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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利民：1980年代思想启蒙感言

　　一直以为自己是比较“博学”的。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当年大一开“马列主义基础”一周六课时，比任何一门专业课都多。教材是《联共（布）党史》，从中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有计划，按比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知道“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知道集体农庄是农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专业课开《语言学概论》，教材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从而又知道斯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兼语言学家的“全才”。文革中有幸偶尔看到《参考消息》，又知道亚非拉到处在盛赞咱们的“文革”和“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还知道“世界上还有2/3的劳苦大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能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一类的《语录》数百条；会唱“右派分子想翻天也翻不了”的《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朵向阳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类的歌曲上百首。

　　时光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终于发现自己原本不过一只井底蛙，一只受过高等教育“博学”的井底蛙。发现得益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败落，“务虚会”的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力；同时也得益于一系列丛书的面世。如由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邓朴方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汤一介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等等。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等几十人的顾问队伍，丁学良、王焱、王小强、王岐山、王晓鲁、尹蓝天、包遵信、乐秀成、刘青峰等几十上百的编委豪华阵营，几十上百个新鲜新奇的课题，几十上百个新颕新特的书名，几十上百的熟悉而陌生作者、译者的名字……这是“东海之鼈”与“井蛙”的对话，让井蛙如我者目瞪口呆惊喜交加。

　　如同积压十年的考生于恢复高考时的汹涌而入，蹩十年的阅读能量顿时作井喷式的释放。在“读书无禁区”的鼓动下，懒散的时间骤显金贵，疲软的神经勃然奋发。狼吞虎咽，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将信将疑，不求甚解，不知所云……全方位的熏陶渗透，群体性的扑面而来。振聋发聩，醍醐灌顶。

　　丛书从世界观的高度精选各门学科的知识精华，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与更迭中，记录一代国人对民族命运与人类未来的思考与探索。真正是天下视野、江海襟怀！全民激情燃烧的岁月！出版人与读者的应和，奏响了新一次民族复兴、思想解放的前奏曲。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自由主义”外，还是一种思潮，一种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主张以法律限制权力、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一种用市场经济、透明政治体制保障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思想流派，也叫“自由主义”。也终于明白，有“剥削阶级共同的道德原则”、“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也还有作为一些国家的思想支柱、根本信条，即最大范围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人主义。民主是对个人的尊重；自由、平等、人权是个人的政治诉求；宪政是个人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对个人经济追求的承认与规范；文学艺术是个人体验个性的表达。这种个人主义，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同“唯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并不搭界。

　　其间听一位学者讲座，讲到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有按“生产关系”标准划分的，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按“生产力”标准划分的，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对于从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我者，头上的天又开阔了许多。还知道“社会主义”也有多种，除了咱们的之外，也还有尼赫鲁、奈温、穆加贝、霍查、波尔布特以及父子承袭的社会主义……

　　甚至一本诠释西方抽象画的小册子也给人以启蒙：曾经被人定位为西方人“吃饱了没事干”、“没落文化”的“抽象画”，其实不过是一种绘画表达方式。一目了然可辨认的物象写实性绘画，与无可辨认的自然物象、非描述性的绘画语言，正是丹青家族中的一对姐妹。当年中国美术界高层人物对抽象画的否定，对吴冠中画风的打压，在吴老仙逝后的今日，终于真相大白。

　　井口透一线亮光，到强烈的阳光照射，会让蛙们一下睁不开眼，要流泪，要心悸，要目眩。然而阳光对于寻求光明者是不可或缺的。以封闭为幸、孤陋寡闻为荣、信息封锁为“通灵宝玉”的格局终究要打破。不能再甘当井蛙，坐井观天。阅读无禁区，思考无禁区，探索无禁区，借鉴无禁区。世界原本多元，不能一把尺子量天下，一个巴掌作井天……

　　其间我等一行以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着紧系风纪扣的中山装，南下深圳，恰如井蛙之见蓝天大海。踏入那片神秘的土地，见到港商住一晚宾馆花去上千元港币；我等一月的工资不够人家请一顿宴席；听到公司员工为老板祝贺生日以为丢尽人格；听到叫爱人为“老婆”，以为是“男女不平等”的铁证；看到官家子率先下海“春江水暖鸭先知”；看到贿赂走私大行其道半似公开，于是惊呼、惊诧、惊叹并起，喝彩、赞同与疑窦同生。人头簇拥的中英边界沙头角小镇，从打火机到电子手表、不打皱的化纤布段、夏士莲护肤霜，到低高档的西装、夹克应有尽有，来这里的人们“出门像公子，抢购像兔子，回去像骡子，结账像傻子”式的疯狂采购，跟面对出版界纷来沓至的丛书小册子，是一样地让人眼花缭乱。当牛仔裤、迪斯科，邓丽君的歌、《乡恋》“靡靡之音”四处传播，井蛙的窘迫、尴尬与渴望，也日见强烈。

　　此时，《随笔》、《读书》南北问世，《新观察》复刊。我等也陆续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索尔尼琴，知道《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知道《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回忆录》、《莫洛托夫回忆录》。它们的彼此参照，组成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断片。九十年代初，我到方庄拜访曾彦修（严秀）先生，“高知楼”简陋的小书桌边那数千张卡片令我惊讶，老人就是从这些回忆录中剥茧抽丝，从历史缝隙中有许多惊人的发现。他说：为什么斯大林老讲“希特勒背信弃义”而罗斯福、丘吉尔从来不讲呢，其中的奥秘昭然若揭。蓝英年从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的自杀，剖析当年的作家实况；从高尔基十月革命后享有20多个随从的厚遇，探到他后半生写不出大作品的缘由。后来张心阳“无一字无来历”的《带毒的亲吻》出版，点评勃烈日涅夫、苏斯洛夫、契尔沃年科，都是从这些资料中梳理出的发现。我跟心阳说：称你们是苏联问题的“三剑客”，不为过吧！联想到前年我去河南漯河南街村，看到高耸的华表前数丈高的斯大林彩色画像，民兵24小时“庄严守卫”，斯氏享受“本国”无缘享受的殊荣，真让人尴尬苦笑！

　　此间还读过由新华社记者郭超人所写的《双流镇调查》：遵照伟大领袖“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的指示，每次政治运动剔除5%“一小撮”，然后剩下的95%又变成下次运动的100%，再剔除5%“一小撮”，如此循环下去，一个叫新店子的小街道，最后“专政对象”达87人，占成年人的74%，完全“干净”的不到26%。建设一队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有资格参军。不彻底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结束20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局面，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把注意力吸引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上来。据说该文曾引起高层的强烈反响，不久“阶级斗争为纲”宣布废止，接着是履历表上原先必不可少、打娘肚子里即定终身的“家庭出身”栏目取消，可算一个不小的“石破天惊”的壮举。

　　渐渐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不再那么洪水猛兽臭不可闻；以代表大家抒情为己任的作家不再那么红得发紫；马克思对前期的太平天国“强大革命”的褒扬，和对后期“魔鬼的化身”的痛斥，耳有所闻。也开始知道，有坚持政党办报、政府掌控媒体的国度，也有宪法明文规定政党不许办报、政府不准掌控媒体的国度；有官员必须公开自己的财产接受全民监督的国度，也有将官员财产视为机密的国度；有成天讲资源匮乏、危机四伏以激励国人奋发图存的国度，也有成天喜报频传、生怕因报忧而致国人悲观沮丧的国度；也终于明白，照相原来也可以俯拍、仰拍、平拍，顺光、逆光、顶光，可以照侧面、照背影，正襟危坐的正面登记照，未必最佳。

　　该归位的都该归位，该还原的要着手还原。“蒸发”了多少年的航天动力专家吴仲华终于墙内墙外重新吐香；“出土文物”沈从文终于重放异彩；20多年前给“老右”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毒汁四溅”的作品，终还原为“迟放的鲜花”；最早写诗讴歌毛泽东、后来被画成嘴里銜着滴血屠刀的美女蛇的胡风，也还原其作家的本色；刘文彩院子里设水牢的子虚乌有终于真相披露；暴风雪中草原小姐妹龙梅玉荣的救命恩人——一个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达茂旗草原劳改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哈斯朝鲁，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于是国人或作“万岁”考，或追问“日记何罪”；或剖析“八旗子弟”现象，或比较《国际歌》与《东方红》的异同；或评论“处级和尚”、议论“武大郎开店”，或口诛卖国贼，笔伐“爱国贼”；或审视显规则，或破译“潜规则”；或重温“历史的先声”，或解读“历史周期率”；或从当年55万派“右”最后没“派”上几个的史实，诘问“扩大化”的自圆其说；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三千多万还是五千多万，追问大饥荒的制度原因。

　　或“交锋”，或说“不”，或对“说不”说“不”；或“不高兴”，或对“不高兴”不高兴；或说“被”，或议论为什么会“被”；或反思“犯错误”，或追思“犯正确”；或议论革命、改良、改善的利弊，或探究缩小代价减少折腾的药方……

　　其间，我又得到一本由汤一介作序、由众多高校教授编写的《中西五百年比较》，将起点定位为16世纪中叶中国同欧洲生产力水平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年代。打从五百余年前明朝禁海始，整个中国就不停地“造井”，芸芸众生更被看不见的井壁困住有如铁桶。皇帝老儿，诸多大臣，也一律坐井观天。渐渐地大家都麻木迟钝，随遇而安，成为盲蛙、愚蛙。尽管也有着可以跳出的机会，例如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一批科学技术、天文历算随之传入中国，然而都失之交臂。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一个翻译七千部西方书籍的计划也随之搁浅，再次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以至今日，同时有八九十个城市宣布，要建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洋洋于“擅一壑之水，而跱埳井之乐”。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说：“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解放思想首先在解放眼睛，解放耳朵，解放嘴巴。让比较、借鉴、参照、拿来，成为必备常规。我们需要的是“德”“赛”先生兼有的发展观。“德”“赛”两位先生，一个也不能少。不能只承认人家自然科学技术发达，社会管理经验先进，而否定人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优长而拒之门外；不能经济上改革开放，思想文化政治上锁国闭关。有人担心门窗打开苍蝇进来，可以理解；但不能以此成为重新关闭门窗的理由。何况窗外的空气质量、卫生状况，未必就比屋里差；何况人家先进的环保设施与机制，可以引进为我所用。同国际接轨，既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政治领域。只承认经济范畴的普适价值，而否定乃至惧怕意识形态上的普适价值，是既得利益者的偏见与缺乏自信心的思维聚合物。当权者要防止与警惕自己沦为井蛙，有意无意以手掌当井盖，继续着旧井新井大井小井的营造事业。与其沉溺于关门自己给自己作揖，真还不如以博大的襟怀吸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精华以壮实自己。那将避免与减少多少社会与历史后遗症，迎来真正的长治久安；也将尽快寻到解开“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钥匙，迎来全民真正的精神振奋与全方位的民族复兴。
（作者为宜昌市人大原副主任）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