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善村(二十四)
1941年8月，父亲随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返回昆明，到昆明后，父亲除在西南联大当助教外，还去了当时的昆华中学（今昆明一中）兼课。战时昆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感到手头拮据，闻一多也去了昆华中学兼课，当然他的薪俸高些。就连西南联大的学生课余都去打工，男的跑跑邮差，女生到医院当看护，都想弄几个钱来维持生活。当时联大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上课的时间改在上午的七时至十时，下午四时到晚上七时，这中间的五个小时就好去兼课。
父亲通过他北大一同学的关系，给母亲在昆明附近的安宁县电工器材厂找了份工作，那同学的夫人在安宁钢铁厂工作，电工器材厂就在钢铁厂附近，那位夫人认识电工器材厂的人，所以将母亲介绍到电工器材厂的医务室。于是母亲在1942年3月辞去了第五保育院的工作，只身来到昆明与父亲团聚。 母亲到昆明后，父亲在昆明报纸上刊登与母亲的结婚启事，母亲22岁，父亲27岁。
之前，他们在重庆的报纸上刊登过订婚启事。在那个年代，结婚只需登报声明就行了，无需办结婚证，办结婚酒这套繁琐事。
虽说结婚了，但父亲在西南联大无住房，他从叙永回昆明后，先住在联大校内，他那一间房里住上三位助教，有一姓宋的外号叫国王，是中文系的助教，另一位也是物理系的助教。
母亲住在安宁电工器材厂，这是一所军工厂，专门生产军用电话及器材的，母亲在工厂医务室工作。 安宁离昆明有五六十里远，有窄轨小火车通昆明，母亲只星期天才能坐火车来昆明看父亲。母亲回忆到，从安宁坐小火车到昆明有六七个站，小火车常人满为患，当地老百姓身上都长有虱子，在火车上稍微身子挨擦一下，虱子就沾上身了，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脱衣抓虱子，免得将虱子带进屋里。
这条昆明至安宁的窄轨铁路轨距只一米宽，也叫米轨铁路，客车厢也只现在的车厢一半大，有五十多个座位，每边两座位。这条铁路是战时国民政府于1941年修通的，当时是准备修到缅甸的仰光。这条铁路的器材来源于滇越铁路，滇越铁路是上世纪初由法国人从昆明修到河内的一条窄轨铁路，云南十八怪的第一怪——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就是指的这条滇越铁路。日本占领越南后，中国怕日寇利用这条铁路打进云南来，就拆掉中越边境河口以北的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轨，打算利用拆下来的铁轨修条到缅甸的窄轨铁路，昆明至安宁这段是1941年10月建成通车。1942年日本人也占领了缅甸，这条滇缅铁路也就无法再建了，这是后话了。
1942年秋，父亲被指派到北大理科研究所给吴大猷教授当助教。我曾在新至善村（三）中简要的提到过父亲在西南联大时给吴大猷教授当助教一事，关于这段经历，父亲在1956年入党自传的底稿中留下这样的话，“吴大猷先生是广东人，1934年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教过我的书。抗战时他仍任北大教授，1943年我们同在北大理科研究所做研究，同住在研究所里，来往很密切，抗战胜利后，他和他的爱人（阮冠世）去了美国。”
百度是这样介绍吴大猷教授的，“吴大猷（1907—2000）生于广东番禺县，南开大学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抗战胜利后赴美，历任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197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83—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吴大猷教授也是饒毓泰先生在南开得意弟子，吴教授1929年南开毕业后，留在南开当物理教师，1931年去美国留学，1934年从美国回来就去了北大理学院物理系，吴教授对量子力学有很深的造诣，所以父亲说，吴教过他的书。
在昆明，父亲又和吴大猷教授在一起了，不过身份是由学生换成了助教。当时，北大在西南联大成立了理科研究所和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由吴大猷教授负责。北大理科研究所建在昆明北郊长虫山东麓的岗头村，父亲也就从昆明市内的联大校舍搬到岗头村的理科研究所里住了。当时。吴教授和一批西南联大的教授那时也住在岗头村里，岗头村离昆明市内的西南联大校舍有十余里，步行去联大上课要一个多小时，为什么他们要住那么远？是为了躲日本飞机的轰炸，1940年，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轰炸。为了联大教授们的安全，北大就在昆明北郊的岗头村建了几栋土屋给北大校长蒋梦麟和七八位教授住，住在那里的教授有饶毓泰、吴大猷、陈省身等，每位教授包括家小只能住一间房。
北大物理系从北京南迁时带了台光学仪器——分光仪，因铁制座子太重就只带走了关键部位的三棱镜，吴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见到这台三棱镜，很高兴，他的研究所正好要做科学研究，吴教授便托人从美国买来一盏低压汞弧灯，这台三棱镜没底座，他们就动手用砖墩和木架子来代替，拼装了一套色谱仪。实验室没地方，就将吴教授的隔壁房间权当实验室，实验室的另一边的就住着我的父亲，父亲那间房就更小了，但总算有单个住的房间了，可接待我母亲。这栋土屋就只住了吴教授一家和我父亲，还有一间实验室，这就是北大的理科研究所。所以，父亲在自传中写到与吴“同住研究所内，来往密切”指的就是这事。
吴教授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实验室里，用这台拼装的色谱仪，带着我父亲做起了光学实验，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的学术研究。
岗头村距昆明市内较远，但可乘马车去市里，母亲来看我的父亲时，都是星期六下午从安宁乘火车来昆明，下了火车有时就坐马车到岗头村，天就黑了。父亲已经做好了饭菜等我母亲来，父亲一般是买上一斤肉来做菜。
母亲初次来岗头村时，饶毓泰教授闻讯来实验室看我母亲，父亲拿出桔子来招待并作了介绍，饶将桔子掰开，分一半递给我母亲。然后，父亲带我母亲去拜访吴大猷教授，吴教授也是广东人，就用广东话与我母亲拉起了家常，吴的夫人阮冠世女士是天津富家小姐，也是南开毕业的，比吴低三届，是吴教授的学妹。但一直患肺结核病，动一下就出气不赢，什么家务都做不了，整天得躺在床上，阮因这病不能生育，他们家中无小孩。吴夫人见我母亲是搞医务的，请我母亲下次来时給带点专用的漱口水、消毒水、酒精之类的常用药，母亲都照办了。
母亲说吴教授很平易近人，不摆大教授派头，吴教授包揽了家中全部家务，会做一手好饭菜，他告诉我母亲怎样用面粉和白萝卜做成萝卜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时，我吃过我母亲做过的萝卜糕，味道不错，这手艺就是吴教授教给她的。吴教授还在房前屋后种了不少的南瓜，南瓜只要长到拳头大小，吴教授就摘来吃，还将这小南瓜送给我父母吃，母亲不解，问为什么不留它长大再吃？吴教授说，要等它们长大得等两三个月，眼下我就可吃到，摘了它又结，可连续的吃下去，这些小南瓜的总量会超过大南瓜的，这是最大限度的收获。吴教授的这番话，使母亲很佩服，到底是做大学问的，脑袋瓜子灵活得很，连南瓜的采摘都考虑得如此周到，如去做生意，岂不赚大钱？
我母亲是到岗头村父亲这里休星期天的，她见到岗头村的这些教授们星期天常去吴教授家聚会，吴教授是好客的，在吴家他们无拘无束的畅谈，在他家打桥牌，还喜欢在他家里挥毫泼墨，写些诗词，把写好的字幅贴在墙上，相互点评，如同古时的文人骚客般。
父亲给吴教授当助教，也是实验室的助手，就是用那台拼装的色谱仪做实验，这台色谱仪能产生炫目的强光和大量的紫外线，父亲因长时间接触，面孔和双手裸露的部分的皮肤都被紫外线照射成黝黑色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是没有防护用品的。母亲还说，实验室里一个小铁箱里还装有外国科学家送给北大的一点点镭。镭的放射性极强，需用铅盒盛着才能防止放射性泄露，实验室里的那个盛镭的铁箱应该是铅盒，母亲那时可能没弄懂。
父亲在北大理科研究所当助教的两年期间也比较辛苦，除做实验外，还要帮着做些其他的杂事，到昆明市内的联大校舍跑腿的事少不了他，他曾在师院物理系对身边的助教们说过，现在的助教比起解放前大学的助教好过多了，这话意味深长。
父亲在给吴教授当助教受益匪浅，他的量子力学就是吴教授传教的，他从饶、吴两教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如讲课与实验并重，以提高教学质量的大学教学方法。解放后，父亲在湖南师范学院当教务长，在西南联大学到的这些都能用的上。
附：胡適先生在他晚年时曾提到过饶毓泰，他说“我常向人說，我是一个对物理學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四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個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個是曾与李政道、楊振宁合作实验『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饶毓泰的学生，楊振宁、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学生。排行起來，饶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 
发表于 2011-4-19 15:12
| 
发表于 2011-4-20 2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