则自我陶醉,丧师辱国,遗害百姓。日军才到岳阳,我们就把长沙烧了,而日军进军长沙,则是两年后的事。
我联想到岳武穆的救国主张‘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但是我们则是武官怕死又贪财,文官贪财又怕死,奈何!奈何!只有对空长叹!
终其一生,孙立人都以职业军人自居,他不愿意涉足政治斗争,对官场上一些勾心斗角深恶痛绝。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直到1947年,他已经是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时,才加入了国民党。
孙立人不想惹政治,所以将缉私总队设在群山环绕的贵州都匀,政治却主动找上门。1942年,他接到财政部命令 ——成立缉私署,戴笠担任署长。缉私署派人检阅缉私总队。看似普通的两条电令背后却掩盖着杀机:戴笠决心趁宋子文远赴美国交涉期间,吃掉缉私总队。
几天后,戴笠派人检阅,令孙立人哭笑不得的是,对方提出:不骑马,坐滑竿。孙立人不由得感慨:“这还是第一次听说阅兵的校阅官是要坐滑竿的。”
演习进行到一半,校阅官看得不耐烦,问孙立人:“你们又不是作战部队,你们只是缉私税警。”
尽管面对的是“钦差大臣”一样的角色,孙立人却毫不客气:“虽然我们以缉私为名,但实际上我们是作战部队。抗战出生入死,有我们的份,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将事实抹煞,况且现在国家危急,正在与敌作生死之战,需要能征惯战的部队,我们作战训练有什么不对?”
不到半个月,上面下来了批示,孙立人率领的缉私总队无纪律,训练不切实际,交缉私署严加整顿。
孙立人再一次面临报国无门的境遇,他跑到重庆找到行政院长孔祥熙,被告之无法改变。清华同学何浩若和戴笠走得很近,直接告诉他:“这还有什么话说,就交给我好了。”
在夫人陪同下,焦躁的孙立人到郊外胜观洞游玩,在那儿求了一签,发现是大吉大利,说现在好比仙鹤落在笼子里,有朝一日,会破笼而出,远走高飞,鹏程万里。
多年之后,孙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想事在人为,不管怎么样,都该奋斗到底,到最后绝望时,犯颜直谏,为国家命脉、民族正义而殉道,亦在所不惜。”
很快,他就等到了“远走高飞、鹏程万里”的机会,日军南下的步伐已经到了缅甸。
异域扬名的抗战名将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了缅甸。他们打算彻底冻结中国人的输血管,同时以缅甸为跳板进军印度,实现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停下,中英两国达成共识,中方出3个军到缅甸,与英军一起抵抗日寇,保卫滇缅公路生命线。
国民政府派出了精锐的第5军和第6军,另外一军还未确定。此时,军政部何应钦部长找到了孙立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前去异域远征。
孙立人当即同意。孔祥熙也很高兴,这支部队是他和宋子文的嫡系,他告诉孙立人:“你这一次出国去打仗,要好好地打个胜仗回来,为国家争光荣,也给我们争面子。”
1942年3月19日,在离仰光不到50公里的同古,远征军200师与敌激战。连日本人都承认这是东南亚战争中遭遇到的第一场大的战役。
随后发生的仁安羌一战让孙立人名声大振:4月19日,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7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救出英军七千余人,被俘传教士、记者约五百人。
在日后的诸多文字中,对这次战役中的孙立人有极高评价,甚至有日军留下1200具尸体仓皇而逃的说法。
以当时实际情况而言,英军并非没有进行抵抗,英军被围后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弹尽粮绝水源被切断,英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向第一军团长史利姆中将求助,史利姆只得向中方求援。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命令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率113团就近增援。
此时的孙立人依然以曼德勒卫戍司令身份守城,得知上峰指令后,先是电话给罗卓英请求前往仁安羌,被拒绝后又亲自驱车前往远征军总部,要求带队。
在他看来,113团原本就兵力不足,孤身营救风险太高,他不忍袍泽深处险地,另外齐学启是他清华和留美同学,两人有生死之交。如果他以部队主官身份前往,定能激励士气,增一分胜算。
在此之前,新38师作为预备队一直没能参与一线战斗,反而被陆续抽调去各个战场。
千钧一发之际,孙立人决心抗命,他对罗卓英的参谋长说:“如果参谋长不肯负责,那我自己负责,不过请你明天报告罗总司令,就说按照目前情势,我势在必行。孙子说:‘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要接受,责任问题只有等任务完成之后再来承担。”说罢,他立即驱车去追113团,凌晨4点追上后,拟定作战计划,决心出其不意打出一个漏洞。日军没想到远征军敢先发制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阵线冲出一个口子,英军得以突围。
这是远征军出征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因此获得英国帝国司令勋章。
与此同时,他给长官们留下的印象是桀骜不驯,敢于违抗上峰指示。
孙立人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如果因此而夸大仁安羌一战意义,未免有失公允,至于日军遗留1200具尸体一说更不可信。
日本军队极为重视对战死者遗体的保护,即便无法背回尸体,至少也会火化或者割去手指带回祖国。况且以中日两国军队当时战斗力相比,中国军队一个师都无法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即便精锐如新38师也只是兵出险招,打了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这也是远征军第一次出兵缅甸的最后一个胜仗,此后的斯瓦逐次抵抗、放弃平满纳会战、曼德勒会战,中英盟军屡战屡败。
更可怕的是,日军56师团包抄了远征军的后方腊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先锋队的话,这支由本州造船工人组成的师团可以说是日军的精英,得到日军第15军直属的重炮、汽车、坦克部队和第5航空师团的加强,实际战斗效能已经超过两个日军师团。
5月1日,曼德勒失守。
争吵不断的远征军终于到了一溃千里的地步,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素质而言,战或者能鼓足勇气,而一旦撤退则往往是溃不成军。
远征军总部混乱,甚至有长官为了逃命将道路堵塞,车上装满了从缅甸收缴的药品、照相机等国内紧缺物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立人对袍泽兄弟的爱护:孙率领两个连断后掩护,此时前进路上有一座水泥桥,孙立人过桥后发现英军已经埋好炸药,准备炸桥,此时后面还有新38师一个连队伍。英国军队试图牺牲这一连,早点炸桥逃命,孙立人怒不可遏,用英语痛斥对方,并亲自指挥一个排守在桥头等待后续部队。为了给英国人施压,他以将军之尊,亲自站在桥上指挥(炸死一名中国将军影响很大),直到确认后面部队全部过桥,才下令炸桥。
在撤退大方向上,他与顶头上司、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产生了分歧。杜聿明主张翻越缅北的野人山直接回国,这一路路途极为艰难,但方向是中国的土地,他可以把部队带回去,好向委员长蒋介石复命。
杜坚持了自己想法,10万远征军健儿第一次出兵缅甸,有一万余名官兵牺牲在战场上,却有5万人死在了回国途中。野人山成了无数中国军人埋骨之地,其中就包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
孙立人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决定西撤,他向军委会发电报请示,却没有得到回复。
此时追击的日军拥有重炮和制空权,人数也数倍于新38师。孙立人决心率领部队走林中小路,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撤退到印度。
缅北群山环绕,气温高达摄氏40度,瘴气横行,霍乱痢疾都是常见病。对科学极为重视的孙立人严令部属“饮水必须煮开”,“宁愿饿死、渴死,绝对不准取喝山中生水”。
这种命令既是对科学的崇信,也体现出孙立人人道主义的一面。在他的部队中,最高惩罚只是“记死”,而同时代军队中随意枪毙下属,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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