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外婆的旗袍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上海引领着中国服饰变化的潮流。上世纪20年代,融合了中西风格的现代旗袍在上海兴起,并凭借着发达的出版业、电影业传播到全中国,进而被选入民国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而成为“国服”。旗袍样式的出现最初是为了与男子的长衫并驾齐驱,以表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一位90岁阿婆通过其珍藏了几十年的旗袍回溯了旗袍的兴衰与沉浮,讲述了旗袍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9年12月12日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旗袍秀,模特穿的旗袍都是上世纪的产品,至少有半个多世纪,而旗袍的原主人也至少是外婆的年龄。
一位模特身穿王明霞女士在婚宴上所穿的旗袍亮相。王明霞老人今年90岁,1943年,她穿着这件旗袍走进了婚礼的殿堂。这是一件用真丝织锦缎为面料的旗袍,整件旗袍颜色协调,高贵精致却不显奢华,穿在身上具有一种含蓄的大家风范。
王明霞说,结婚时的旗袍当时是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的,全是用手工一针一针缝制,一件旗袍要做两天。
王明霞老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那时正是现代旗袍在上海兴起的年代。所以她说从进小学起,就都要穿旗袍的。
旗袍盛行缘于男女平等
旗袍,顾名思义,原本是指满族旗人的袍子。满族人入主中原300年,满族人的服装也推行了300年。但满族的女装并没有在汉人中推行,汉族妇女穿着的还是上下两截式的服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满族人的服装———旗袍,为什么没有被摒弃,反而会流行起来了呢?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答案是:“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原来这和当时一些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潮有关。当时穿上下一体长衫的只有男性,因此一些女性也身穿长衫似的旗袍作为追求男女平等的成果,当时的这种旗袍还没有后来的收腰等剪裁方式。
1925年左右,上海一些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学生,在旗袍和文明新装的基础上带入了西式裙装的元素,剪裁上模仿西式的收腰、打褶,凸显女性的特点,旗袍的样式变得多样起来。
新女性们希望借此表现尊重人的新观念。她们用旗袍来表达解放身体、表现身体的服饰,把旗袍作为中国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成果。
不过这样的旗袍给那些所谓的传统中国男人的冲击似乎不小。《子夜》中刚刚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吴老太爷,就因为看了穿着这种旗袍的女人而受到极大刺激,最后竟然一命呜呼了。
但是旗袍并没有因为引起了部分男人的反感而停止发展,反而在时代推动下开始往自己灿烂的顶峰攀登。
主流社会给予这种既传统又开放,既古典又现代的服装以极高的评价。1929年,南京民国政府制定《服制条例》时,规定了女子的礼服是袄裙和旗袍。旗袍终于被确定为中国女性的“国服”,登上了大雅之堂。由此,旗袍主宰中国女性的服装样式长达数十年。
上海旗袍引领时尚潮流
旗袍用料讲究,色彩鲜艳复杂。在瑰丽鲜艳的色彩中,有一种颜色的旗袍受到很多人的喜欢,那就是蓝色。
王明霞老人就欢喜蓝颜色。她说:“我不欢喜小花形颜色很鲜艳的那种,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穿蓝布旗袍,但是蓝布旗袍也可以做得漂亮一点,不是单纯的一件蓝布旗袍,比如是淡蓝的,可以旁边配一条深的滚边。”
这种蓝色也曾经象征着进步与革命。《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红岩》中的江姐,都是一袭蓝色旗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年上海旗袍被发达的出版业和电影业裹挟着向全国辐射,成为全国服装流行的源头。有一顺口溜说明了当年上海旗袍的流行之快、影响之大:“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
连海外回来的好莱坞影星也要步上海旗袍的后尘。当时美国好莱坞华裔影星黄柳霜来到上海,她走进国际饭店时还是一身洋装,而走出国际饭店时,已经换上了时下最流行的旗袍,东方之妩媚和西方之韵味集于一身,令众多影迷为之倾倒。
上世纪3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年代,也是月份牌广告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的月份牌大多是美女着旗袍,这些美女身形丰腴,体态圆润,彰显了旗袍的韵味和魅力。尽管月份牌的初衷是做商品广告,但是很多时尚女性对其中的商品并不感兴趣,而对月份牌上的旗袍样式情有独钟。她们请来裁缝师傅如法炮制,把流行揽到自己身上。
美国著名服装专家肖佛尔看到旗袍后对中国的服装做了以下总结:“中国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样式是更多地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优雅而腼腆,这比华丽、辉煌的服装更有魅力。”
中国旗袍惊艳世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硝烟遮盖了旗袍的光芒,也把中国推入到世界反法西斯的联盟中,成为重要的一员。中国特色的旗袍也开始出现在西方的视野里。
1943年,宋美龄赴美访问,身着一袭黑色旗袍,以其从容而开朗的谈吐、内敛而雍容的气度,赢得了美国国会山听众热烈的掌声。而她那身端庄优雅的旗袍,完美表达了中国女性的气度,更是在美国的时尚舞台上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
1945年6月,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一位身穿旗袍的东方女性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她叫吴贻芳,著名教育家,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当时,中国派出了7人代表团,吴贻芳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王明霞老人正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金陵女大原本在南京,1937年底南京沦陷,金陵女大被迫将全校一分为三,分别在武汉,成都和上海三地办学,直到抗战胜利。金陵女大的体育系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是赫赫有名的,王明霞就读的就是金陵女大体育系。她每天上课骑脚踏车,车后一个大包,包里要放旗袍、长裤和游泳衣。她说上体育课时要穿长裤,上英语课时必须要换上旗袍。
尽管旗袍以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开始,但终究因其样式的局限而让王明霞这样的女性感到受束缚。解放后,随着更多妇女走出家庭,走上劳动岗位,旗袍就被更多的女性脱下放入箱底或改作其他样式的衣裳。
情结依旧风光不再在上海庆祝国庆10周年的庆典上,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一位仪态万方、光彩照人的新时代女性身着旗袍款款而行。游行队伍中也有身着旗袍的妇女队列,但无论如何,已经不再是广大妇女的主流服装样式了。
但是,仍有一位女性,悄无声息地坚持着她身上的一以贯之的服装样式,提醒着人们,在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风光无限的服装,她就是宋庆龄。
文革扫“四旧”,把旗袍也作为“四旧”扫进了冷宫。直到改革开放,很多人回首一望,那旗袍的风姿绰约又让人怦然心动,于是上海街头又有身着旗袍的丽人款款而行了。
一部《花样年华》,让多少人再次感受到旗袍的独特韵味,也引领着很多爱美女性的旗袍情结。之后,每每有讲述老上海故事的影片,就会一次次地拨动人们的旗袍情怀。
正当人们以为旗袍之风又将席卷而来时,却发现起于青萍的只是涟漪,并没有涤荡街头,更没有风靡都市。反而,旗袍越来越只现身于典礼、仪式,或成为楼堂馆所迎宾小姐的制服。
旗袍离我们渐行渐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旗袍这种服装形式已经不适应今天我们挤公交车、骑自行车、赶地铁这样的快节奏生活。而且,旗袍也成了很多年轻女性望而生畏的服装样式,因为其最能显示女性的形体曲线,胖一分或瘦一分都会显露无遗。在今天以胖为丑的观念主导下,不敢穿旗袍成为了一种普遍心态。加上旗袍对穿着者的举止仪态也有很高的要求,要娴静庄重,这也使活泼好动、习惯了无拘无束的年轻女性们对它敬而远之。
然而,旗袍仍然是上海女人心中的一个情结。一批批到了外婆年龄的妇女,欣然穿上旗袍,来圆自己的旗袍梦。
如今60岁左右的女性,很多人都认为自己错过了穿衣打扮的年纪:共和国经济困难时期和政治动荡时期,正是她们最好的穿衣打扮年纪。既然“昨日之日不可留”,那就“今天之日不烦忧”吧。赶紧脱下那穿了大半辈的、抹杀个性的职业装,要穿出一个吸引眼球的自我来。但韶华已逝不可追,能够适合自己穿着的样式实在不多。而旗袍正是外婆年岁的女性们最好的选择。
王明霞再也不穿旗袍了。因为她喜欢运动,喜欢健身,耄耋之年的老人身上焕发的仍然是当年金陵女大的体育精神。因而她把珍藏的结婚旗袍交给了旗袍的收藏机构,让过去的美丽继续延伸。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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