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印象（三）食堂兴衰
我们到达的浩塘时候，全村没有一间新屋。而唯独在进村口的地方，矗立着一栋崭新的祠堂。后来村民告诉我说，这是六〇年“苦日子”后，由全村集资刚刚修建起来准备供奉祖先牌位的。可是因为公社的干预，不许封建宗族的迷信活动死灰复燃，这才做了全村四个生产队存放石灰的仓库。不曾料想的是，后来这里没有住上蒋家的列祖列宗，竟然给成为了我们这几个游神安营扎寨的住所。
我们一行十人，四男六女开始就借住在牛德的房子里。进门的中间已经摆上两张方桌，八条板凳。便是我们的餐厅兼议事厅了。三开间的左边，安置办已经帮我们买回来农具和大鼎锅、水桶、水缸…..。右边原来关牛的地方，于是成为我们四条“公牛”的寝室。餐厅后面的有两张门，一张是后门，可以直通室外，另一边的门后，是楼梯，沿着笨重的木板梯子爬上去，就是六个女知青的宿舍。原来腐朽的栏杆已经换过了，光溜溜的，显出和楼梯楼板古旧的木头不同的色泽来。
晚上生产队为我们举行了欢迎的宴席，全队的男劳力都来了，除了我们几位女知青，就不见一个女人，原来在这里女人是没有资格上桌的。第一道菜是鹅肉煮黄豆，这是我从来未曾吃过的，当然以后也没有吃过。还有几盆几钵，我都记不得了。只是口味全无，回到住所，打开背包就睡觉了，呼吸着满屋牛粪的味道，这一夜居然也无梦。
第二天，我的任务是布置我们的会议室。也不知是谁带来一张毛主席的画像，当然安放在正中村民搁置神龛的位置，只记得画上他老人家穿着白衬衫，手里还拿着一顶草帽。画边还有郭沫若的题诗；“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昆仑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两边我贴上的豪气冲天对联；“脚踏污泥心忧天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旁边木壁上，四张大红纸红彤彤地，贴着我们小组自己制定的纪律。一个阴暗潮湿的牛栏，居然也立即蓬荜生辉了。只是看着郭沫若的“摇尾唱歌”，怎么也乐不起来。
接着我就开始改善我们的住房条件。先把地面的牛屎层铲去，再就是刷墙壁。队里多的就是石灰，但是，谁知那满是烟尘的墙壁光溜溜地，石灰水都刷不上，粘不住，一遍一遍地刷，依然仍旧透出青灰的颜色。
“肥是农家宝”。队里派了几个人砍来几大捆茅草，在屋外帮我们盖了间猪舍，接着又在院子的隙地挖了个坑，中间用木板隔开，算是男女厕所了。可是当你在这边方便的时候，那边“刷刷刷”的声音却清清楚楚地传过来，真是十分尴尬。不久女知青便采取回避的策略，把她们的“农家宝”白白地送到村民的厕所去了。而我们几个男的，往往刚刚拉完的，不一会就不见了。原来我们的坑挖得太浅，只要我们一转身，就被闻“香”而来的狗跳下去吃了个干干净净。
和其他村子没有什么不同，浩塘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每当女人们给孩子把屎之后，便高声唤道：“狗子，咧咧咧…….”，只见狗子飞奔而来，等它们把地上的粪便抢食完，那女人便翘起孩子的屁股，让狗伸出舌头舔得干干净净。这对于我们从长沙来的人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惊讶了半天。我们想，要是这样的话，就怕遇见一条饥不择食的，一口咬下“那话儿”，不是活生生变成了个“太监”。
那时候，村里人上厕所是从来不用纸张的，随手捡起一块瓦片，或者茅檐上扯根茅草扎成草把，揩了屁股便走。今天，看到满街散发广告的人，我想那时候我如果也有这样一份工作，我一定偷偷地带上一叠回来。
所幸是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开始，他老人家的著作也没有被尊奉为“宝书”的地步，于是也连同我带来的泰戈尔，雪莱，朱自清们，都在我离开的时候，便由我们同组小青年——何生，一张张扔进了茅坑。十多年后，他才最后一个告别浩塘。因为家里穷，只有一个做裁缝的老父亲，根本就无法接济他。他会做针线活，特别爱干净，衣服被褥总是洗得很入帖。可是偏偏连理发和牙膏都没有钱买。他吃了最多的苦。
我们的安置费是二百四十元。除去来时旅途的车票，和统一购买的床，桌子，农具和蓑衣斗笠，剩下的十个月，就只每个月每人九块钱作为生活费。零用钱是没有的，全靠长沙父母的接济。除去到粮站购买每个人每月三十五斤米，（油也是不供应的）。还要购置食堂的用具和坛坛罐罐等杂物。我们从生活费里挤出钱来卖了两头小猪。可是谁也不曾料想到，这里的猪野性十足，根本就关不住，两尺高的围栏，一个纵身就越过来，跑到村后的林子里去了，发动全组的人去抓，每次都无功而返。它身手敏捷，逃窜起来，你无法追及。有一回看见它，我来一个猛扑，好不容易逮住了它的后脚，谁知它反身一口咬住我的手，吓得我一身冷汗。急急忙放手，开让它活活地跑了。几天之后，村民告诉我它一直在林子里转悠。我只是担心它成为野物的食粮。因为在我们平整自留地的时候，就看见过菜碗一样大的梅花脚印，那模样不是豹子，就是华南虎的足迹。也就在这片的林子里，我看见地上有干涩的粪便，扒开一看，里面有动物的毛。实在无计可施，我们只好采取最后的手段，终于请村里的猎人，用鸟铳结束了它的生命。创造了第一个新闻。
后来听白水的知青们说，他们组里一只还没有劁过的小母猪，也一样跑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抓回来，却带回了一肚子野猪猪崽。这故事比起我们还要有趣得多！
一九六四年，“最高指示”这一专用名词并没有发明创造出来。我们执行的是“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后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本质上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社员们对“大有作为”的我们还是非常友善的。
浩塘村后有一片风水林，村规民约的规定是，任何人不许进去放牛割草。更不要说是砍伐了。但是为了让我们备足过冬的柴火，让我们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一坡的栎树，都有一人合抱粗细，都被我们挨个剃了光头，变成一担一担柴火挑进了我们食堂，几乎堆到挨着楼板了。
那时，我们推举了建猷担任炊事员。她在女知青中，年龄是最大的一个，高中毕业也有一两年了。因为出身不好，既没有升学，也没有能够就业。她很能干，也会持家，处处精打细算，规定我们每餐每人只许吃一碗饭。但是何生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抱回来一只小狗，坚持一定要喂它一碗。我们也只好随他。虽然饭不够吃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忍受着饥肠辘辘，却从来没有谁往自己的碗里多装几粒饭，也没有因为多吃一口而争吵过。往往装到最后剩下的锅巴，都让给了何生，因为都知道他年纪小，家里又没有资助，况且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我在赶闹子（赶集）的时候，买回了两百斤红薯，那时候才一块八毛钱一担，于是，我们的早餐便顿顿吃一大碗红薯，管饱吃。谁知几个月下来，女孩子们个个面色红润，都发胖了。男知青却个个日渐消瘦。到今天，无论某些营养学家，如何大力鼓吹红薯抗癌，如何提高免疫力，使红薯身价百倍。但是我一闻到那气味，便只想吐。
两个月下来，我们小组是屋有余柴，瓮有余米，栏有肥猪，坛坛罐罐有咸菜……。公社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现场会，大力推广我们的浩塘经验了。说起来还真有几分得意呢！
时间渐渐地进入深冬。我的棉絮是临下乡时候，街道上补助的棉花票买的再生棉被，不到两个月，脚下便被我蹬出一个大洞来。为了御寒，我们从队里拿回几捆稻草，垫在床单下面。可是谁也不曾想到，那稻草上的秕谷，却引来了饥饿的老鼠，随之跳蚤也来了，我的蚊帐被咬了一个大洞，老鼠就在被窝上乱窜，半夜里常常发现腿上有东西在爬，掀开被子，那些小虫子便一蹦，跳着逃走了。曹伶就最怕这些东西，一条蚂蟥都可以吓得她跳到田埂上去。于是，她弄来了好多“六六六”杀虫粉末，密密地洒在床底的稻草上，睡在那种剧毒的农药的氛围里，跳蚤绝迹了。当四十年后，肝癌夺去了她的性命的时候，我就一直怀疑是不是那些“六六六”埋下的隐患。不久前，我听到我们的“管家婆” 建猷也因病去世了，心中非常难过，她那憨厚的微笑，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们的劳动工具是由安置费集体购置的，你想，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要赶制六千多人的农具，那粗制滥造就不可避免了。加上知青大多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生疏得很，不多久，它们就基本破败殆尽了，除了不常用的蓑衣，也就没有一样完整的物件。幸亏村民们的好心和巧手，不断地义务为我们修理。倒也勉强可以使用，虽然事半功倍，也聊胜于无。
长期的日晒雨淋，挑肩荷担，衣服脏了，也破了。不会洗衣服的男知青，却学会了用擂槌，到村口石头砧上捣衣，可是不像村民的布纽扣，我们衣服上那些骨质的纽扣却经受不起捶打，待到衣服晒干来穿，一粒扣子都没有了。于是上江圩的闹子上，便多了些，蓬首垢面，腰间系着布条子的“新农民”。可是那脸上却分明写着“知青”两个字。
何生给养的那条狗取名“黑黑”，是从村民那里讨来的，说也奇怪，陌生人进屋来，只要是讲长沙话的，“黑黑”就不咬。然而，即使是本村常常来玩的村民一进来它也便狺狺的发出警告。每天我们出外劳作的时候，黑黑便和我们一起出门，然后就自己玩自己的去了，到黄昏我们归来，黑黑便高高兴兴地跳着扑到我们身上来和我们亲热。
一个下雪的冬天早上，只听见和生嚷叫：“快起来，黑黑生崽仔了”。我们都喜滋滋地围了上去，只见狗窝里躺着3只毛色迥然不同的狗崽，眼睛都没有睁开，摸摸那柔软的毛茸茸的幼小的身躯，大家心中充满对于新生命诞生的喜悦。可是，也许是黑黑没有充足的奶水喂养，这些刚刚来到世间的小小的生命三天后便夭折了，和生在后院里挖了个小坑埋了它们进去，脸上充满了哀戚，半天没有说话。从此，我不管我的境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宁可忍受孤独，也绝不再养狗。
国家定量的粮食到第二年秋收就停止供应了。我们全都要靠自己在队上的工分，领取自己的口粮。饥肠辘辘的我们，有人就开始打黑黑的主意了。可是何生坚决拒绝了。他说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他就去了神湾知青小组，，约了神湾的知青杨志，由小杨把他们食堂养的狗带到我们村里来，在一阵乱棍之下，铁青着脸的我们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杀生。女知青也放下悲悯的情怀，每人分得了一碗狗肉。
过了几天，正好逢着赶集，我在上江圩集市碰巧遇见神湾的知青桂云，我转弯抹角提到狗的事情。不料，桂云满脸恐怖地对我说：“哎呀，有老虎，我们的狗被老虎吃掉了！”看到他那张皇的模样，我就忍俊不禁了，等我笑完后，把来龙去脉告诉他，他才不无遗憾地抱怨我：“你们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杀生的事情既开了头，黑黑最终也没有逃脱烹杀的命运。可是谁也下不了手，此时，正好大远公社的知青黄公来了，这位铁面书生便做了回屠狗的樊噲。我和他同是二中（长郡）的同学，他刚刚从师范学院休学回来便报名下了乡。那时候，他在县里很有些名气。我们解放路街道办事处当年第二批下放落户在凤下塘的知青小组失火，几个女知青活活被大火烧死，原来都是他的治下。他自己是穿着条短裤逃生的。当时这一场大火，震动了全县，全地区，甚至于省城---长沙。一时间，我们门前的公路上，军用吉普车来来往往，飞驰而过，来调查的、安抚的、善后的要员不绝于途……，我很难想象他当时所受的惊恐，以及事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心灵上的伤痛，从此后，我便很少看见他脸上有过笑容。
随着安置费使用告罄，艰难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原买回来的两盏大煤油灯，也失去了它的光辉。夜里我们和村民一样，早早地睡了。浩塘村也失去了知青们的笑声。
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当然也没有收音机。我们仿佛与世隔绝。但是，许许多多的外国歌曲，却暗地里在知青们中传播开来。那“三套车”可怜的老马，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可爱的玫瑰花“塞迪玛利亚”，西波涅，鸽子……几乎就成为滋润我们荒芜的心灵的甘露，我最难忘的是一首叫《异乡寒夜曲》的歌，据说是叛逃的马思聪的小提琴家写的，那凄婉哀怨的旋律，叫人柔肠百结：
离别了故乡，不知多少年呀
留恋的地方。
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
辽阔和渺茫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
妈妈的身边
冷冷的风呀静静的夜
明月向西落…….
对于这一群青春萌动的少年，我们当然也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当时对我们要求的是“三年不谈爱”，可是，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唱情歌。于是《星星索》也不胫而走：
微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
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
向你诉说我心中的思念
当我还没有来的你的身边
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
要等着我，要耐心等待，
啊，姑娘
我心象东方升起的红太阳
当然，还有一首名叫《南洋民歌》的小调，是至今在所有的歌厅的点唱机上都无法找到的，也象当年的《社员都是向阳花》一样，传遍了每一个知青食堂：
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
在这里，我闻过杜蔻花儿香
在这儿，美丽的南洋
遇见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
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
我和她，曾谈起我的故乡
她睁着，那大而黑的眼睛
她为我，却断送了她的青春
我看见，那海风吹起波涛
那正是，她的灵魂在向我哭号
我看见，那太阳照着海滩
那正是他，她的灵魂在向我微笑
大海水，已埋葬了她的身和影，
大海水，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
‘
在这如泣如诉的歌声里，我们有着对前途的失望，寄托着对流逝的青春的哀悼，我们用歌声来为自己疗伤。但是歌声填不饱肚子。我们开始各自寻求出路了。
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病退。
我们小组的组长----武星，原来就是街道社会青年学习小组的积极分子，平日里喜欢摇头晃脑文绉绉的谈论些“马列”。他身子单薄，还得过肺病，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便硬撑着，几个月下来，居然也能挑八十斤的柴火走十几里山路了。可是沉重的劳动和营养的匮乏终于把他压垮。
一天早上，只听见他咳了几声，“扑”地吐出口鲜血来，那血没有吐到地上，而是正正喷在蚊帐的后页。何生素来就很忌讳这样的场合。一骨碌爬起来往外就跑。他知道肺结核可是会传染的。我们一时也没有了主意，倒是建猷给他弄了碗红糖水。让他安安静静躺下来。
那蚊帐上的血红慢慢变成铁红，最后变成黑褐色，武星也没有洗去，我们进进出出看见实在很难受。带队干部老马来，询问我大家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上面大概已经准备让他返城了。问我不过是走走过场。我想，与其都在这里遭罪，能走一个算一。便说都同意他病退，我们没意见。就这样，他打起被包第一个离开了浩塘。其后，四十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当了郎中，在一个叫什么“堂”的药店里悬壶济世，挂了块牌扁“名老中医武星坐堂就诊”。那医道一定也很高明了，也不知他的肺病好了没有。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事情除了收到家中的汇款、包裹，就是“赶闹子”。也就是平常人们说的“赶集”。
那一天清晨，平日里冷冷清清的上江圩青石板街上，就挤满了从四乡八里赶来的人群，一条不到两百米的小街巷，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浮桥上人来人往，蹬蹬蹬地踏桥而来，脚步声就像放鞭炮一样，就连空气中也仿佛弥漫着节日欢乐的气氛。兴致勃勃的人们不断地和相识的人打招呼.
一个问：“耶版没弄？”（吃饭没有？）
一个答：“耶得，耶得”（吃了，吃了）
问的这个便说：“敢的修，拉务耶布”。（赶了圩，进屋吃午饭）
答的说：“啊啊，黑格黑格，翁吼哇角”。（好的好的，我去打酒）
如果你不看我的译文，我想你一定以为自己到了外国。可是小小的江永就有十几种方言，很多人都不会说西南官话
那卖肉的，把半边猪横摆在油积积的案板上，举着半月形的大砍刀，丁丁当当地剁肉；卖鱼的，盆里游动着鲜红的金丝鲤鱼;买生姜的，一担担白白净净的生姜，好像如今美容广告上那些美女模特的纤纤素手，又嫩又白，叫人喜欢。还有卖陶器的，卖蔑货的，卖豆腐的，卖柴的……。也有卖野物的，一回，我就看见山民牵着一只约莫十来斤重硕大的山鼠，肥壮如一只猫，瑟瑟地在台阶上发抖，带着好奇我问他，索价才五元。后来我才知道，那山鼠是西洋人叫“土拨鼠”的，他们常常用它来观察春天的是否临近。
在闹子的尽头，有一座塔形的建筑，里面石碑上的文字已经湮灭不可辨认，大约是用来祭奠河神的吧。碑亭下面的青石板桥前，几个衣裳褴褛的妇女，手拿着布票出卖。那年头，买卖票证是违法的，但她们却毫无顾忌。我记得当年长沙每个人的配给量是一丈四尺五寸。我一问价钱，才五分钱一尺。那年正好我妹妹结婚，就帮她卖了二十丈布票，让她的妆奁很是非同凡响。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了艾芜笔下《南行记》中所描写的景象：西南边陲小镇上的伙铺，那是在地上铺设一排六尺来长，一丈多宽的木板，靠壁悬挂着同样宽的大蚊帐，只是烟熏火燎，已经灰黑。白天，木板上人来人往，夜间就把蚊帐拉开，一字排开睡在木板上，少则几人，多则十来个人，同睡在这污黑的蚊帐里。这些南来北往的投宿者，多是赶集的手工业者，流浪艺人，贫苦的农民……
那临近街尾的河边上，住着一个英俊的少年---细欧。每逢赶圩的日子，他和她的寡母便磨点豆腐卖。他家便是知青们集会的场所，各村知青交换着彼此新近的消息，或者找点什么乐子。那时细欧才十六七岁，长得浓眉大眼，结实匀称。他特别聪明，也喜欢咬文嚼字，谈话中常常用点书面词汇，他喜欢和长沙知青玩耍，嘴巴很甜，哥呀，姐呀不离嘴，不到三个月，细欧便能讲一口流利的长沙话。不明底细的人，把他也当作知青。他喜欢看书，尤其是热爱古典文学。当时就在上江圩汽车站任代办售票员，我在离开江永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手抄本《唐宋名家词选》送给了他。后来，因为他帮助了太多的知青的逃亡而丢了工作。但是，这事他自己从来就没有提起过。
圩里唯一一家饮食店也打开大门。在炉火熊熊的店堂里，弥漫着缭绕的青烟，氤氲的香味叫人垂涎欲滴，辘辘饥肠无法抗御美味的诱惑。
“饺子面一碗——————”的招徕声，悠长而清脆响亮。店家的制作也别开生面。肉是不用刀切的，放在一个石臼里，一个赤膊壮汉，双手举起一根被油渍浸染得通红的木杵，象舂米一样，不断地舂搗，肉在石臼里波浪样翻滚，直到变成肉糜，然后把肉糜和调料、葱花一起放进碗底，用炉头上瓮坛里沸腾的肉汤一冲，再搁上面条和饺子。那个味道，唉！“趴过豪耶”（不雅方言，恕不翻译），真是无与伦比！时至今日，走遍了南北西东，吃过了鱼翅鲍鱼海参，也吃过龙虾牛排、寿司鱼片，我仍旧认为，那一碗饺子面是世界上最美的佳肴。
下午二点过后，圩市便渐渐地沉静下来。带着闹子上的喧嚣，带着聚会后的兴奋，知青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食堂。
“集体插队”，“知青食堂”的落户形式，原只是为了下放初期管理上的方便，对知青的未来根本就没有长远的规划。当国家短期内尚有钱粮配给的时候，大家尚且能够相互慰勉，共度时艰，勉强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一旦来源断绝，要靠各自从生产队领取自己的劳动所得来维系着食堂的延续，诸多的矛盾就出现了。
天下大势是“合久必分”，家庭聚散也是“树大分岔，儿大分家”。。大家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器皿平分开来，分灶而炊，过起了牛德一样的“单身工”的日子。“知青食堂”分崩离析，“知青小组”也名存实亡，知青都作鸟兽散了。而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不少女知青就在这种状况下，走进了的农民家里，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新农民。而一些男知青却从此走上了流窜之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海客瀛谈 二〇一一年元（宵）夜于安徽淮南 | 
发表于 2011-2-17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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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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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7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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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生动细腻的知青生活文章！不错。不错：）让江永的知青朋友感受一下如今浏阳老知青元宵夜的欢乐吧：）
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珍惜每分每秒，健康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