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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后现代是不易的,不后现代是可耻的

 

后现代是不易的,不后现代是可耻的

——读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有感

  

 

 书或者是文字,自然会分为许多种类,或是戏谑辛辣,或是娓娓道来,亦或是粗陋浅薄,不论它们表现如何,却很少有书如《第二次启蒙》这般让你一翻开便觉得热情扑面。这种热情基于对中国现实的痛切感受,也基于对中国未来的美好寄托。作为常年游学于各国的学者,作者对于自己祖国的热爱不禁让人动容,而这份热爱如果立足于敏锐的观察、详实的分析,则会更加促使具有同样感情的人们去认真思索。

 

“现代”这个词,包括可以用它修饰的一切事物,都是来自于300多年前那场以“启蒙”为名的文化运动。众所周知,经过“启蒙”这个过程,才出现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人以及我们熟悉的现代生活。启蒙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他们歌颂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向人们踌躇满志地宣布,作为主体的个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以求获得自身的自由,要达到这个目标,理性是最强有力的工具。

 

在启蒙运动摧枯拉朽一样的攻势前,盲信、非理性、蒙昧状态轰然倒塌。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北美大陆爆发了独立战争,而法国则喊出了“自由引导人民”的口号。现代政体建立起来了,现代社会在理性的规范下也井然有序。说到现代生活,全球各个国家地区之间有差异吗?没有,不论穷和富、不论文化差异有多大、不论相距多么遥远,大家所享有的现代生活是一样的。

  

提到启蒙,必然会提到康德。“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就是还不够理智;自己加之于自己,则是如果缺少了别人引导则不懂得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一句话提示出了启蒙运动的两个原则:主体性原则和理性原则。除了这两大原则,康德在这里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还有一个是启蒙的特点,即它的普适性特征。既然人人皆有理性,皆是“自我”,那么启蒙的原则就是不论民族、不分人种普遍适用的。

 

现代社会在这两大原则和一大特征上面水到渠成了。问题在于,启蒙运动的精神看似在康德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却远远不是它的逻辑终点。启蒙思想家,在肉体上摆脱了封建控制,在精神上摆脱了盲信的束缚,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后代,却在肉体上重新戴上了资本的枷锁,在精神上重又为启蒙所禁锢。主体性树立起来了,启蒙精神变成了主体性在夕阳西下时那斜斜的影子,挥之不去。阿多诺用这样的比方说明了现代人的困惑:当赞美之声“多美呀”破坏了一片自然风景之时,这风景变得更加丑陋了。

 

于是,后现代主义呼之欲出。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向现代性各个方面都发起了进攻,它是对深陷于启蒙辩证法中不能自拔者的一针清醒剂。使我们能够详细检视由笛卡尔和伽利略、达尔文同黑格尔描绘出来世界图景,去分辨它的色彩、风格及表现力。但是始终,对于一种思想形式的批判只能停留在清醒剂的阶段上,永远无法使病人身强力壮。就像《第二次启蒙》作者所述,这远非是这本书的全部,更不是这本书的重点。作者更愿意在启蒙精神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建设性的内涵。即“将第一次启蒙的最伟大成就‘整合起来’”。我们看到,这种对于启蒙运动的自觉意识,不仅是对来自于西方思想的反思,也是当今中国建设自身精神气质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接近10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自己的启蒙。中国人民自此开始了作为整体的觉悟和进步,也确定了未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整体目标。这场启蒙运动,与发生在西方的并没有分别。反对旧礼教、反对专制与蒙昧,高呼理性与个性解放,要求民族独立。于是,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与西方也就别无二致。及至到了当代中国,在第一次启蒙的意义上,个人主义还未来得及充分实现其个人解放的含义,却已经开始堕落为私欲膨胀的遮羞布;理性还未来得及锻造成为反对权威、反思自身的武器,却已经成为我们利用他人、精心计算的工具;科学那曾经探索世界的精神也自我降格为商品的推销员。在今天中华大地上发生着的功利至上、麻木不仁、与自然恶性争夺的诸种怪现状,一直在不断提醒我们,曾经使人摆脱蒙昧状态的这些观念,在300年后的今天,只剩下了它的极端表现形式。

 

然而,在中国,上面这段话还有着它的反面。中国作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存在了两千余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编织起来的罗网是中国社会历来的固化剂,个人在这种罗网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格的扭曲。在如此的传统之下,谁敢说经过这启蒙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就已经完全灰飞烟灭了呢?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不再供奉于家中,谁敢说没有供奉在我们自己心里呢?我们宁愿“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它僵而不死,仍然在腐蚀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如此的意义上,第一次启蒙所标榜的个人主义仍旧保有它个人解放、追求自由的含义;反对威权的旗帜在理性这里也并未倒下;科学技术也在继续为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做着贡献。

  

既要面对具有巨大惯性的传统力量,又要面对现代文明表现出来的狰狞,这就是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最大现实。在中国,前现代与现代并存。经历了一次启蒙的中国,必然要经历第二次启蒙;已经足够现代化的中国,必然要接受“后现代”的洗礼。在这个复杂的现实意义上,建设后现代性的中国是不易的,但是,在认清了现代文明之渊弊的情况下,不后现代,则一定是无耻的。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郭 鹏

 

 

       一边有人要“启蒙”,一边又有人还要拼命“造神”。每年到这个时候,总有人拼命鼓噪。造神的人还恨不得可以打造一种可以监控每一个人思想言谈、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联络交往聚会等一切活动电子监控仪器就好,从身体到心灵都实习实行全民控制。

     一个民族总有这样一些“内耗”,还想走在别人的前面?正像我们看朝鲜,老百姓饭都吃不饱,金家还好意思搞世袭?偏偏有人说,朝鲜就是搞得好,比我们中国还好,因为他们坚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讲这些鬼话的人,没有一个申请移民到平壤与金三世去共同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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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还处于以农耕文化为主状态的大国,其要跨入工业化状态,跟上信息化时代,对整体国民而言,进行多次的启蒙是必然的;不接受现代化启蒙就会边缘化,反对启蒙实是反对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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