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有轨电车站。车来了,女子上车,抬腿处,旗袍的下摆微微掀起……
这张照片的视角是男性的———肢体的摆动,女人的腰肢,若隐若现的小腿。
顺着旗袍的开衩往上看,松软的发卷,一颤一颤地绕过耳际,遮掩着面颊,比如阿拉伯女子的面纱。那脸也是瘦的,是旧小说里的那种瓜子脸,按照比例,大约是唐代贵妃杨玉环月盘脸的三分之一。
上海女人在那个时代都是瘦削的。
说到上海女人的瘦,这就又要想起张爱玲,她的那种瘦,好像不曾发育完全,是一个女生的样子。美丽园,胡兰成初次见她,竟不知道怎么办,只觉得天地都不对了。
张爱玲的母亲黄女士,瘦得楚楚可怜。那日从欧洲的船下来,姑姑忍不住道:“那样的瘦,哎……”
那腰身,仿若初春的柳条,一折,会断裂的。
见过张爱玲继母的人,第一印象也是瘦。张爱玲的继母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番,姐姐是盛宣怀家的媳妇。
姐妹两个拍了一张合照。一样的颧骨,一样的嘴唇,一样的腰际,一个巴掌就可以卡住。
中学期间,张爱玲最自卑的,是穿继母的旧袍子。李鸿章家族的后代,怎么就穿起继母的旧衣服来了呢?因为都有盈盈的细腰。
继母过门前,知道张爱玲也是一把骨感的女子,便收拾起自己穿过的旗袍,装了一大箱子,随嫁妆,带了过来。算是示好于张爱玲。
张爱玲委屈。在梦里,因为穿旧衣服,居然哭醒。
那天,站在阳台上看风景,风吹过,父亲一回头,正好看见张爱玲与继母的侧面,道:“你们真像。”说完了,心虚,尴尬地一笑。
张爱玲偏过脸来看,也觉得像,觉得对母亲是一种背叛,赶紧笑笑,走开了。
盛宣怀家的几位小姐也都是瘦,比如一支铅笔,瘦里面有一点子尖刻,一点子哀怜,一折,就碎在那边,再也拼贴不起来了。
法国女人吃不胖,上海女人如斯。晚秋,在张爱玲公寓里的L'Bookcafe做名媛旗袍展。马文是沙龙女主持。每次沙龙活动,她总是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要求女士们务必穿旗袍。
她是黛玉般的身材,宝钗般的圆融,一件薄料子的旗袍穿在那里,曲线分明,是毕加索的炭笔风格。因为她的坚持,她身边的女人都去做了旗袍。她痴迷长跑。国外度假,也当是运动会,天天跑得大汗淋漓。这样,她就一直如高中女生,有抽芽的细嫩、笔直在里面。
那次旗袍展,严仁美女士奉献了宋美龄的居家旗袍。
严仁美是上海总商会会长、通商银行第一任行长严筱舫的女儿,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探望宋美龄,宋美龄送她礼物,旗袍是其中之一。
送旧衣服,算是一个念想。这件旗袍,紫色,暗扣,清清爽爽,不带一点装饰。
宋美龄,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餐,一根西芹,盐水里蘸蘸。一百岁,还口红柳眉旗袍高跟鞋,其身材可以给美国牛仔裤做广告。
席家双胞胎姐妹,父亲席德柄是苏州席家后代,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夫人黄玉珠,天生的美人身段,一件素色旗袍,一张饱满的六角脸,不见一点首饰,却是无敌于天下。
生了七个女儿,也是老天开眼,各个精致美妙。
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更是出水芙蓉,门前追求者无数。
1941年,父母决定送双胞胎姐妹去美国留学。
船未靠岸,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中断,上海的钱,无法到达。姐妹两个去大使馆求救。
大使馆见姐妹两个英语流利,当下给了她们一个工作:教美国大兵华语。
她们伶俐、美丽、娴雅,深得美国军人宠爱。
上海的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联系,以为她们遇难。惶恐担忧中,罹患伤寒症,不治身亡。
战争使席家美女成熟,她们成了坚强乐观的职业女性。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取材自她们。
席与明的旗袍,是她做了少妇时的衣裳,英国料子,极其薄的呢子,黑底,斑斓的花,硕大,灿烂,开满全身。那蜂腰的尺寸,令在场的年轻女模特惊叹不已。
50年代,中国与苏联谈恋爱,上海女子流行列宁装。中性色彩,隆起的垫肩,窄袖,将手臂修饰得更加修长,从胸部开始收腰,到了“S”部位,果断地一刀下去,比如把那里挖去一块,女性的曲线立即乍现。上海女人最会得于无声处露峥嵘,一条丝巾,或者一截蕾丝花边,在领口演绎出一点妩媚。
“文革”中,上海郭家的小姐到北京访问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
四合院的厅堂里,康阿姨见郭家小姐太瘦,有心给她补充营养。问:“想吃什么,说,我给你做。”
郭家小姐道:“想吃西餐。”康阿姨听了一惊,道:“这个可不好办。”
康阿姨还是差遣女儿花了几天的时间准备食材。
约了几个京城里的上海女子。晚宴那天,客人来到康家门前,大冬天的,卸下厚实的大衣,一个个,婀娜的旗袍,玲珑地跨进客厅,笑吟吟一声:“我来啦!”
桌上,味美思葡萄酒,银餐具,水晶杯,蜡烛台。文雅地吃着。
其中一位女子忽然伤感起来。她道:“前些天,在莫斯科餐厅走廊看见张伯驹,手里托了一片面包、一块黄油。很小的一块黄油。大约带回去给潘素。”
听罢,康同璧那边一声叹息。继续,小口喝汤,小心地切下一片牛肉,放进嘴里,细嚼慢咽,然后,啜一口白水……
上海女人吃不胖,因为她们经过文明的训练,懂得了科学的进食方式。
2011年1月,国际饭店,同著名语言艺术家刘广宁同桌午餐。
总经理出面招待,菜肴丰盛。刘广宁出身外交世家。从小爱读张爱玲。张爱玲住在卡尔顿公寓,用“梁京”笔名写《十八春》,在《亦报》上连载。刘广宁一篇篇剪下来,收藏在女孩子的抽屉里。
刘广宁声音华丽甜美,是译配“公主”的首席,或者说是专业户。
但见刘广宁,虾仁一个,烤鸭一片,海参寸段,香菇一朵……
主人说,我们这里的蝴蝶酥绝对不一般。
刘广宁拿起点心,掰下一块,送人口中,看她的动作,譬如看青衣的身段。
主人殷勤劝菜。刘广宁道:“少食多滋味。我外婆一直这样教育我们。”
所以,刘广宁70岁了,还是曼妙。
女贞汤
这些年来,表演艺术家黄宗英多了一句口头禅:“我有老年痴呆症,记得过去的事,记不得现在的事。”她说得很严肃,但没人理会。
黄宗英爱喝一种叫“腌笃鲜”的汤,属于宁波菜系,配料是鲜腿肉、咸腿肉和春笋,放在沙锅里焖煮。而笋是这道菜的灵魂。
去了北京,这汤就喝不着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还没有春笋卖。春天,我特意托人捎去莫干山的鲜笋。
电话里问:“笋收到了没有呀?”
黄宗英道:“没有啊,没有收到你的笋呐。”口气是很坚定的。
我去追问。被询问者很无辜道:“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可能!”
这种事渐多起来,人们才对黄宗英的口头禅认真起来。要紧的事写下来,白纸黑字,传真过去,算是凭证。如此避免了许多冤枉官司。
有段时间,黄宗英热衷于织毛衣,一笔一画,十分努力。初始,以为是消遣,久了,才知道毛衣是还人情的。
书法家黄苗子送了黄宗英一幅字:“归隐书林”,黄宗英以为珍奇,感激得很,无以回报,遂日积月累,编织毛衣,以示心迹。黄宗英的这点风骨,与她晚年的丈夫、翻译家冯亦代一脉相承。
上海时期,冯亦代也算是洋场阔少,然而不纨绔浮华,以傲爽俊逸、仗义疏财著称,有人落难有人缺钱,有人需要疏通关节,都得到过他的接济。那种做派,一如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当年沈从文送丁玲回老家湖南,盘缠就是从邵洵美那里拿的。有地下党一时走不脱,冯亦代拿了银元租了旅馆帮助躲避,还摆酒席招待。
人,都想有棵大树,累了,可以依靠。那时节,人们称冯亦代“二哥”,黄宗英也跟着叫。叫了哥哥,心里就像是有了依托。
“文革”以后,黄宗英失去了赵丹,冯亦代亦失去了安娜。哥哥妹妹亲亲密密做了夫妻。婚后,黄宗英照例称冯亦代为“二哥”。问二哥是否疼爱妹妹,黄宗英斜刺冯亦代一眼道:“他木知木觉拎不清,一天到晚,只晓得看书,写东西。”
黄宗英在电影《家》中扮梅表姐,那种幽深细致的眼光是迷死过几代人的。而黄宗英却是一个转身,走人书房,做起文人来。一手好文章,字亦娟秀,且规矩森严:上午不接电话,不接待客人;中午不赴酒宴;下午小憩之后,会见发过帖子的朋友;晚上没有应酬,因袭着上海洋派人家的做派,唱机上摆一张小夜曲,像是一扇屏风,挡去一点喧哗和琐屑。
回忆起上海,最是牵魂的是音乐学院附近有普希金铜像的那条街,许多约会都是从那儿出发的。
黄宗英在上海住过许多地方,只有一处才是她名副其实的寓所,湖南路8号。一扇花格的铁门,如隔三秋四季。弧形的阳台,草绿花红的小小院落。黄宗英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孩子,周璇的儿子也曾住在这里。
有一年回上海老宅,秦怡等好友各以看家菜谱设下酒宴。一巡一巡,待到辞谢告归时,好好的,一个趔趄,脚就折了,裹厚厚的石膏,坐在沙发上,照样讲笑。
黄宗英说:“我不怕死,我怕活得太长。让人讨厌就不好了。老年痴呆了很没有意思,活得太不好看了,把前面的好看给抹掉了,太冤枉了。”
黄宗英从小迷糊,大了也迷糊。经过南方公司的债务和与周璇遗孤遗产交割的两起诉讼,黄宗英依旧迷糊。她说:“凭良心吧,良心是比较准确的。”
1995年,与黄宗英一起晚餐,有过的一段问答:
———山坡上有一颗开满白花的树,你希望树底下有什么?
———有我。———有人送你一只箱子,你希望箱子里有什么?
———时间。———时间是什么?———像烟,没有踪迹。
前些年,冯亦代过世,黄宗英便回了上海,住进了华东医院。一墙之隔便是胡兰成、张爱玲故事的发生地美丽园,这就想起了那一段倾城的乱世姻缘。
黄宗英住在那里,比如《游园惊梦》,花魂花精出没其间。
白天,她被轮椅推去理疗室。窗子旁,挑一副粉色的哑铃,初秋的阳光照进来,在她脸庞上描出了一层细致的线条。细一看,“呀”的一声,果真还是当年的那个甜妞。
以为她就这样老去了。一日,惊喜地看到她开始写专栏,字很少,也就五六百字,写的是人生的小风景。只有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才读得出里面的山水。
她用这样的方式继续熬煮着人生的那锅好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