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
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
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
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
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
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