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老师
我没有进过学校,我讲的音乐老师是工人合唱团的音乐老师。他姓曾,我不忍提起他的名字。小时候我崇敬很多人,曾老师就是一个。他是音乐家。不过等到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靠制作人类骨骼标本为生的人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很喜欢唱歌演戏的,参加过省工人合唱团这类的组织,曾老师作为音乐家,常常来辅导我们。他有名,人也精致,又正好有几支歌被我们满崇拜地唱着。所以他就是大人物。后来晓得他还是一个进步音乐工作者,地下的时候写过骂反动派的歌,组织过迎接解放的群众活动;土改中有支歌鼓舞过千千万万闹翻身的农民。这就更坚定了我对他的敬意。
我不懂音乐,只是爱唱歌。跟我在同一合唱团的师兄好象比我懂,晚上在宿舍里夸他哪段过门写得好,哪段和声配得好,随口就哩哩弄弄地哼。我觉得挺带劲。于是也试图去发掘他的音乐的精妙处,好去奉承他,好去充内行,跟他交个朋友。可是我没成功。我能说的人家都说了,是人家说了才学舌的,所以讨不得他半句话。
每当他来,我尽量突出我的音乐天才以求他另眼相看,求他引我为知音。谁知他根本不理我,这就使他更显得高大,更值得我攀附。有一次他走出工人合唱团的活动室,潇洒多姿的呢大衣从我脸上拂过去,那感受就跟成年后女朋友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去一样。我多少有点委屈,恨他不识人才。直到今天,在认真回忆他的此刻,才想到怪不得他。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艺术家,怎么会把一个自命不凡的小鬼放在眼里呢。
他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话不多。走起路来看得出急躁,总是一脚碰在凳脚上一头砸在门框上。当时的省工人合唱团素质还不错,他很是乐意来辅导的。只在他指挥我们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微笑,只在他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才觉得他是可亲的。他总是要求我们唱出力量唱出希望,要把新中国的朝气唱出来。
有一次他终于注意到我了。我在大合唱时唱得出人头地。演出完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合唱不是独唱,要服从于整体,不能突出个人,要通过群体来表现。说完他就走了。临走时他把大衣往身上一披,那风度,那派头,令我几十年梦寐求之一件相同的大衣而不得。如今我买得起一件大衣了,可已失去配得上它的风采。背驼了顶秃了,终此生不打算穿那样神气的大衣了。
后来离开了工人合唱团。我想是在那每天晚上要开两个会的岁月,是在那不开会就加班的岁月。当然把他忘了。这时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也不象早先的那样诚挚、热烈。所有的文化活动慢慢带上一层曖眛色彩。就是不加班不开会,我也会知趣不再参加。
一九五六年夏天,有人送我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记得是一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妹子。我这才知道他原来可以指挥庞大的乐团。曲目单上介绍他还喝过海水,在巴黎先学舞蹈后学音乐,这使我觉得原先对他的崇拜还是稚气十足的。他一出场,我就向旁边的女朋友炫耀我早就认识他,还跟他说过话。我虚构了我和他促膝交谈的场面。我的女朋友马上把脸蛋兴奋得更加圆滚了些。透明的天幕深远而魅惑,音乐使我忘记了身边那样可爱的人。我终场沉浸在有些惆怅又有些亢奋的情绪里。我觉得他给我的启发是不止于美感的。
以后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以后有人用矿石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他的作品在维也纳演奏。在维也纳!吓死人的。我们只敢悄悄地传。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热忱关心这些事了。
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是站在城外的一座荒丘上举着一把半损的锄头。这把锄头不知怎么地卡进一口棺材的缝隙里了。我撬了几撬,立即冲出令人作呕的恶臭。近旁的土夫子们掩鼻跑开。最大惊小怪的是女夫子们,她们把锄头扁担一撂边跑边叫:“唉哟,我都要晕了!”土方队长(也就是包工头)贺驼子走过来,在一个从他身边跑开去的女人屁股上拍了一掌。“叫什么,比你男人狐狸骚还难闻呐!”他近前棺材看了看,说到:“把酒癫子喊来,等他来收拾。”那口吻特别权威。
不等人去喊,叫酒癫子的人已经闻风来了。他饶有兴趣地绕棺三匝,同时请几个夫子(也包括我)帮忙把棺材挖出来。我一眼认出来此人就是曾老师。一点没有惊诧,他落到这步田地我马上就有一个解释。我已认识不少落魄读书人。那件曾使我羡慕不已的大衣如今残败失色,金丝眼镜有一边是用麻绳挂在耳后的。胡须很长,一副邋遢像。还有用袖口拭口水这样算不得文雅的动作。这回应该有机会真正跟他促膝谈心了。但我没有急功近利仓促去攀交情,只是替他卖命地挖;当然也纳闷他对死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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