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现在是来往于长沙广州两个“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候鸟”，有些网友知道，有的表示“羡慕”。
我这辈子的生活经历与大多数人可能不同。
1961年至1965年，我就读于座落长沙县的一间部属中专。明明是一间理工科学校，我却无事生非，模拟文学界人士搞了个墙报（刊）。还与长沙十二中，一中同时办墙报（刊）的前学友“互动”。异校征文发稿，飘飘然做起了“编辑”和“撰稿人”，且自我感觉良好。1964年在“某某经验”指导下的“四清运动”（大中专大约是内部四清）中，学校领导发现我们的墙报，特别是我的小文章文风“反动”，经一年多的批判帮助，准予毕业，但分配时则由“部属”（即现在的“央企”）下放到广州的“地方”企业。
母亲不知从哪儿听到“少不入广，老不入川”的“流言”，觉得此去凶多吉少，到车站用眼泪将我送走，从此变成了每年12天的“母子会”。和现在的农民工颇为相似。（劳动强度和体制内外有别，故说“相似”）
“文革”开始，我恶习难改，写了几张颇为尖锐，尖酸，甚至尖刻的大字报。（真是年少无知，发宝气！）停止大串联后，又以办公桌为床（其时我住在办公室用文件柜隔成的一个小空间）接待了几批长沙知青学友，（其中的一名回湘后进了“局子”，其单位两次派人到我单位调查与我的关系。四人帮垮台后，该同学彻底平反。）。1968年7月的“两个布告”后，我被许多大字报质疑与湖南某群众组织有染，哄了一阵，查无实据。最后是光荣下放广东农村的五七干校，务农一年后就地务工，1979年底才调回广州市。
在农村的11年，我既没勇气在当地寻觅配偶，更没资格在广州市成就佳缘，幸亏热心人介绍在长沙找到了现在的老伴，一个招工回城的知青。
父母相继亡故，我从原来的“母子会”变成了“七夕会”。
为了实现全家团圆，我努力创造条件：（但不懂走“水路”和“潜规则”。）一是参加成人高考，二是拼力学习，拼命工作，希望自己的行政职务或技术职称早日达到准迁家属的条件。经过7年力拼，到1987年初，条件似乎具备，不意突患绝症。心想，如果妻女来穗尚未站稳，我就“走”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如何适应？只好继续享受“牛郎织女”待遇。
一年，二年，三年......我竟然老不死。拖到1998年全家才终于团聚。这是靠我的幸而不死，靠老伴幸而退休实现的。不过这时，“老公”“老婆”已蜕变为“老公公”“老婆婆”。此前的20多年，或鳏或寡，我们都谨守“周公之礼”，从未“跑偏”。女儿虽生活在准单亲家庭，也与同期双亲家庭子女无异。当然，这里也有亲友，学友，工友，农友，知（青）友，网友不断的精神鼓励。
幸乎？不幸乎？羡慕？不羡慕？
1965年到1998年的33年单身或准单身生活，锻炼了我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哪怕在生病尚未退休的十多年间，我也能将公务，私务一肩挑，厂务，家务一脚踢，养病养命，养生养老自行搞定。化疗热疗，药疗食疗独立支撑。
幸乎？不幸乎？自豪？不自豪？
跨世纪以来，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长沙和广州的各半个家已变成两个家。我们可以任由来往，变成自主挑选环境气候的“候鸟”。我们尽情享受着快乐的“候鸟”生活！长沙是老伴的户籍地，广州是我的户籍地，两地均有“家”的感觉。有人建议将户籍迁到一处，我觉得似无必要了。留下这草根家庭的历史印记，怕是十分有趣的。
一切成了既往，人生之戏不可能重新排演。
活下来就是幸福！写下来就是快乐！ | 
发表于 2011-2-27 23:08
| 
发表于 2011-3-2 20: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