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翁申报诺贝尔文学奖》【知青公共频道黄埔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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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一年，夏季的一个中午，吃罢中饭我正在沙发上躺着，忽听敲门声响，我说进来，敲门者就进来了，是位老先生，头戴一顶巴拿马式小凉帽，身穿一件灰色短袖衬衣，手里提着一只黑皮提包，人很瘦小，满头是汗，进门就说要找野莽先生。我说我就是，边说边起坐，请问他有什么事。老先生不答话，“嘶”地拉开提包拉链，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这是李德先生写给你的。李德是我朋友，改革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让人带信给我必是有事相托。我打开信一看，果不其然，他要我帮这位老先生出一本书，说这书他出不了，只好转托于我。我收了信，问老先生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哪里的人，老者说叫曹树厚，今年七十，湖北十堰人。我一听就笑了说，我们不是老乡吗牽老先生听说我们是老乡，高兴极了，当即就把一摞书稿掏出来，交到我手里。

书稿是他请人打印的，装订成上、下两册，总共 100万字，书名叫《好梦成真记》，是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老先生说他从 40岁动笔写的，写到 70岁，整整写了 30年，儿子从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始给他抄稿，现在都当副区长了，他是以开爱心鲜花公司的收入，来养活着自己的创作。我听了大为感动，看着打印件上的书名说，好吧，先让编辑看看，争取帮你圆了这个好梦。当时编辑部聘了一个年轻编辑，是个蒙古族女孩儿，名叫乌力斯，我转手把书稿交给她，要她尽快看出来，从明天起别上班了，看完写上详细意见，交给我再审读。而老先生就先回家去，听候我们的审稿通知。

乌力斯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这部百万巨著看完，期间不断地打电话来，向我叫苦连天，说是稿子写得如何的没有规矩，如何的不成体统，把她都累病了。接着她的男朋友，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的张英也给我打电话，说是野莽老师，我问句话您别见怪，这个老家伙给了您什么好处，为什么一定要出他的这本破书？

我说我告诉你，他老人家给我的好处是，他把家乡人民这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带给了我，我为之而高兴，而激动，而振奋，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居然写出百万巨著，一个有良心的编辑出版人能不为之动心动容，为之鼎力相助吗牽请告诉你的女朋友，这本书写得好要出，写得不好要改好了出，她改不好你帮她改，不改好别来上班了！

听我态度如此坚决，他们两人就努力修改，规范文字，删去枝蔓，把 100万字改得只剩 60万字，改毕拿给我看，我觉得再略动一下就可以了。我为本书定了一个基调，这是一部圆梦之作，不能以对一位作家的要求，来要求这位卖鲜花的老先生，社会意义只要积极，经济效益只要不赔，就行了。

小说出版之时，老先生二次来京，要我为他写篇文章，在京城报界发表，我又写了文章，把他介绍给《中华读书报》的魏琦，《中国文化报》的高昌，《北京晚报》的高立林等朋友，一直等到文章发表，他才拿着报纸登上回家的列车。谁知回家以后，老先生又来了劲，要我为他申报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都写了二十本书，还有比我更好的作家，都还没往那上面想，您这回的好梦恐怕不能成真了。他说你不给我报我自己找人报，作家就是要自信，就是要狂，你看人家台湾的李敖，大喊大叫地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老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四处奔走的时候，消息传来，这年的这个奖被高行健得了，老先生很不服气。

《中国书报刊博览》2004年6月14日

郧阳人的性格
教书是一件多么危险而又多么幸运的事
洋贼应打，家贼也应打
得陈老三网信喜复
竹人踏雪尋訪竹影居
重读母亲三十年前家书
丁香花，献给一位不认识的母亲
突围
血雨
大火
骂鸟
冰心和她的《相片》
卖花翁申报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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