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从李济的被聘看清华国学院架构

从李济的被聘看清华国学院架构

按照凡是风行的说法，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四大”没错，但觉得整个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共四位那就错了。清华国学院终其生平，称为导师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陈、赵“四大”，第五位就是清华身世、后来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黉舍国学研究院筹备处叫锣开张。此前，因倡导白话文而暴得台甫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收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觉得然，首先礼聘由清华身世、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的一代名人、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一一礼聘。很快，在学界申较着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接踵被聘为教授。这就是昔时令全国学界为之震动，被儿女广为传布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礼聘“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竭尽全力，其中一个被儿女广为称道的光鲜特点是正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惟、学问博大精湛，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巨匠。年青的陈寅恪出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得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竣是为求知而念书。昔时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健旺，为平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骏马中的“赤兔”，其学问之广博精湛，已达出神进化之奇境。良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伤地说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Cambridge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今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单学问赅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奥秘卖淫之糊口实况，又欧美男女迟婚、不得嫁之疾苦及流弊，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叫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生平的为酬报学与人格操行，此话当是处于真心仰慕之情而发之。

　　至于这“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的称号，不是我们自诌，这其实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斯说，第一次碰头也是如斯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斯称号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张仲述即昔时与赵元任、胡适等人一同赴美留学的张彭春，属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开大学开办者张伯苓胞弟，时任清华黉舍教务长。赵元任到清华做教授，主如果张的举荐，而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与王、梁二位导师的荐举。

　　杨步伟所说，是李济进清华之前的事，当李氏进主国学院之后就成为五位导师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入书房从一个表叔起头念“盘古首出，六合初分”之类的古书。据李济的学生、闻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他那表叔，是一个老秀才，最喜好打闷棍，所以他（李济）此刻虽说记不清晰得了他几多的教育的益处，却记得那头上发了几回块垒。”这些故事是昔时李济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告诉张的，张听后感受很好笑，但又不否认是一种事实存在。1907年，李济随时为小京官的父亲进进北京两个闻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念书，14岁考进清华书院。关于这一人生转折，用李济后来的话说“等到清华招考的时辰（也就是宣统二年），虽说有良多人不愿意送后辈进洋书院，但也有一部门人送他们的后辈往考，而我就是一个，而且我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进清华仍是在前清的时辰。进了清华半年，暑假今后就碰着了辛亥革命。虽说政治上起了变更，清华并未停课，秋天我仍然进了黉舍。”

　　到了1918年，即一个叫列宁的世界级政治人物率领俄国工人“一声炮响”篡夺政权之后，突然受到一个叫卡普兰的女特务刺杀，差点丢了人命的那一年（见苏联片子《列宁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竣事（11月）的那一年。李济竣事了八年的清华进修糊口，以官费生的身份，悄然无声地往了西方属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起头“出洋”生活生计。1923年，李济凝集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之形成：一小我类学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按照111个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质，从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成长，十大姓氏的发源与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综合出中国民族的五种主要成分，堪称对中国民族的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所应用的体例和材料，一向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配合效仿的标杆而经久不衰。也就是这部著作的问民，使年仅27岁的李济荣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荣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离去了风光秀丽的查尔斯河畔与浸润着自己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回国的途程。未久，受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佛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挖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所作的最早进献，毕士博由北京的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进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1925年头，李济辞却南开大学教职，加进毕士博等人的行列，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允合作”，操纵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闻名的“殷墟第二、三次挖掘的资金题目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根本。

　　就在李济加进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叫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辉煌前景，建议李济往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伴侣梁启超，二人配合出头签字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曹一听李济的履历和名声，当即抉择礼聘。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发布研究院教人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告退，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主任：吴宓。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斯精简精悍的教人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奖饰，向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阐述：“一校之中实施教授之人多，而名为治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就必可观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以至成了今日百年校庆向世人揭示的尴尬模样。

　　——摘自《东方早报》作者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